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德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李德生将军逝世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祖国》杂志特约请曾与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国防大学教研室原副主任戴金宇教授撰写纪念文章，以示对李德生老首长的深切缅怀——
李德生上将（1916年4月-2011年5月8日）
七律二首·八十一年漫漫征程——缅怀李德生将军（其一）
驰行鄂豫皖营间①，草地三蹚少岁阑②。
拔剑马坊剔海寇③，横刀真武劈三关④，
猎狐岭上扳八阵⑤，止武芜湖演两拳⑥，
虎穴孤身逮虎子⑦，红山师表照九寰⑧。
八十一年漫漫征程。李德生从1930年（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到1990年（74岁）从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岗位离休，军旅征程60年；加上离休后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坚持著书立说，一直到2011年5月（96岁）去世，夕阳征程21年。远行革命征程的总时间是81年。
①驰行鄂豫皖营间。驰行，跑得很快。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简称。此处指淮河、长江流经安徽段的分水岭，以金寨天堂寨主峰大别山为中心的地区。营间，军队驻扎地、阵地间。李德生从1930年2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7年间，除担任过几个月的指导员外，一直在传令兵的岗位，奔走于革命根据地红军营垒、驻扎地、前沿阵地之间，执行送信、传达指挥员命令等任务。
1938年李德生（中）担任129师769团特务连长
②草地三蹚少岁阑。草地,沼泽地带。三蹚，三次从浅水里走过去。少岁，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阶段。阑，将尽。岁阑：指李德生随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师，三次通过草地，到1936年10月8日到达甘南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1年7个月的长征时，已是告别少年，步入新征程的青年人了。（详情见【史轮辙迹】一）
③拔剑马坊剔海寇。拔剑，把固定在剑鞘里的剑抽出来。马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的马坊镇，南通和顺，北通寿阳，东北通昔阳，是三县交界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29师太行军区2分区所属和顺、昔阳、寿阳、榆次、太谷、榆社6个县的中心。剔：剔除，把不合适的去掉。海寇，亦称倭寇。即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屡次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此处指“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详情见【史轮辙迹】二）
④横刀真武劈三关。横刀，横，左右行，与竖相对，粗壮有力。真武，指湖北省襄阳市城西南2公里处的真武山，原名龟山，俗称九宫山。因山上建有真武庙，故又有“小武当”、“小金顶”之称。1948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解放老河口、襄樊战役中，李德生率中原军区野战军第6纵队第17旅，力克襄阳城西国民党军死守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防线，随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指挥陕南军区部队插到东关，桐柏军区一部围攻樊城，一部佯攻南山。第6纵队后续部队，桐柏和陕南两个军区部队，分别从襄阳西门、东南角与西北角攻入襄阳城内。在老襄战役中，李德生率领的6纵17旅，为攻城部队开辟通路的战斗，史称“刀劈三关”。
⑤猎狐岭上扳八阵。猎狐，搜捕哺乳动物狐狸，喻打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岭上，即上甘岭上。朝鲜金化以北的五圣山下，有一个名叫上甘岭的小村子，村子两侧有两个高地， 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朝鲜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争夺这两个高地，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0万，争夺时间长达43天，战役因这个小村子而得名上甘岭战役。扳，使固定的东西改变方向或转动。八阵，亦作八阵图。古人用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蟠八种阵势组成的图形，用来操练军队或作战。扳八阵，即变换固定的八阵图来排兵布阵。全句指李德生在上甘岭上指挥部队打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时，改变古人的排兵布阵方法。（详情见【史轮辙迹】三）
⑥止武芜湖演两拳。止武，制止武斗。这里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制止发生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芜湖，安徽省东南部重要城市和港口。1949年建市。芜湖，轻纺、食品、微电机产业发达。铁路有淮南、宁芜、芜铜、皖赣、宜杭干线。公路有205国道、318国道，合芜、宁芜、沪渝等高速公路。水路有长江、可常年停泊万吨货轮深水良港芜湖港。名特产有铁画、三刀（剪刀、剃刀、菜刀）。名胜古迹有繁昌“人字洞”、赭（zhe[者]）山、镜湖、广济寺及鸠兹广场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芜湖，与现今的芜湖，只是现代化程度略有不同。无论发达的水陆交通，丰富的天然出产物品和人工制造的物品，以及丰厚的传统物质文化遗产，芜湖在华东的作用地位十分重要。?演两拳，演，演变；演化。两，不定数目。拳，拳术。此处指李德生在芜湖制止武斗时，不仅有“硬”的一手，如：用人墙将武斗的两派群众隔开；用卧轨、卧路的方法，阻挡运送武斗群众的火车、汽车开往武斗场区；只身深入武斗据点，对武斗派性头头进行批评教育；用法律手段处置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等等。更有“软”的一手，如：利用报刊、电台、宣传车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政策、法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等等。李德生在芜湖制止武斗时交替使用这两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将他的“软”的一手，称作“大造舆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详情见【史轮辙迹】四）
1972年，李德生（前排左四）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友人。
⑦虎穴孤身逮虎子。虎穴，老虎的窠巢，比喻危险的境地。此处指1971年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活动和控制的单位和地方。逮，捉拿。虎子，小老虎。《后汉书·班超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不冒危难，不能成事。指1971年9月12日午夜，已是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独身一人坐镇空军指挥所，处理突然发生的林彪乘三叉戟256号座机出境，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驾直升机欲逃事件。（详情见【史轮辙迹】五）
