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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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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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旅日日记:

 

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

李海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已退休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他一向重视对日本的工作,他对日本的了解既多又深。在他担任总理26年间接见无数外宾,以日本友人为最多。这固然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同日本密不可分,特别是周恩来在十九岁时曾东渡日本居住了一年七个月,对他的思想转变发生重大影响,是他建立信仰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从他保留下来的一本旅日日记可以看出。《日记》是周恩来于民国七年,即1918年1月1日到1918年12月23日在日本写的,写在当时文具店出售的硬皮的日记本上,原件上题为《学校日记》。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周恩来(中)留学日本期间和同学在东京合影

周恩来旅日日记为何会辗转至

 

柴孺瞻手中保存,谜底尚待揭晓

《日记》经过20多年战乱,保留下来实属不易。《日记》发现于1952年。据推断,周恩来应该是在1920年11月由天津前往上海赴欧洲留学之前,将日记、南开中学52篇作文(手稿),还有许多信件、相片整理放置在一个小箱子内,交给南开的教师或同学保存,后辗转到柴孺瞻(归绥人,归绥即今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手上。1952年,柴孺瞻之子柴平向他的中学同学、时任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张济说,他的母亲(柴孺瞻之妻)到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教书,离开天津之前告诉他,在亲戚家里保存着周恩来的一个小箱子。张济当即向时任中国共产党天津青委秘书长刘焱汇报并于第二天取回箱子。刘焱很重视,在箱子取来之后,和青委几位负责人一起打开,发现内有《日记》、南开中学52篇作文(手稿),还有许多信件、相片,均是珍贵的原件。于是立即向天津市委秘书长于志远汇报。因箱子已经破烂,重新做了新的箱子。于志远决定送中央办公厅。1952年8月14日张济专门写了关于发现日记过程的文章,9月12日中共天津市委向中央办公厅写了报告,派专人将箱子送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颖超将这批日记、作文手稿等全部交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

1993年,发现日记的刘焱,时任南开大学教授,也是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主任,在其所编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首次将日记的主要内容节选公开,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合作编辑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日记全文公开。同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还联合出版了《周恩来旅日日记(影印本)》。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周恩来赴日前夕写的抒发救国抱负的一首诗。1919年3月,他在回国前夕将这首诗书赠留日南开同学,表示将要“返国图他兴”

柴孺瞻是怎么得到日记的呢?刘焱只知道柴曾是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因找不到柴孺瞻与周恩来的直接关联,2012年刘打电话向伉乃如的孙子伉大器咨询,从而引起伉大器对此问题的关注。
伉大器退休后开始整理爷爷伉乃如的资料,查阅了南开学生名录,没有发现柴孺瞻的名字,可见他不是南开的学生。他找到张济请教。张济说他当时写发现的过程时写了“据说柴孺瞻和周恩来是同学”。但他并不知道他俩是不是同学,那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查证,所以采用模糊的“据说”两字。
伉大器查到1934-1936年天津档案,档案记载:柴孺瞻是陕西府谷人,1904年出生,1934—1936年在天津商检局工作。柴孺瞻比周恩来小6岁。伉说,爷爷伉乃如,七七事变后随南开迁到重庆,许多东西来不及带走,并将天津的房屋出租。租房人可能是柴孺瞻或者是柴的亲戚。也有可能是柴孺瞻到内蒙古之前将箱子放在亲戚家,并告诉妻子。柴孺瞻虽是国民党在内蒙古的重要干部,但是他能保存周恩来的日记和物品,由妻子交给新的政权,应该肯定。
伉乃如比周恩来大8岁,1911年毕业于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化学科,因考第一名,被南开校长张伯苓选中到南开教化学,同时担任张伯苓的秘书。他曾与周恩来同台演出话剧《仇大娘》,两人交往甚多。他俩虽是师生,却以兄弟相称。周恩来去日本之前就将一部分东西存放在伉家,伉家生活稳定。1919年春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伉乃如推荐周恩来当张伯苓的帮办秘书,并协助他做校友会的工作。周恩来有了固定的收入。在南开读书时周恩来因家庭困难,学习优秀,是校内少有的免费生、勤工俭学生。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伉乃如联系在印刷厂担任主事的哥哥伉聘卿,解决了报纸印刷事宜。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等人被捕,伉乃如积极营救。1920年10月周恩来在南开校董严修的资助下决定到欧洲留学考察。由伉乃如办理每个月寄钱的事务。所以周恩来在临走之前将东西存放在伉家比较合情合理。如果能根据1940年以后的户籍登记,查到到底是谁租了伉家的房子,这件事就会真相大白。

