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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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妹: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 忆父亲胡耀邦的最后7天
  • 胡耀邦影像

满妹: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胡耀邦》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职时开始的。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小游戏,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重新陷入沉思。有时我们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会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

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

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

我知道,辞职后,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转移注意力的小块文章,如获至宝,回家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了这篇短文的影响,有段时间他竟学着做起诗词来。

父亲曾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父亲对于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是心存疑虑的。

 

1985年,当父亲看到李锐寄给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章时,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发表的批示。

几年后,父亲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诗表达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

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

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写给研究《离骚》的文怀沙先生的那首古风格调的诗,既显示出正在学习做诗的父亲的才情,又可能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骚作开新面,

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

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

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

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

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

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
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
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晓畅沧桑变,
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
春雷一绽更精神。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湖南之旅,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在长沙停留了一夜,父亲便驱车西行,离开长沙去了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住进森林局宾馆。

傍晚,父亲习惯地外出散步,被正在这个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快地都站在宾馆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来,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无奈,以他惯有的随和笑着走进他们的行列,任凭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是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从张家界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再次出现。

父亲静静地住在过去毛泽东到长沙时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上午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不是约请一些湖南的老同志来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帮年轻人打两圈桥牌。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父亲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

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并将母亲带去的水果分送给大家。

父亲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

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

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

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

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

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

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

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

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

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

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

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

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

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

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

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

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

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

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

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

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忆父亲胡耀邦的最后7天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胡耀邦》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文章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 2005年11月。

胡耀邦影像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上图为抗日战争时期,胡耀邦在延安。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在胡耀邦就读的文家市里仁学堂发表演讲,12岁的胡耀邦和表兄杨勇趴在学校围墙上看。两年后,胡耀邦开始革命生涯,1932年进中央苏区做青年团的工作,1934年开始随红军长征。图为苏区时的胡耀邦。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37年,22岁的胡耀邦担任了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胡耀邦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52年,胡耀邦奉调进京任团中央书记。从机关干部到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工人,都叫他耀邦同志。他跟所有人一样拿着碗上大食堂吃饭。他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还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过年。图为1956年7月20日,胡耀邦和大学生交谈。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54年胡耀邦在农村调查,当时他还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56年11月11日,北京市和平宾馆,在欢送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和日本青年与妇女访华代表团的酒会上,胡耀邦与日青协、日青妇代表团的二位团长挽手唱歌。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57年5月15日下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图为开幕式上,胡耀邦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57年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谢米恰斯特奈握手。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64年,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毛泽东与胡耀邦等人亲切交谈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从1969年到1972年,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四年。1975年,胡耀邦来到中科院,恢复被“文革”打乱了的中科院科研秩序,保护科研人员。图为1980年胡耀邦和科学家茅以升谈话。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75年,胡耀邦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77年,胡耀邦出任刚刚恢复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他组织创办了《理论动态》杂志,推动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并解决了右派问题。图为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0年5月22日,胡耀邦赴西藏考察,此时他已经65岁高龄。图为胡耀邦在布达拉宫附近和拉萨儿童合影。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1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华北阅兵。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2年4月,胡耀邦在北京郊区顺义植树时小憩。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主席台上。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3年7月24日,胡耀邦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看望藏族牧民。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4年9月30日,总书记胡耀邦与日本3000青年友好访华团中的宇津井健亲切交谈。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在中国播出时万人空巷,而其中扮演大岛茂的宇津井健,也让中国观众家喻户晓。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在江西共青城。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5年,胡耀邦视察川西北部高原和陇南地区。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胡耀邦在河南农村考察时访问农家。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和各族民众一起跳舞的场景。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早在1977年初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就开始带头穿西装。一次,有位学员见他穿一身西装,说“胡副校长穿西装可真漂亮呀。”胡耀邦笑着说:“漂亮就好,洋为中用,你们年轻人也可以穿嘛!”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为习仲勋彻底平反。上图为胡耀邦、叶剑英与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相遇。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1年9月12日,胡耀邦参加中直机关星期六劳动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代表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图为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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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华北大阅兵,是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次阅兵中留下了一张少见的彩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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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0日, 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与杨尚昆(右)、余秋里(左)在休息室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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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等开会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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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5日,胡耀邦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合影。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1984年胡耀邦视察老山法卡山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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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胡耀邦在法国巴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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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胡耀邦在英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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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胡耀邦、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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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爷爷敬礼”——1984年胡耀邦与孙女、孙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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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右一)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左二)陪同下,参加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的春节民族团结联欢会(左一为时任中办副主任的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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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总书记职后回到湖南的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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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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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后,北京的大学生为他送行。

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胡耀邦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富华山

来源:连云港市图书馆、凤凰网历史、中国青年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知青家园):父亲胡耀邦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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