胡德平：建国后的青年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次群众运动｜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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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第一份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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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党中央改组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耀邦同志在单位接受群众审查。审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团战线，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记得1967年1月底的一天夜晚，我去团中央机关看望父亲，他让我看了他向中央写出的一份申诉材料。当时的政治空气很紧张，我也紧张，他的申诉大有“翻案”之嫌。我匆匆看了一遍，只说了一句“实事求是吧”！便赶忙离开。很快“文革”在全国进入造反夺权阶段。他的申诉，使我对父亲认识上的矛盾，在脑海里更掀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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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从学校返回家，看到父亲的书房里有十几册《团的文件汇编》，随手一翻，看到父亲在《团中央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使人情动。他讲：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精神武器，“这个武器比氢弹还厉害，氢弹的威力有多大呢？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氢弹等于200万吨‘TNT’黄色炸药。我们要承认氢弹是厉害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比现在世界上的氢弹更厉害，是最强大的武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至于后面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也没往下看了。幼稚地认为，父亲是否反对毛泽东思想，仅此一句话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且这些话说的自然、诚恳且很带有感情色彩，不是阿谀奉承的话。我对父亲的正面认识又加深了一步，自己的心境也稍稍放松了一些。这种感受很大程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家庭利益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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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人民几乎都卷入“文革”这一狂潮之中，九亿人口的大国，置身事外者极少。工农商学兵各界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都以革命的名义命名，都以忠于毛泽东思想而自豪，自然使用的最方便的武器就是身边的《毛泽东语录》了，只需在《语录》中寻章摘句找出几句话，便是得心应手的武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党内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领域中，参加战斗，发表评论，采取革命行动了。我也身处这一狂潮之中，只是多了一点对家庭、父母和他们同辈人辨伪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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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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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是在1958年6月28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开始的。“决议”强调了学习的目的：“应该充分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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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党全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时期，革命的气氛和热度大大高于建设的气氛和热度，政治运动不断，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正是“大跃进”起跑之时。这种学习运动势必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加之1959年至1961年我国又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甚至连吃饭，死人的严重问题都发生了，这都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尽管起步粗糙了一些，对学习毛著运动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但共青团发起的这场学习运动无意之中，却进入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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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批复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在这以后，团中央发起的学习运动又增加了一项任务，既要面对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克服困难，树立信心，解决生产经济问题，又要面临国际共运中，如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新问题。

1960年3月1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又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报告提到1958年参加学习运动的人数约有1000万人，1959年坚持下来有200万人。其中确实涌现出了一些突出的积极分子，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消极的情况，有的是立场问题，有的是妄自菲薄的思想作怪，但大量的还是认识问题。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青年则应先进人物事例去提高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兴趣。（《中国共青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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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林彪提出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号召。这是林彪在其工作领域中发出的号召，未见得适应于全国。紧接着，当月31日至2月9日，全军第四次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报道：“罗荣桓元帅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罗荣桓元帅）并做了重要指示。胡耀邦作了《全国团的主要情况和今年的打算》的报告。”说来也巧，一年之前的1960年2月9日，耀邦同志也讲过“立竿见影”的问题。他说“立竿见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如鼓干劲，分析本单位的问题等等。但是，从培养理论人才来说，从培养比较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来说是不实际的。”“立竿见影”和学习毛著挂钩从此时谈开起，是他冒叫一声，还是信手之笔？一年之后，空谷回音有了林彪强力的回声，好在当时并没引起什么风波，倒是罗荣桓元帅和军队一些将领对林彪学习毛著的方法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善意批评，之前还有总政主任谭政同志提出过意见：学习毛著，不能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可见“个人崇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正确的态度，对此的能默许，不能鼓励，更不能以此作为开启党内斗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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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1日，共青团中央批转“团陕西省委宣传部《当前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团中央的批示意见是：对“目前全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青年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批示特别强调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冷静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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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6月11日，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第三部分去讲。这部分主要是讲青年人应在“三大革命”运动（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中进行学习。不仅是书本文本的学习，而是本着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去学习。报告又讲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一要明确目的，第二要有正确方法，第三要有学习毅力。在学习方法上，主要讲了“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活学活用。”他借用了林彪的学习方法的一部分，但也舍弃了一部分。我记得三年之前，他曾登门拜访过林彪一次，谈到过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这次大会开得很隆重，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会议，并接见代表。总书记邓小平出席并做政治报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总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除请假之外，均出席了团的九大。团的九大向全国青年提出了实现祖国“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任务。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分别就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问题做了重要报告。不必讳言的是，会议很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左”的情绪和代表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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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