结识村田忠禧、矢吹晋等日本学者

 

寻访周恩来在日足迹

 

实地感受周恩来留日心境

周恩来仅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俄国刚刚爆发了十月革命。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革命,为了筹办军粮,大量购买大米,引起国内粮价飞涨。人民爆发了席卷大半个日本的米骚动。这些都给年轻的周恩来很大的教育,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对立严重。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情况报道较多,周恩来比在国内的青年人,更多地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更多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写《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时,写作小组利用了《日记》中的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周恩来在日本读过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露西亚研究》,只是看到他在日记中所做的800字的摘要。因而《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只能笼统地谈周恩来在日本观察日本社会后,特别是米骚动后,放弃了军国主义、“贤人政治”救中国的想法,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1955年8月,周恩来会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

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我经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先生推荐到日本参加学术讨论会。10月22日中午,在飞机场刚一出关,进入大厅就看见他向我招手。在异国见到熟人,分外亲切。我们坐上地铁,自然攀谈起来。他中等身材,健壮、坚毅、动作敏捷,为人质朴、待人诚恳,虽然第一次单独接触,但是一见如故。
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我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后的第二年,1999年6月1日,村田忠禧先生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座谈会上做《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的报告。这是他首创的新的研究方法。他用中文介绍,虽然有时不太流利,但是我们都能听明白。后来他写了《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文。
村田忠禧比我小两三岁,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一直秉持学者的严谨、客观治学态度。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真实、真理,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政党和媒体也有同样的问题。”1996年翻译出版《侵华日军的化学战》,为此他多次到宁波等地实地调查。他是日本民间继井上清之后少数坚持钓鱼岛(亦称“钓鱼台”)是属于中国的学者。不隐讳钓鱼岛争议的真相,把本来的历史面貌告诉读者。2012年退休,成为名誉教授。
他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经常出席中国的学术活动,并担任一些大学的兼职教授,同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保持密切的关系。从1971年以来,他到中国次数接近100次。为了接待中国留学生他特别修建了租金便宜的会馆。他还将《毛泽东传(1893-1949)》译成日语出版。他还翻译了故事片《周恩来》(1991年丁荫楠执导)。今年4月,他翻译的由我主编的《周恩来传略》将在日本出版。
我当时去日本带了若干本我出的书,其中最多的是《周恩来的足迹——100个真实的故事》(后经扩充、补充,改名为《周恩来传略》),一见面我即送给村田先生一本。这样村田先生主动介绍我认识了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先生。
矢吹晋先生主编的《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正好于1999年10月1日由小学馆文库出版。因题目突出了19岁的周恩来,日本青少年竞相购买,当月即再版,共印3万册,影响很大。
矢吹晋的名字,我早在1990年前后就听到过,如雷贯耳。他1938年生于福岛县,1958年进东京大学经济学院,开始学习中文。他从1958年攻读中国经济专业起,一直研究中国。单独著作就超过了40部,合著编著加起来超过了70部。我们每次见面,他都有新的著作送给我。
1999年10月25日,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中等身材,年长我几岁,正值壮年,儒雅、沉稳、谦和,平易近人,讲话不慌不忙,一口流利的中文,标准的普通话。为了写此文,我向他索要简历、研究经历及心得、收获、成绩,他迟迟不给,说:“我不算大学者,只是普通的教授,不敢说自己。”他这种谦虚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仅给我一份2013年在东京的北京大学校友会编《中日100人开讲》,有采访他的报道,文章很短,写道:

采访中,矢吹晋一边拿着自己的新书,一边引用数据,讲述了他对当今中日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其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全新的解释,让我猜测“他在中国是不是有特别的情报来源”,但出乎意料的是矢吹晋的全部研究都是基于公开资料。据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的关志雄介绍,矢吹晋“在还没有电脑的时代,是通过逐字阅读《人民日报》来收集信息的”。他说,不要被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报道所迷惑,“相信事实和逻辑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为了在这个信息化社会中生存下去,应该牢记的想法。矢吹晋下步打算总结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这是为了让日本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也是为了促进中国自身现代史的研究。矢吹晋认为推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十分重要,他认为日本人尤其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泡沫经济崩溃20年来,日本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活力和不断追求的精神,这点他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我们在东京第一次见面,他即送我几本《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我回送他一本《周恩来的足迹》,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当场就一起讨论、研究周恩来在东京的情况。他马上领我到周恩来在东京学习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旧址参观。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早已毁于战争,日本人在此植树立碑纪念。然后又领我到旧书店一条街。他说:周恩来常常来此买书。这条街基本没有变化,可以拍照。我们步行,边走边谈,兴趣盎然。能遇到这样的向导,真是荣幸。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1999年10月25日,李海文(左)与矢吹晋第一次见面,在日本东京周恩来读书处合影

当晚,他和译者铃木博在周恩来吃过饭的汉阳楼设宴,请小学馆的子公司老板高桥团吉、村田忠禧等先生作陪,一起交流切磋。汉阳楼第一代店主顾云生和周恩来是绍兴同乡,1998年是第三代店主顾定源,他是顾云生的孙子。
第二天他带我到小学馆观看《邻人的肖像》,这是一部关于周恩来在日本的电视片。此片已经在电视台播放过。电视片中有周恩来与保田在院子里追逐玩耍的情节,院子很大,绿树成荫。
矢吹晋先生告诉我,1999年春,电视制片人郡进刚发掘出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实,其概要如下:保田重右卫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生,大正元年21岁时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现在的东京艺大)上学,自美校毕业后住在下谷区谷中的宿舍(灵梅院的寺庙)继续创作。此时,保田已经成为富有朝气的西洋画家,《肖像》作品已在日本美术院展出,并获得高山樗牛奖。保田比周恩来大7岁,因为严智开的关系而与周恩来相识。南开校董严修之子严智开与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同学,在东京美术学校留学时与保田结成好友,两人同住灵梅院。1918年2月,严智开要回国一趟,然后去美国留学,因周恩来生活拮据,经常吃白水煮豆腐,便将灵梅院的房间留给周恩来使用。周恩来在2月1日夜搬去灵梅院,2月23日,因“贷家必须解散,定明日迁移”,只借用三周,但是对因经济困难而经常搬家的周恩来来说不短了。就在灵梅院借宿期间,周恩来与保田君有了共食、相谈之谊,“彼且画余像”。这幅周恩来的画像由保田重右卫门后人保存。
同时,矢吹晋先生还送我《保田重右卫门年谱》复印件,年谱内有保田重右卫门画的周恩来肖像和当年的灵梅院。灵梅院寺庙在保田重右卫门的笔下是柴门、篱笆墙、孤寺。当时灵梅院所在的日暮里是郊区。
日本剧作家岩间芳树根据此事写成剧本,与保田重右卫门的后代、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合作制作电视剧《邻人的肖像》,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播出。同时,小学馆编辑部请矢吹晋先生编一本以《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为题的书。
在《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一书中,矢吹晋教授援引当年东京《朝日新闻》《中央新闻》《横滨贸易新报》《中外日报》的相关报道,介绍了1918年日本风土人情和思想界的情况,如:中国留学生租房费用,米、肥皂、蔬菜价格,天气,市营电车、隧道开通等交通情况,介绍了周恩来当年常去的商店、剧院及交往朋友的情况,还对小说、电影、歌剧、流行歌曲等文化艺术情况特别是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后各界反应以及流行病暴发情况作了梳理。特别是他找到周恩来读过的《露西亚研究》全文,并附在当日日记(矢吹晋先生请老朋友铃木博将周恩来旅日日记译成日文)的后面。全书严谨、真实,有根有据,使人们对于当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氛围,特别是周恩来的思想变化有了真切的了解,使现在年青人能读懂,有现场感、历史感,大受欢迎。
当时,我所带去的《周恩来的足迹》一书,其中有一篇是讲述周恩来旅日的《绚丽的樱花》的文章。这是1992年我随中日友好代表团赴日参加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二十周年活动,看到周恩来读书处的模型,回来后写成的。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1999年10月25日,李海文(中)与矢吹晋(右二)等在汉阳楼合影(高桥团吉摄)