⑧红山师表照九寰。红山，指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红山口甲3号，198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址。师表，品德学问上值得学习的榜样，如：为人师表。照九寰。照，照射；九，泛指多数或多次；寰，广大区域。指李德生出任国防大学首任政治委员时，在国防大学成立的初始阶段进行的教学科研、学科理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传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学风、校训等重大基础建设中，从建立宽松和谐的教学科研环境，扩大对外交流，完善后勤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李德生积极配合首任校长张震，既当主帅，又当配角，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取得累累硕果，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国防大学的方方面面。
李德生的“草地三蹚少岁阑”。过草地，是数路中国工农红军由江西、川陕、湘鄂川黔等老根据地战略转移到陕北的长征路上，多段艰难路程之一。李德生的三过草地，是李德生随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三次而不止一次过草地的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懋功会师后的北上途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之所以离开老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长途跋涉陕北，各路红军过草地的次数不等，少的一次，多的三次，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内在原因是，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的反蒋介石发动的“围剿”失败，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1932年底，蒋介石调动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
内在原因，还要加上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战胜发生的党内分裂主义，最后同赴陕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担负起人类解放、救国救民的责任。长征路上的分裂主义，是张国焘制造的。
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分局在黄安柴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徐向前的带领下，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进入川陕边地区。1932年12月，在川陕边党组织和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队的配合下，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至1934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范围包括23个县政权，人口约600万，红四方面军编制扩大到5个军，人数由1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地方武装1万余人，赤卫队、少先队约数十万人。
1933年2月，成立了由袁克服为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和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6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张国焘，副主席为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为曾中生。1933年2月至6月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1935年3月，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留下的红军独立师及地方武装在刘子才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3月28日发起嘉陵江战役。6月，与到达懋功地区的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李德生随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0师，开始了他的三过草地。
1933年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在中央苏区福建建宁县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外在原因是，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轨为由，炮轰中国军队大本营。次日，侵占沈阳。南满铁路柳条湖路轨本为日本人修筑，也为日本人自己的“守备队”炸毁。日本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编造一个进攻中国军队的理由。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人将炸毁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的同时，炮轰中国军队大本营，于1932年2月侵占沈阳，接着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1932年3月，日本人在吉林长春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扶植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扏政”，即当政者。所有这些，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在此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在1931年9月，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指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开赴北方抗日，踏上战略转移漫漫征程。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一再妥协退让，在日本侵占东北之时，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红军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7月，蒋介石竟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国民政府尾随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第一次，随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重新编组的红军长征队伍的右路军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中央根据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懋功地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做出了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川陕甘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决定。