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在蟠龙抗大总校
1940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调滕代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副校长，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滕代远风尘仆仆地从晋西北战场赶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方总部，与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见面后，即去抗大就任了。
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初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原在陕北的瓦窑堡。1937年1月，改名为抗大，并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由于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抗大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在华中、华北敌后地区，建立了四个分校。1939年7月，抗大总校也向敌后挺进，几经曲折，于1939年10月到了晋察冀地区；后又于1940年2月到达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抗大的校长名义上是林彪，但林彪自1937年8月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以后，实际上已离开抗大，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全校党政工作均由副校长罗瑞卿主持。对于抗大这个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革命熔炉，滕代远并不陌生。他在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日子里，就曾主管领导过抗大的工作。他多次去抗大作报告，讲课，还曾陪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去抗大演讲。他深深懂得毛泽东是把抗大当作当时发展抗日力量的中心环节来抓的。在抗大周末会操的时候，他经常在拂晓前骑着马在操场上检阅师生们的操练。特别在抗大第四期，大量知识分子从国内外潮涌般地奔向延安，他常到校部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学员们亲切谈心。抗大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现在要让他直接主持抗大的工作，这对习惯于戎马战斗生活的指挥员来说，毕竟是新的战线。尤其是在敌后办学，更需要作新的探索。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重要的是事业的需要，滕代远欣然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命。
1940年6月1日，在蟠龙镇的一块大河滩上，照例举行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会场中央挂着“迎滕送罗”的巨幅横标。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了罗瑞卿、滕代远的任命。抗大总校还有两位领导人：教育长何长工是滕代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张际春是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从1938年起，一直担任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滕代远到校任职后，与何长工、张际春一起，很快就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从敌后办学的实际出发，把这革命熔炉里的炽热的火焰，燃烧得更红更旺。
敌后办学是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抗大总校挺进敌后，给全国学校做了个模范。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的许多学校纷纷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而抗大却向敌后挺进。它向全国人民展示：敌后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还可以办学校。这无疑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给投降派和恐日病患者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4月15日，抗大第六期在武乡县蟠龙镇开学。这是总校到敌后开办的第一期。滕代远到校时，刚开学一个半月。学校搬到敌后，教学与部队、教学与实战结合得更加紧密，使整个教学增加了活力。但敌后斗争十分艰苦复杂，抗大要在日伪和顽固势力的包围中生存、发展，只能是一面学习，一面战斗。
由于日军的“扫荡”，滕代远等总校领导人，不得不频繁地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在第六期八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较大的转移就有两次。1940年七八月间，由山西武乡转移到山西黎城县的西井，后又移至霞庄一带(8月，总校从西井向霞庄转移时，滕代远因患重病没有参加)；1940年11月，又从黎城县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当时称邢西县)浆水、南峪一带。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在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中，抗大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滕代远曾派出一部分干部参战尤其在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中，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第一团的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校部警卫连共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取得了洪岭战斗、三十亩地战斗的重大胜利。这些战斗，不但掩护了抗大总校、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而且有助于战役全局。当时有的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仅隔一个山包，头上有日机盘旋，耳边响着机枪、步枪、迫击炮声，还坚持列队上课。有了敌情，随时变动地方，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再学，充分反映了抗大在敌后战斗环境中进行教育的特色。1940年11月初，抗大举行了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滕代远表扬了抗二团、抗一团的阻击部队，并由第二团团长郭林祥介绍了参加阻击战的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生动实际，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抗大的教学内容。
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沦陷区和蒋管区的知识青年进入抗日根据地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样，第六期的学员与第四、五期学员有很大的不同。学员成份大都是八路军及山西决死队送来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根据学员新特点，学校的办学方针，从第四、五期以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为主转变为以培养提高部队工农干部为主。滕代远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着眼于培养学员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强调抓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通过学习毛泽东有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让学员联系自己的实战体会，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加深对理论观点的理解，而且从学员的实际出发，适当增加了文化教育方面的比重。在几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滕代远在1942年7月，亲自撰写了《抗大文化教育试验教学的几点经验》，供抗大诸分校以及其他类似的训练班、教导队与组织在职干部文化教育时参考。他为提高部队干部的素质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滕代远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空前困难的时期。学校驻地又属贫瘠地区，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尽吃高粱、黑豆。干粮是糠窝窝(柿饼拌米糠)碾的炒面。就是这些粗粮，还要用武装掩护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去背运。驮柴、背粮成为办学校的一件大事。为了从生活上保证教学，滕代远号召和组织全校人员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实行严格的预算、决算，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在生产上，他号召各伙食单位蔬菜自给、烧柴自给。师生们利用驻地房前屋后以及附近山上荒地，种植瓜菜，喂猪养羊，自己舂粮磨豆，自己砍柴挑煤。吃黑豆不好消化，许多师生闹胃病，他到一个一个连队，看看伙房，看看病号，和连队干部、炊事人员共同商量如何想办法把黑豆磨碎一点。当时石磨很少，磨不过来，就用石碾来压，尽量使大家吃得好一些。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还规定要尽量使那些从事政治、军事、文化教学的教员每周能吃到一顿馒头。这在当时是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有一个时期，连鞋袜供应也是一大困难。除寒冬腊月外，滕代远与何长工带头赤脚，并号召大家赤脚，保证行军、反“扫荡”时有鞋袜穿。以后滕代远又发动有关部门，自己动手，陆续建起了豆腐坊、粉坊、畜牧场，并开办了制作被服、鞋袜的工厂，开办合作社，采购经营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帮助大家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这样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有了自己开拓的基础，保证了抗大的生存和发展。
抗大刚转移到敌后，要与新地区的群众融洽相处也不是件易事。滕代远在建校的同时，还组织总校师生帮助当地训练地方武装，参加敌后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以及防旱抗旱、抢种抢收，坚壁清野等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推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1940年12月间，当第六期结束的时候，滕代远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各后方机关学校要更加紧缩、更加隐蔽”的要求，总校在削减人员的基础上，根据训练任务的需要，颁布了新的编制。12月11日，以他为首的总校点验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全校大点验，逐个部门、逐个单位地检查执行新编制的情况，检查全校的装备、器具是否符合战斗和教学的要求。为了适应在游击环境中进行教学的需要，大队和营里设立了军政主任教员，连队设有驻队教员，从组织上保障营、连能在移动中进行独立教学活动。经过这次大整编，校部机关大大精简，层次减少，指挥灵活，各项工作转入了正规。敌后办学第一期工作的开展，为第七期加强正规化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抗大飞跃进步的新起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武乡县史志研究室）：滕代远在蟠龙抗大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