周恩来钟爱樱花。日本人民对樱花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周恩来,震撼了他的心。1919年春,樱花盛开的季节,他决定回国前到京都观赏樱花。京都是日本的古都,四周是山,岚山、圆山和城中运河两岸都是樱花树。9天之内,周恩来两游岚山,四游圆山,从4月5日到9日,在短短的四天之内一连作了四首诗记述此事,可见他对樱花之喜爱。他一直留恋樱花。他在雨中二游岚山,看到——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他看到樱花,不由地想到: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第四次游圆山,看到樱花已凋谢,游人稀少,无限惆怅而感慨: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他联想自己的身世,从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悟到人生的哲理。他从观花如潮到游人渐稀,不由地感叹: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在中国,海棠花同樱花有许多相似之处,花开时都是“淡红娇嫩”,从花开到花落前后差不多都是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且都是先开花后生出嫩叶,海棠花的谢落也是那么豪迈,那么毫不犹豫,壮观、整齐地落下。1981年4月1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邓颖超大姐请我们编辑人员到西花厅做客,赏花。她望着院中盛开的海棠花,深情地说:恩来到西花厅看望一个病人,看中院内的四株海棠树,才决定搬到这里来的。
从1949年11月到1976年1月离开人世,周恩来的家、办公地点一直在西花厅。每当周恩来观赏绽放的海棠花时,在缤纷落英的院子里散步时,是否又想起日本盛开的樱花?想起当年追求真理的豪情?又回到当年“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的喜悦呢?
周恩来钟爱樱花。周恩来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询问中野、上野樱花的长势。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请他访日。由于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而未能成行。这个意愿由夫人邓颖超大姐实现了。1979年樱花盛开的时节,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恩来诗碑剪彩时说:“绚丽的鲜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千树万树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保留地谢去,对年轻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给予很大的启示。”
10月27日,村田忠禧先生买了东京一日游的车票,安排他的学生伍亦静女士(上海人)专程陪我。我听了矢吹晋先生的介绍特别想去看灵梅院寺庙。村田忠禧先生马上将票退了。那天可能有台风,狂风暴雨,行走困难。我和伍女士顶风冒雨先到东京历史博物馆参观,然后我们乘车到日暮里。此时雨过天晴,今日的日暮里已经是繁华的市区。找到灵梅院寺庙时,寺庙之小令我惊讶,只有一座房子,没有院子。我们受到住持的热情接待。日本的和尚仍然保留了中国元朝的习俗,是可以结婚的,现在的住持是当年接待周恩来的住持的孙子,他详细地介绍了80年前灵梅院寺庙情况,说当时这里是郊区,寺庙很小,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大,并笑着说:艺术总是会夸大的。
1918年2月1日,周恩来从神田区搬到日暮里灵梅寺院。这里寺院多,日本人死后葬在寺院里,所以墓地多,樱花树多。那天人少安静、风景宜人,我们在树下徜徉,体会着当年周恩来的心情。想象着周恩来一扫连日的烦恼,每天从樱花树下走过,去补习日文,去参加留学生“新中会”的集会。樱花树陪伴他度过在日本的500个日日夜夜。
10月 30日,我到京都后的次日,因村田先生介绍我见到竹内实先生,他送我几本1915-1919年的《日录20世纪》画册,一年一本,就是没有1918年的。这天我在花园大学教授小野信尔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岚山和园山等名胜。只有身临其境,才知道岚山在京都的西边,是郊区,园山在京都东部。周恩来在京都写的诗,是看到在不同的地方的樱花而写的。一进园山,有一棵大的樱花树。小野信尔先生告诉我说:周恩来来园山时,这儿就有一棵这样的樱花树,那棵树死了。这是补种的,但树种是一样的。你应该拍下来。
正因为有了切身的感受,我回国后将《绚丽的樱花》一文重新改写。同时萌生了将《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一书介绍给中国的青少年的想法。

