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军委干部团并非普通的团级部队，实际是长征发出前夕，中革军委缩编了四所军校后组建的，主要职责是为一线部队的下级干部提供“快速培训”。它既可以对学员进行军政和特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也可以随时向一线部队输送指挥员，堪称一所“流动的军校”。正因为干部团的特殊性，长征期间它不仅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还承担着红军核心中枢护卫部队“御林军”和长征路上的“救火队长”的双重角色。
长征出发前，由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合编而成一所综合的红军学校，隐名为干部团。下辖一个上干队[1]、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各配有军事、政治和文化教员若干名。全团共1480人[2]。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干部团编在军委纵队序列，担负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任务。干部团人员均系从部队选调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通常装备有一支长枪、一支短枪，火力猛，可以说是红军最精锐的部队，是中革军委一击制敌的“杀手锏”。
青杠坡战斗扭转战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下达了新的“围剿计划”，调集148个团、40万人的兵力围堵中央红军，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长江以南的川南地区。四川军阀刘湘作为堵截红军的主力，判断中央红军进攻方向是赤水、古蔺，走捷径北渡长江，到川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湘生怕中央红军直捣他的老巢重庆，把四川变成第二个红色的江西，遂不惜血本同红军拼命，企图把战事推到省外，把红军挡在长江以南。为此，调集12个旅36个团在川南堵截红军，其中打头阵的是郭勋祺部队。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渡过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兵分三路向习水、土城前进，准备攻占两地后，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江安等地渡过长江。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
三路红军一开始推进很顺利，24日红五军团一部在梅溪击退川军两个团，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26日，红一军团击溃敌黔军侯之担的教导师攻占土城，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但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大门。同时，川军郭勋祺又指挥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红军，已接近土城东北的枫村坝、青杠坡。
27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到青杠坡察看地形后，决定利用青杠坡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尾追的敌人。青杠坡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口地形，两座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对峙，一条狭长的关隘紧接石高嘴与狗耳坳，中间是一条古驿道。青杠坡距土城3公里，土城是赤水河的重要渡口，是“黔北重镇”。攻占土城，对于实现中央红军北上四川有重要战略意义。青杠坡山高坡陡，是土城东北面的天然屏障，守住青杠坡是守住土城的关键，青杠坡因此成为土城战役的核心战场。
这一天，毛泽东、中革军委在大埂上建立了指挥所。
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红军派出一支诱饵部队把郭勋祺部引到了预设阵地，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等到敌人钻进伏击圈后，就向郭勋祺、潘佐两旅的结合部发起攻击。川军占据南部更高地势（营棚顶）拼命顽抗，红军经多次冲锋，终于攻下郭勋祺旅第八团阵地。但直到中午，双方依然是拉锯战，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郭勋祺指挥川军用的猛烈的火力反扑，突破了红五军团阵地，直打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步步向土城逼近。
战况紧急，毛泽东命令林彪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火速回援，同时，飞调干部团上阵。不料，收到了林彪进攻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彪的红二师位于青杠坡以北约10多公里的猿猴。红一军团攻打赤水失利，红二师一时还赶不回来。
军委直属的干部团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顶了上去。陈赓受领任务后，在一个小山洼里，向大家做战前动员：“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一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3]他命令一营担任主攻，特科营以重机枪掩护。一营立即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仰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随后，二营、三营相继投入战斗。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场战斗，高兴地赞道：“陈赓真行！”[4]
干部团增援上去时，川军已经占领了山顶有利地形。红军的迫击炮打了几炮，就没有炮弹了。干部团只能靠轻武器向敌人发起冲锋，同敌人肉搏，拼刺刀。学员们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冲锋，消灭了不少敌人，一直打到离川军郭勋祺的指挥部很近的地方，打得郭勋祺快招架不住时，奔袭赤水城的红二师也赶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反击敌人的命令。郭勋祺部被打得狼狈败退，退至枫村坝，就要弹尽被打垮时，敌援兵廖泽旅赶到。郭勋祺从廖泽那里补充了弹药，又向红军反扑。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红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始终无法按预定计划吃掉这股川军。
青杠坡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干部团一营政委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啊，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还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增援部队上来了？”[5]朱德正用望远镜察看敌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这时，陈赓派干部团参谋长郭化若来到一营，带来一个重要情报：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对手是川军郭勋祺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6]。此前，中革军委在部署青杠坡战斗给各军团的电令中，明确了追敌为川军的郭勋祺、廖泽、穆肃中、潘左4个旅，按照军事惯例，4个旅为8个团，因此判断，敌军先进入枫村坝、青杠坡地域的兵力为4个团，后续4个团于再后一两日赶到[7]。却不曾料到川军这4个旅均为3个团编制，实质是一个师的兵力。
当晚，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开会，鉴于战局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由于战场态势对红军不利，军委下令撤出战斗。夜幕降临时，干部团便撤出了阵地，随中革军委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甩掉了敌人。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止敌人外，主力从猿猴场、土城渡口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河战役的序幕。