但是，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未能使部队迅速北上。为了统一步伐，克服张国焘的干扰，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批评教育，张国焘才同意北上。1935年8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各部队所在位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向巴西班佑开进。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同右路军靠拢，向甘南前进。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1935年8月20日，李德生随所在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踏上茫茫草原征途，历尽千辛万苦，于八月下旬，开进到班佑地区。这是李德生第一次过草地。
第二次，受张国焘制造的分裂红军之害，随已过草地的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原路折回，南下川康边，再过草地。1935年8月下旬，李德生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抵达班佑。8月29日，又打下通往甘南的要地包座。部队边休整，边等待左路军到来。等了七八天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又等了十多天，听说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连夜走了，甩下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留在班佑。不久，李德生所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原来。左路军以同样的艰苦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但坚持逃跑主义的张国焘，拒绝北上。他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耍手段，搞蒙骗，说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胆小鬼，红四方面军不走，要在川、康建立根据地。他下令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回师川西南。并密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武装斗争”，不听就用“武力解决”，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张国阴谋危害党中央的密电后，立即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这份密电送到毛泽东手中。获得这份电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改为陕甘支队（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甩掉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连夜先行北上，以脱离危险区，避免张国焘、陈昌浩的“全面进行武装斗争”、“武力解决”，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教育全党。连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只有北上，才是出路”。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在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北上，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同一时间，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打出反党旗帜，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达到极点。由于他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南下天全、芦山后，虽经半年苦战仍然不能立足，被迫于1936年2月退至川西甘孜地区。张国焘还得知，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已被北上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远远地甩在后面，想利用他们对中央红军实施所谓的“武力解决”已无可能，便令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穿越草地，回师川西南。李德生随折回的红四方面第四军第十师南下。这是李德生第二次过草地。
第三次，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编成的红二方面军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三过草地。张国焘拒不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强拉左路军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红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三十一军，和从右路军折回的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总共7个军（军团）南下川康。1935年10月，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自封为“党中央主席”时，细算了一下，北上川陕甘边区的中央红军只有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两个军团。南下、北上的兵力对比是七比二。南下川康的左路军，肯定比北上陕甘的右路军发展要快，自以为南下川康是“英明”举措。但事与愿违，南下“川康边”的七个军，虽经半年苦战，仍然不能立足，被迫于1936年2月从“川康边”退回西康甘孜地区。然甘孜地区亦是地广人稀，又待不下去。此时远在湘鄂川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于1936年6月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随即命令，会师后的两支部队组成红二方面军。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诚挚挽救下，在朱德、刘伯承，加上后来的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高层领导坚决斗争下，还有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们的不懈抵制，再加上事实上的甘孜地区与他想象的甘孜地区完全不一样，地广人稀，物产不足，大军无法久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原来他觉得是“英明”的举措，现在看来却不那么“英明”了。最终，张国焘被迫放弃自己的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主张和行为，取消自己成立的伪中央，同意率部北上。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过草地，越岷山，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李德生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北上。这是李德生第三次过草地。