发愿将矢吹晋

 

《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

 

一书译为中文并在国内出版

2000年8月24日,村田忠禧先生、矢吹晋先生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学术交流,会后,我向矢吹晋先生表达了想将《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一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意愿。矢吹晋先生非常痛快,当场即用日文写了授权书:“本人同意将《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一书的解说部分《成为日中友好原点的周恩来东京日记》(小学生文库1999年收录)翻译成中文。”
与矢吹晋先生也很熟悉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会才先生,将《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的解说部分译成中文,以《解读〈周恩来东京日记〉》为题,于2001年6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78期刊出。当时我任《中共党史资料》主编。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图 |1999年底,李海文(右)与矢吹晋(中)讨论《周恩来的足迹》一书,左为高桥团吉,其主持的出版社再版《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一书

2002年10月我退休后,请张会才将矢吹晋先生在书中所增加的全部日文注释译成中文。随后我开始对此书增加中文注释,但是刚做了几条,因为忙于其他工作和身体原因不得已停止了。
2010年4月,我应邀到淮阴师范学院开会。因淮阴师范学院设有周恩来研究中心,我将此书和相关文件、资料等交给了学院原副院长汪浩老师,请他在学校找一位老师继续这一工作。几经周折,2016年汪浩老师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张红安教授。2018年,张红安教授初步完成了对日记材料的整理、中文注释及撰写序言等工作。2019年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她的中文注释、序言等提出了书面建议、意见,供她参考,并且商定仍然采取矢吹晋先生对日记所作短评和注释的方式并且参考《周恩来南开中学作文笺评》的方式进行编排,而对于周恩来在东京所研读的《新青年》《饮冰室文集》《不忍》等书刊,本意要让读者有所认识,但因为篇幅过大,仅列出目录。经过张红安教授不懈努力,完成了编排,完善了注释,尽力将日记中记述的中国人、事和历史还原,共计300条。并将她写的序言和我写的书面意见,写成数篇短评和一篇总评——《周恩来十九岁的旅日日记—— 一首青春之歌》,终于成书。
更可喜的是,2020年年初我接到矢吹晋先生的电话,《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准备再版,希望我能写序言。矢吹晋先生先生知道我们《十九岁的周恩来旅日日记》新增加了300条注释,欣然同意,找人翻译,并增加了短评,由高桥团吉先生所在的出版社出第二版(新版修订)。
一百年前周恩来在日本记的日记,经过两国学者在近50年的时间内,不断接续、努力,终于更加完善。《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在日本再版后,也希望尽早在中国出版。这既是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也是两国学者对中日友好的延续所尽的绵薄之力。
2021年4月5日
2023年2月8日修改
《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
原文刊于《世纪》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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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世纪杂志):《世纪》杂志 |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日友好的见证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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