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克林（1916-2003），河南邓县人，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参加了《人民日报》创建的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记者）之一。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然而，当我深入这个山村内部，却发现另一种景象：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过去我来大寨，不能随便和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干部群众任意交谈，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我串了七八家窑洞，一种“自由”“解放”的喜悦扑面而来。大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真好！贾忙妮说：“现在可真自由，想甚时去地就甚时去！”吕喜英说：“邓小平真沾！可把咱妇女给解放了！”自由，解放，这本是三十多年前常见的字眼，今天，竟在大寨妇女们口中重新出现，颇耐人寻味。
这个长期在“左”的禁锢中的山村，一旦获得解放，立即显出新的活力。几个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那艰难的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一个农民看我好像不大理解，在旁说：“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是的，就是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却是二十多年没弄懂，硬是把人家捆在一起，“摽着穷”。
大寨是1983年初开始实行包干到户的。当时一些老干部想不通，年轻人多数想试试看，昔阳县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转好这个弯。没想到这一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群众反映：“这年真怪，种甚收甚！”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大寨所显示的勃勃生机，不仅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因为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路”而紧紧“堵”着的各项生产门路疏通了。大寨当前经营的项目，除粮食种植外，有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近十项生产。后山煤矿绞车隆隆，虎头山下车轮滚滚，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大寨的后山蕴藏着优质的煤层，过去这里就有“要想富，开黑库”之说。五十年代初，老英雄贾进才曾带头在这里挖过小煤窑。可是后来批判“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煤窑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来批去，从此黑色金库长期沉睡地下没人敢再提，老贾也因此背了几十年黑锅。如今煤窑重新打开，乌金滚滚，每年产煤约一万七千吨，可收入二十多万元，净交集体七万五千元。几十个新矿工，每人每月收入近二百元。
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去年大寨出现一股争买汽车“热”。到今年初，社员个人买大汽车八辆，带头小四轮七辆。大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家庭副业和小手工业蓬勃兴起，铁木工匠各显其能。耿艮柱的家庭养鸡场，一年育雏过万只，还为食品商业部门提供了上万斤鲜蛋和大批肉鸡，为周围村提供了一批良种鸡。这个昔阳闻名的“养鸡专业户”，去年人均收入两千元。
大寨果园已有一百二十多亩，一千五百多株开始产果。金黄的“丁露香”，艳红的“甜红玉”，累累满枝，今年预计可收十五万多斤。还有几万株幼苗，共可收入四万来元。“山上绿色银行，山下黑色金库”，这是大寨集体经济的两大支柱。地下还有矾石、粘土等矿藏呢。今日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不再只是金皇后和高粱，而是多彩多姿。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勤劳勇敢的大寨人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生产力。农、工、商、林、果、牧全面发展，产业结构、种植结构、以至食品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小米小麦多了，去年人均小麦二百五十多斤，大寨人的食品不再是“老玉米当家”，而是天天有白面了。
短短两三年，大寨开始呈现出集体壮大、个人富裕的新局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相比，去年总收入达五十四万多元，增长近一倍；人均纯收入六百零一元，增长两倍多。他们最近提出新的目标：“奋斗五年，人均两千。”这是有条件、有根据的，当然也是艰巨的。集体经济壮大了，一方面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一方面为家庭经济服务，促使承包后的农户走共同富裕之路。这可不是“归大堆”、又吃“大锅饭”，而是合作经济优越性的新体现。这几年集体经济为农户作了几件好事：一是各户承包土地，由集体提供良种、农药、化肥等，亩均约五十元，他们叫“以工补农”；二是各项费用，如干部补贴、民办教师、优抚代耕、管理费等由集体统一承担，不再向农户摊派，因此大寨农民不感到负担重的问题；三是集体统一购买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另外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以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比“农业学大寨”时强得多。
大寨当前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房子问题。如今生活富裕了，家中摆设多了，每家都希望有个独门小院，养鸡喂猪，栽花种树，美化生活环境；可现在那列车似的排排窑洞却很少发展余地。我串过几家门，有些家里广式沙发、大彩电，新式家具一应俱全，可门外却是乱糟糟。正象他们自己说的：“窑内电视电扇，窑外乱成一片。”加以这些年孩子长大，青年结婚，人口发展，矛盾更加突出。大寨现已由前几年的八十多户发展到一百二十五户。住在下边或上边的还可盖间小房房，中间一层的就毫无办法。据说，当年修建这样的“大寨楼”时，有个老社员就提过意见，说这不适合农民生活，却挨了当时大寨负责人的一顿批，以后就再没人敢说话了。如今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大寨楼”的建设反映了当时大寨领导人的思想。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参观，成排成行，威武壮观。其实不尽如此。当时一些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平均，集中。生产资料集中，自留地集中，牛集中，猪集中，人也集中。鸡不能集中，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人们改善生活的种种要求都属于“资”，好象无产阶级只能是苦行僧式的苦一辈子。一个时期，大寨青年不得戴手表，不得穿皮鞋，不得下饭馆，甚至姑娘穿件花衣服也被看作带着“资”味，也要批。“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这里，我还想为大寨和昔阳人说两句话。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象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赵存堂，1975年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会计，就因为给一个外出木匠开个介绍信，被批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而开除党籍，直到1980年才得到纠正。历史的转折，给昔阳的任务特别繁重。既要肃清“左”的毒害，又要保护干部群众，昔阳县委为拨乱反正做了艰苦细致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这次到大寨，当我紧握着贾进才老英雄的树根一样的双手，坐在坑头叙谈往事的时候，我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宋立英连忙说：“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这是对当时历史的简明又实在的概括。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被某些野心家涂上政治色彩、当作工具利用的时候，大寨是被玷污、被扭曲了！我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愿大寨的年青一代，能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历史又翻过新的一页。喜看今日大寨，一派欣欣向荣。当大寨人懂得“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当他们挣脱“左”的绳索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后，立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经过历史的曲折和阵痛之后的大寨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充满活力，充满信心！
（原文载《人民日报》1985年10月5日 第2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当代农政）：李克林：今日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