李德生的三过草地，不是他个人的青史，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她创建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艰难曲折道路，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走上世界强军之林的那部正史的一个章节。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战胜不同历史阶段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潮，那首壮丽诗篇的一个题句。特别是长征路上，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标准，唤醒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那首交响乐里的一个乐章。
李德生是在长征前被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委叶成焕开除党籍的情况下，作为普通红军战士三过草地的。李德生1932年入党，1934年任党支部书记时，召集各党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汇报会结束时，李德生说：“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也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如以前了，希望大家抓紧。”不料在场的叶成焕政委的秘书，歪曲了李德生的原意,向叶成焕政委汇报，说李德生在召集党小组长汇报时讲“现在部队不如过去了”。10师的叶成焕政委推行王明、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容不得他人说10师的不是。他听了秘书的汇报后，十分恼火，就把李德生叫到跟前，对李德生吼叫：“现在部队明明比过去强了，你怎么说不如过去了。”马上叫人用绑腿把李德生捆绑起来。当场宣布开除李德生的党籍，撤销李德生的支部书记职务。直到1936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恢复他的党籍。长征路上，李德生并没有因自己被开除党籍而意志消沉，相反，总是拿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李德生从1930年参军，到1936年10月完成长征的7年间，几乎全是在战士岗位，在基层、前线行军打仗。李德生历经的磨难、艰辛的程度，接近于体力极限。
李德生的“挥剑马坊剔海寇”。日军从1941年7月开始，强征民工，用两年多时间，在马坊后面一座叫堆儿梁山岗的地方，建成了一座椭圆形城堡，占地近2000平方米，内分地面、地下、碉楼三层，能容二三百人居住。马坊据点建成后，日、伪军经常从这里出没，四处“扫荡”，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为拔除这个毒瘤，2分区汲取前两次打马坊据点时，因战术不对、没有内应、时机不当而未成功的教训，派了多名共产党员秘密打入马坊据点，等待时机策应。1943年9月，李德生从八路军第129师769团1营营长升任太行2分区30团团长。1945年1月，李德生装扮成送菜农民，进入马坊驻点侦察。回营后，制定作战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3月，李德生率突击队员隐蔽抵近寨门，在地下共产党员接应下，用大刀砍倒哨兵，冲入日军宿舍，将惊慌起床的日本兵，劈的劈，刺的刺，一举攻下日军盘踞三年多的马坊驻点。
李德生（第四排右三）在马坊战斗后，调任769团团长时与机关同志合影。
李德生的“猎狐岭上搬八阵”，是他分析了美军、志愿军在上甘岭殊死一搏的具体原因之后，而做出的选择。他发现，作战双方之所以投入这么多兵力，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争夺这两个高地，是因这两个高地，突出地揳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中线地区。597.9高地，与“联合国军”占领的鸡雄山对峙，中间仅隔一条公路，志愿军可凭借这个高地俯瞰“联合国军”西南面阵地。537.7北山，直接卡住“联合国军”中线连接东线的唯一公路。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向坚守这两个高地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两个连发动进攻。激战七昼夜，被志愿军毙伤8000人以上。但“联合国军”仍不停止对这两个高地的进攻。因为“联合国军”知道，这两个高地像两把尖刀插在“联合国军”两肋，只要两个高地还掌握在志愿军手中，“联合国军”还会遭受更大伤亡，所以，死心塌地要从志愿军手中夺回这两个高地。为了不让“联合国军”得逞，10月20日，志愿军3兵团命令志愿军第12军31师91团，调平康以北地区，作15军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时任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兼第35师师长的李德生，根据上甘岭前沿阵地狭小，敌人炮火空前猛烈，上去的人越多，伤亡越大，但又要守住阵地，掌握敌情，随时准备击退敌人不同规模的持续进攻，火力必须猛烈的情况，遂改变传统布阵方法，果断采取兵力前轻后重，以减少伤亡，保存自己；火力前重后轻,以坚守阵地，消灭敌人。这种战斗部属,乍看不合常规，但又非常适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最终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上甘岭的进攻。
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副军长的李德生在朝鲜上甘岭前线指挥所坑道口。
李德生的“止武芜湖演两拳”。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驻苏北地区的第12军，随即担负起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第12军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国家机密档案。当地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也没有陷入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7月28日，李德生和他率领的第12军, 正准备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左，学校军训，进一步稳定苏北形势时，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紧急通知，说周恩来总理要李德生9月29日上午，赶到江苏盐城空军机场，乘专机到北京受领任务。李德生带政治部秘书长，如期赶到机场，见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候机。严光向李德生自我介绍，他也是奉命前往北京受领任务的。在空军伊尔14飞机上，严光粗略地向李德生介绍了安徽全省情况。当晚，他们赶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时，只见周总理已在那里等候。在场的有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长，还有姚文元。
