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林:今日大寨

                                       

[本文作者]李克林(1916-2003),河南邓县人,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参加了《人民日报》创建的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记者)之一。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然而,当我深入这个山村内部,却发现另一种景象: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过去我来大寨,不能随便和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干部群众任意交谈,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我串了七八家窑洞,一种“自由”“解放”的喜悦扑面而来。大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真好!贾忙妮说:“现在可真自由,想甚时去地就甚时去!”吕喜英说:“邓小平真沾!可把咱妇女给解放了!”自由,解放,这本是三十多年前常见的字眼,今天,竟在大寨妇女们口中重新出现,颇耐人寻味。

这个长期在“左”的禁锢中的山村,一旦获得解放,立即显出新的活力。几个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那艰难的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一个农民看我好像不大理解,在旁说:“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是的,就是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却是二十多年没弄懂,硬是把人家捆在一起,“摽着穷”。

大寨是1983年初开始实行包干到户的。当时一些老干部想不通,年轻人多数想试试看,昔阳县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转好这个弯。没想到这一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群众反映:“这年真怪,种甚收甚!”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大寨所显示的勃勃生机,不仅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因为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路”而紧紧“堵”着的各项生产门路疏通了。大寨当前经营的项目,除粮食种植外,有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近十项生产。后山煤矿绞车隆隆,虎头山下车轮滚滚,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大寨的后山蕴藏着优质的煤层,过去这里就有“要想富,开黑库”之说。五十年代初,老英雄贾进才曾带头在这里挖过小煤窑。可是后来批判“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煤窑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来批去,从此黑色金库长期沉睡地下没人敢再提,老贾也因此背了几十年黑锅。如今煤窑重新打开,乌金滚滚,每年产煤约一万七千吨,可收入二十多万元,净交集体七万五千元。几十个新矿工,每人每月收入近二百元。

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去年大寨出现一股争买汽车“热”。到今年初,社员个人买大汽车八辆,带头小四轮七辆。大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家庭副业和小手工业蓬勃兴起,铁木工匠各显其能。耿艮柱的家庭养鸡场,一年育雏过万只,还为食品商业部门提供了上万斤鲜蛋和大批肉鸡,为周围村提供了一批良种鸡。这个昔阳闻名的“养鸡专业户”,去年人均收入两千元。

大寨果园已有一百二十多亩,一千五百多株开始产果。金黄的“丁露香”,艳红的“甜红玉”,累累满枝,今年预计可收十五万多斤。还有几万株幼苗,共可收入四万来元。“山上绿色银行,山下黑色金库”,这是大寨集体经济的两大支柱。地下还有矾石、粘土等矿藏呢。今日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不再只是金皇后和高粱,而是多彩多姿。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勤劳勇敢的大寨人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生产力。农、工、商、林、果、牧全面发展,产业结构、种植结构、以至食品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小米小麦多了,去年人均小麦二百五十多斤,大寨人的食品不再是“老玉米当家”,而是天天有白面了。

短短两三年,大寨开始呈现出集体壮大、个人富裕的新局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相比,去年总收入达五十四万多元,增长近一倍;人均纯收入六百零一元,增长两倍多。他们最近提出新的目标:“奋斗五年,人均两千。”这是有条件、有根据的,当然也是艰巨的。集体经济壮大了,一方面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一方面为家庭经济服务,促使承包后的农户走共同富裕之路。这可不是“归大堆”、又吃“大锅饭”,而是合作经济优越性的新体现。这几年集体经济为农户作了几件好事:一是各户承包土地,由集体提供良种、农药、化肥等,亩均约五十元,他们叫“以工补农”;二是各项费用,如干部补贴、民办教师、优抚代耕、管理费等由集体统一承担,不再向农户摊派,因此大寨农民不感到负担重的问题;三是集体统一购买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另外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以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比“农业学大寨”时强得多。

大寨当前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房子问题。如今生活富裕了,家中摆设多了,每家都希望有个独门小院,养鸡喂猪,栽花种树,美化生活环境;可现在那列车似的排排窑洞却很少发展余地。我串过几家门,有些家里广式沙发、大彩电,新式家具一应俱全,可门外却是乱糟糟。正象他们自己说的:“窑内电视电扇,窑外乱成一片。”加以这些年孩子长大,青年结婚,人口发展,矛盾更加突出。大寨现已由前几年的八十多户发展到一百二十五户。住在下边或上边的还可盖间小房房,中间一层的就毫无办法。据说,当年修建这样的“大寨楼”时,有个老社员就提过意见,说这不适合农民生活,却挨了当时大寨负责人的一顿批,以后就再没人敢说话了。如今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大寨楼”的建设反映了当时大寨领导人的思想。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参观,成排成行,威武壮观。其实不尽如此。当时一些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平均,集中。生产资料集中,自留地集中,牛集中,猪集中,人也集中。鸡不能集中,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人们改善生活的种种要求都属于“资”,好象无产阶级只能是苦行僧式的苦一辈子。一个时期,大寨青年不得戴手表,不得穿皮鞋,不得下饭馆,甚至姑娘穿件花衣服也被看作带着“资”味,也要批。“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这里,我还想为大寨和昔阳人说两句话。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象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赵存堂,1975年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会计,就因为给一个外出木匠开个介绍信,被批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而开除党籍,直到1980年才得到纠正。历史的转折,给昔阳的任务特别繁重。既要肃清“左”的毒害,又要保护干部群众,昔阳县委为拨乱反正做了艰苦细致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这次到大寨,当我紧握着贾进才老英雄的树根一样的双手,坐在坑头叙谈往事的时候,我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宋立英连忙说:“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这是对当时历史的简明又实在的概括。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被某些野心家涂上政治色彩、当作工具利用的时候,大寨是被玷污、被扭曲了!我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愿大寨的年青一代,能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历史又翻过新的一页。喜看今日大寨,一派欣欣向荣。当大寨人懂得“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当他们挣脱“左”的绳索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后,立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经过历史的曲折和阵痛之后的大寨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充满活力,充满信心!


(原文载《人民日报》1985年10月5日 第2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当代农政):李克林:今日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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