青杠坡之战，红军损失很大，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研究这一仗，认为红军此战损失高达4000多人[8]。这一仗，仅干部团伤亡就有100多人，由于干部带头冲锋，仅连长就牺牲了3个。干部团在土城战役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保卫了中革军委，扳平了战局。
屡建奇功的“御林军”
青杠坡战斗后，鉴于干部团损失很大，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向毛泽东反映：“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是啊，对干部团用是要用的，但这样不行，以后要注意哩。”[9]后来，中革军委通常都舍不得动用干部团打仗，一般只让干部团作警卫和卫戍任务。尽管如此，干部团在此后的征战中，仍多次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渡赤水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干部团在桐梓分兵，上干队奉命留下，担任城区警戒，后来参加了娄山关阻击战，将川军郭勋祺部队牢牢地挡在山下。干部团其余四个营，继续向遵义前进。到遵义时，城外的老鸦山红十团和黔军在进行艰苦的争夺战。敌第五十九师再次反扑老鸦山时，整个山头只剩下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和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危急关头，干部团赶到，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很快就遏制住反扑。随后，林彪率红一军团包抄敌后路，国民党军吴奇伟部队和黔军阵脚大乱，迅速崩溃。红军因此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干部团在强渡大渡河之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25日，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军增援了一个团。干部团奉命过河增援，掩护红一师主力北进。干部团一营一过江就立即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三个来回后击退敌军，使部队在大渡河东岸站稳了脚根。
26日，朱德令渡过河的红一师与即将过河的干部团一起，由聂荣臻、刘伯承指挥，与未过河的主力部队夹河而上，协同袭取泸定桥。在河西的尖刀部队红四团与在河东的尖刀部队红二团，都在向北飞夺泸定桥。令干部团于27日开至安顺场渡河，接替红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临护渡船。这时，据抓获的俘虏供称，在瓦狗坝有敌两个营。又据情报表明：刘文辉和杨森两部之敌的李朝信、袁镛两个旅似沿大渡河扼守、并将进攻红军渡河部队。两旅之后又有刘湘部的王泽浚旅任守备。鉴于此，28日，朱德令干部团在安顺场对面坚守两天，在八排（八牌）、纳耳坝构筑数道工事，以便夹河阻击来敌，并便于互相策应；还要派出游击部队，侦察和迷惑敌人，尽力迟滞敌人前进。特别叮嘱：“当敌猛攻并逼进我扼守的阵地时，应集中火力坚决击退敌人，并给敌以反突击或反冲锋，敌退应跟追和驱敌于远距离外。”[10]干部团此后在安顺场对面的安靖坝坚守了两天，挡住川军两个旅的进击，掩护全军向泸定桥转进，等到主力红军从泸定桥全部过了大渡河之后，干部团才于5月30黄昏撤离安顺场，追赶主力部队。
干部团最惊险的一仗，发生在天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革军委驻地6月中旬突然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约一个团的偷袭。干部团随军委纵队驻扎，团长陈赓正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听说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就连一直都没舍得用的上干队，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只见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烁，干部团七八百人迎着弹雨就扑了过去，手榴弹如冰雹般砸向敌人。杨森的部队从没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对手，很快就撑不住，由攻转守，随后落荒而逃。
长征途中边打仗边学习
军委干部团之所以被称作“流动的军校”，是因为学员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的间隙进行训练，如进行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虽然训练时断时续，但一直坚持着政治学习。学习的方式很简单，教员提一个问题，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讨论。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敌情不像前一段那么严重，学习、讨论也就多了起来。走到大渡河边，敌机投下的传单写道：“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朱毛要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了”。上干队军事教员宋时轮看完传单，因势利导，先给大家讲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历史，然后问学员们：“同样是树，为什么大风一乱有的倒了，有的就没倒？”“这主要看树根在土里扎得深不深。我们红军的队伍也有根，它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说，红军队伍肯定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大渡河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11]随后组织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边行军边讨论。学员们讨论得很热烈，共同的结论是：红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悲剧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通过讨论，学员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信心也得到了增强。不久，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地渡过大渡河。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红军大学的特科团以原干部团为主编成，代理团长是韦国清，宋任穷仍任政治委员。这时，上干队的多数学员都被调出，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四个营的学员也大都被充实到各主力部队，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
9月上旬，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红军大学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原干部团的学员坚持北上，在哈达铺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1935年10月，陕甘支队长征结束后，随营学校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红军干部团完成了历史使命。1936年4月，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6月，中央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往延安，改称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长征途中，干部团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战斗。除前文所述外，还在渡过赣江上游的漳水、贡水突破第一封锁线、突破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奔袭通安州等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团成员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既提高了指挥水平，又磨练了战斗精神。
注释：
[11]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宋时轮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炎黄春秋杂志社）：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