就座后，周总理开门见山，扼要地介绍了安徽形势。他说，安徽自“文革”开始后，出现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的影响下，少数群众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围绕“1·26夺权”，群众组织出现了两派。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认为“1·26夺权”好得很；未参与或反对夺权的群众组织认为“1·26夺权”好个屁。且上下串联，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为“好派”“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发生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和动刀动枪的武斗。中央对安徽因夺权问题而出现的动乱，已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没有批准这个夺权行动，因为这个夺权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二是 3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三是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保皇派”、“反革命”，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抓人。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当采取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尽管有这些措施和硬性规定，安徽的武斗不是见“小”了，而是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两派正酝酿一场大规模武斗。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周总理接着说，详细情况严光同志很熟悉，他可以向你介绍。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到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周总理讲话后，请李富春副总理讲话。李副总理着重谈了安徽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安徽有3000多万人，是农业大省，工业比重也很大。淮南的煤，是华东、特别是上海工业生产和电力的命脉。合肥、马鞍山产钢铁，铜陵产铜，都是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现在的武斗，造成工厂停产，工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打派仗，使安徽的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已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
李德生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受领总理、副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受领任务的当晚，李德生几乎未眠，反复阅读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谈话记录，反复回忆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交代任务时的每一句讲话。他觉得总理、副总理的讲话是党的宗旨、理论的具体化，容易接受和理解。给李德生印象最深的是，二位首长的讲话，反复强调要制止武斗，而对武斗的两派，没有提安徽的群众组织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对于夺权问题，没有提打倒谁，保护谁。李德生知道，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保华，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儿子，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文化大革命”一来，怎么就成了安徽省“斗争”的重点、“头号走资派”？如果是“斗争”的重点、“头号走资派”的话，周总理、李副总理的讲话怎么一句也没有提到他？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李德生提醒自己，应当按照这个思路来处理好安徽的问题。想到这，李德生强烈地意识到，安徽的“三支两军”，与苏北截然不同，要把问题倒过来解决。也就是说，首先是制止武斗，再实现大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1967年8月6日，也就是李德生在北京受领任务后的第9天，第12军按计划通过公路、铁路，从苏北向安徽开进。而李德生和他所带的一个小班子，已提前3天进到合肥，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内。
李德生解决安徽问题的“三步曲”：制止武斗、大联合和“三结合”是在合肥、淮南、芜湖三个大城市分步进行的。
合肥，安徽省省会。政治、经济、文教中心。古代肥水出山分支后在此合流，故称合肥。汉代置合肥县，元、明、清时为庐州路、府治所，1946年安徽省会由怀宁（今安庆）迁此，1949年设市。为安徽省辖地级市。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以北，环拥巢湖。中央派第12军到安徽支左的消息，早已不径自走。“好派”、“屁派”和哪一派都不沾的人民群众，都在等着第12军的到来。
李德生和他带领的第12军进入安徽，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两派群众组织，一波接一波地逼着李德生和12军表态，支持自己这一派。
第一波，是两派群众组织都“热烈欢迎”。8月7日，第12军进入合肥市区，就见到满街的红红绿绿的大标语。内容都是“热烈欢迎6408部队（第12军代号）”，但落款就不一样了，哪一派都有。李德生对这完全一致的“热烈欢迎”标语内容，和五花八门的标语落款，进行冷静分析，认为这背后大有文章。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各派都希望新来的“三支两军”部队，看到标语下面的落款后，表态支持标语下面落款的这一派。你支持我，我就拥护你；你不支持我，我就冲击你，让你犯错误，然后就告你的状，把你赶跑。想到这，他不寒而栗。李德生立即提醒自己和部队，不要急于表态支持哪一派，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第二波，是两派群众组织都强烈要求李德生和他率领的部队“抓凶手”。先头人员刚到合肥市军管会门口，就见到门口的一边摆满花圈，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音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要求部队“揪出凶手，还我战友”；门口的另一边则揭发对方挑起武斗，打伤群众，要求部队揪出“黑后台”。实际上是要求军队支持我这一派，压制对方那一派。新来的部队你究竟支持谁？你表态支持我，我就欢迎你。否则，我就来一场大武斗给你看看。李德生还是提醒先头人员，一定要沉住气，不要马上表态，不要具体回答问题。由于部队对他们的“抓凶手”、揪“黑后台”的无理要求，没有置理，双方只好匆匆收场。
第三波，是“大轴戏”，一个大规模武斗现场。两派设想，新来的部队如果你过我的第一波、第二波都不表态，我就打给你看看。第12军军部指挥车辆，刚到合肥南郊，就被造反派的岗哨挡住大路，说是前面正在武斗，不让通行，“免得伤了解放军！”李德生得到报告后，立即指示部队，除司机外，车上人员立即下车，以整齐、威武的分列式队形，直插两派武斗群众中间，人人开口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昂首阔步前进。李德生还指示，在保持战斗部队勇猛气势的同时，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不带倾向性，不纠缠两派是非。部队严格执行李德生的指示，阔步穿过两派对峙的大道。剑拔弩张的两派见此状，惊诧地把枪撂在一边，偃旗息鼓，甚至站起来鼓掌。
开始，合肥市区的老百姓，听说部队被武斗的造反派挡在城外，人心忧虑。后来，部队刹住武斗气焰，巧妙、顺利地通过全副武装、怒目对峙的武斗两派的“夹道欢迎”，即将从城郊进入市区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老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拿着鞭炮，举着红旗，让开大道，翘首以待。当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出现在街头时，掌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人民群众这种发自内心的“夹道欢迎”，与武斗两派举着枪，逼着解放军表态支持自己这一派，也算是发自内心的“夹道欢迎”吧，形成鲜明对比。这场景激发鼓励着李德生和他率领的第12军的指战员们，必须拿出大智慧，哪怕是豁出命来，也要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制止安徽的武斗，为安徽的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生产、生活环境。
部队到达合肥后，李德生听取了省军区的情况介绍，又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造成安徽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形成武斗。这些情况，印证了自己在北京听取周恩来总理介绍情况时，悟出的“要解决安徽的问题，只能倒着来”的工作程序：首先“制止武斗”，再谈“实现大联合”，然后是“三结合”，最后才能“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这么做还真不行。1967年8月8日晚，也就是第12军进入合肥市的第2天，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爆发武斗。李德生接到报告,立即派出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组成人墙，插到两派中间，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劝阻两派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干部战士们不顾疲劳，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来参加武斗的学生，一个一个接下楼来。学生们和当地群众殊不知，跟他们斗殴的另一派，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汽油桶，推到了他们的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若不是部队及时将这场武斗制止，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汽油桶的爆炸气浪，嘣的一声飞上天。那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啊。
指战员们不顾自身安危平息了这场武斗，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人民子弟兵。
合肥的武斗平息后，李德生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淮南和芜湖等武斗热点地区。
淮南，地处淮河平原，位于安徽省中部，附近有丰富的煤矿和其它非金属矿产，是华东重要的煤矿、电力工业基地。有“百里煤矿”和“能源城”之称。是安徽省的重要城市，煤矿业名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煤矿工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但里面有少数人，为谋取私利，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以“造反”、“夺权”的名义，搞起打、砸、抢。矿山的各种工具都被拿来当作兵器。他们不仅在本地大打出手，还开着火车出去武斗。部队去劝阻、说服，就是不听。李德生接到报告，就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还有皖南屯溪的一个群众组织，开着汽车出去武斗,也不听劝阻。李德生就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给挡了回去。更有甚者，有的造反派在战士耳边放枪，逼着部队表态支持他们的这一派。有的冲进部队驻点抢枪。12军驻肥西的一个连，干部战士几乎全都被打，但无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他们夺走。
干部战士们在人墙阻隔，卧轨、卧路时，在暴徒将枪贴着自己的耳朵，向另一派射击时，在被歹人刺伤，刀口流血，伤口剧痛，歹人打人骂人时，始终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坚持紧握手中枪，坚持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让武斗分子的凶恶、邪气、好斗、抢劫行为,最终不得不在正义凛然、不偏不倚，不愧不怍的人民子弟兵面前没有了理，自己蔫了。
这样，第12军从8月6日进驻，到9月6日，也就是30天左右的时间，就将安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制止。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李德生指示部队，占领各个城市的制高点，交通要道，派出小分队维持秩序，使全省的局势控制在部队手中，决不让武斗死灰复燃，或局势被武斗分子掌控。
在这个基础上，李德生和他领导的第12军，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做广大群众和两派头目的思想工作。要求两派群众和头目做出保证，绝对不再挑起武斗。李德生还亲自到两派的总部去，和他们的头头集体谈话，或个别交心，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谈话时，有的造反派手里还举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在李德生面前晃来晃去，李德生的随行人员将造反派的枪一把推开说：“把你的家伙收起来吧！万一走火伤人，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有的开始对李德生围攻，但李德生毫无畏惧，既严厉、严格地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又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对他们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思想，做耐心细致的分析疏导。后来，他们见李德生像家中的长辈一样，慈祥，严厉，肃然起敬。再往后，李德生来到他们中间，就比较客气了，还热烈鼓掌欢迎。甚至向李德生诉苦，说对方如何欺侮、压制他们。希望李德生能支持他们的行动。
但李德生在他们的掌声和诉苦背后发现，对立的两派头头，几乎都认为“干部都是走资派”，“别的组织都是保守派”，只有自己才是“响当当的左派”。甚至还有不少群众也是这么看的。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左右着他们的言论、行动。制止武斗的难点、重点也在这里。
是什么原因造成两派都强烈要求李德生支持自己这一派，反对另一派呢？李德生想到，这不能全归咎于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群众，还要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军队方面找原因。他很快想到，先前来安徽“三支两军”的部队，和“文化大革命”前就驻在安徽的部队，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可能没有完全做到“一碗水端平”。于是，他做了一件先前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把12军、省军区和所有安徽驻军找在一起，统一思想，坚决按照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和“五条”办事，对两派群众组织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绝不偏向哪一派。谁的言行符合中央“九条”和“五条”，就支持谁，绝不含糊；谁的言行不符合中央“九条”和“五条”，就要批评、处理，绝不手软。这不仅是对两派群众组织，而且是对全省人民的表态，也可以说是12军的宣言。
为了准确掌握两派动向，李德生还派出联络组，各由一名处长带领几个干部，分别驻在两派群众组织的总部。每天向军部汇报动向，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联络组派出去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有一派告状，说对方在夜间巡逻时，抓走了他们的七八个学生，其中还有女学生。开始，抓人的一派矢口否认。经联络组“侦察”证实，确实抓了人，连关押的地点都查到了，经激烈斗争，终于救出了被抓的学生。另一件是，有一派成员，在对方游行时，开枪打死了游行队伍中一个人。顿时矛盾激化。李德生为查清事实真相，要联络组在被指控开枪的一派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在铁的事实面前，在联络组的严肃追查下，该派的头头理屈词穷，只好将杀人凶手抓起来，亲自押送到公安部门监禁。对这两件事情坚决、果断处理，广大群众拍手称赞。两派都挑不出毛病。李德生利用这个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有关法令法规，从而刹住了造反派随意抓人、杀人的气焰，社会秩序渐趋正常。在这种气氛和舆论的压力下，谁再搞武斗，谁就失去人心，失去部队的信用和支持，遭到广大群众的谴责。
对这个“一碗水端平”带来的且来之不易的成果，李德生既高兴，又担忧。他清晰地看到，解决部队的“一碗水端平”问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仍然是造成武斗的一大隐患。
适时，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事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以自卫还击。
李德生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两派群众还揭发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进一步推动安徽乃至全国由乱到治的形势稳步发展。
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安徽两派对立气氛大为缓和的情况，说明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德生考虑，该进入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实现“大联合”阶段了。军管会即向两派提出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联合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也就是第12军进驻安徽“三支两军”第44天，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安徽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9月20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有派一个人参加。完全由两派群众自行联合，且组织得很好。这说明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思想上有了比较好的基础，行动上有实际表现。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用文字和照片报道了合肥“拥军爱民”大会情况。周总理知道后，让李德生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到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的做法。
合肥的形势很快影响到全省，原来武斗很厉害的淮南，工人上交了武器，回到了生产岗位。毛主席得到这一消息，请正在访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去参观。努马扎到了淮南，不但参观了市容，还下了煤矿。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形势虽然还有点乱，但这种乱是可以控制的。毛主席安排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访问淮南这件事，不仅肯定了12军制止武斗、促进生产的做法和成效，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安徽形势的稳定。
随着全省两派大联合速度的加快，李德生考虑，该进入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三步，组织“三结合”阶段了。也就是成立有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委会，把领导权掌握起来的阶段。“三结合”的关键是革命老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怎么产生的问题。经过调查，李德生发现，有一些群众组织认为，解放老干部是否定他们的成绩，还担心老干部解放出来，会报复他们。于是，李德生决定在合肥市举办“万人学习班”，重点解决解放老干部问题。在“万人学习班”上，李德生领导12军，向“左倾”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动攻坚战。通过他们的大量工作，光“万人学习班”，就解放了80%以上的干部。紧接着，李德生将全省地、市、县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集中到省里来，开了一个“群众组织头头协商会”，让省里的头头分别解决各自的矛盾，由他们自己确定，省、地、县各有几个进革委会？各是谁进革委会？“万人学习班”和“群众组织头头协商会”结束不久，大部分地、市、县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1968年4月，成立了“三结合”的省革委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成立中共安徽省委时，李德生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成立后，地方政府恢复行使职权，省军管会随之结束，群众组织全部解散，工人回到工厂做工，农民回到乡村种田，学生回到学校上学，社会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稳定。
李德生到安徽“三支两军”，40多天，省会合肥，中部“煤城”淮南，实现解决安徽问题“三步曲”的前两步：制止武斗；各派“大联合”，8个多月实现第三步，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但形势发展不平衡。个别地区的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之后，双方仍存戒心，不缴武器，或只缴一部分。有的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在合肥、淮南成功制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革委会之后,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武斗事件。
从6月26日开始，有四五百人冲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日全面抢枪，包围部队，殴打解放军战士。28日打死解放军司机1名。29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以后，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机密海图，还先后聚集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12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带工作组去做工作，那些闹事者谁也不听。
怎么平息这一事件？在安徽“三支两军”近一年，李德生从工作实践中体会到，遇到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为此，李德生决定亲自到芜湖调查。经多方调查发现，是几个头头，在幕后操纵、策划的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矛头指向部队的行动。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把枪抢光，解除部队武装；第二步，抢砸汽车，使部队失去机动能力；第三步，破坏通信设备，使部队失去联络和指挥工具；第四步，把部队赶出芜湖。李德生的这个调查研究结果来之不易，是一次次深入各派据点，找各派的头头调查出来的。有一个好斗的头头，竟然提出要李德生一个人，从窗口爬到他们设在二楼的据点和他谈话。平时，这个据点里的人，将门窗、楼梯口全都堵住，只在二楼的一个窗户留一个口子，所有据点的人员进出，都是从窗口放下一架竹梯，爬上爬下后，就将梯子收起来。进出旁边的窗口，全部用沙袋垒成工事，架上步枪、机枪，随时准备开火。李德生带了一个警卫员，从竹梯爬上据点，跟那个好斗的头头谈话。李德生严肃地对他们说，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不可以抢枪、砸汽车、破坏指挥工具、冲击部队。接连几天，李德生走遍了两派武斗据点，“软”“硬”兼施，耐心宣传教育，严词批评说服，始终未动一枪一弹。
李德生深入据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功力，找幕后操纵和台前指挥的好斗的头头们谈话，从关节点上，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李德生集合部队官兵意见，用“文”的手段，对妄图推翻刚刚建立的革委会，冲击 “三支两军”部队的猖狂行为，从面上，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召开有各地、市革委会，各部队的负责人，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的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揭露芜湖事件的真相；动员全省广大群众，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声讨这一事件，声援芜湖驻军；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五个地区，抽调军队、地方人员，组成强大的“军、干、群”宣传队伍，运用多种形式宣传群众，包括那些参加闹事的武斗人员，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在芜湖群众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召开全省范围的芜湖问题报告会，使大家认清芜湖事件的真相和性质；在省报上接连发表两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了转载和转播。
这些舆论宣传活动和断然的法制措施，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最终使芜湖事件平息下来。这个方法很快推广到安徽全省，有效制止了全省的武斗，推动了全省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煤炭、钢铁、铜矿、纺织、石化、造船等工业生产全部恢复正常。农业、交通也逐步恢复。1968年10月，李德生作为一个省的负责人，列席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他的“大造舆论”，在安徽芜湖成功制止武斗的经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李德生的“芜湖止武演两拳”，是他运用芜湖、淮南两地制止武斗的经验，包括：派干部战士组成人墙，隔阻荷枪实弹的两派群众组织肢体接触；派干部战士卧轨卧路，阻挡两派群众组织开着火车、汽车去武斗；只身深入群众组织据点，耐心宣传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严肃批评制造武斗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和他们所蒙蔽的群众,让他们改邪归正；对证据确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人，依法公开处置。李德生身体力行，部队上行下效，令行禁止，让合肥、淮南制止武斗的经验很快在芜湖开花结果。
李德生的一手“硬”，一手“软”，特别是他将自己在安徽其它地区采取的“人墙阻隔”、卧轨、卧路，阻隔荷枪实弹的两派武斗群众组织的方法搬到芜湖，而且还增加了“采取断然的法制措施”，大造舆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等活动，使芜湖的武斗形势迅速改观的经验，特别是他将这些做法概括为“大造舆论取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此而出了名。1969年和1973年党的九大、十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李德生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
李德生的“虎穴孤身逮虎子”。1971年9月12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听说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他们在京沪线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了，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说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同时要求小舰队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等人，实施《“571工程”纪要》的第二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571工程”是“武装起义工程”的谐音。林立果要他们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具体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经过紧张密商，他们确定：要空三十四师，准备五架飞机，一架是三叉戟256号，准备飞往北戴河，由林彪、叶群等人乘坐；另四架三叉戟，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四名政治局委员乘坐。每一名政治局委员还有三至四名（不等）小舰队信得过的人员护送。护送人员名单也在会上商定。“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乘机叛逃罪行时，称这份名单为“南逃人员名单”。这四架三叉戟13日早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还有一架伊尔18，一架安24，一架安12，拉上“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和重要文件，直飞广州。小舰队成员密商后，交待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胡萍具体准备实施。准备给林彪、叶群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由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团副参谋长陈联炳驾驶，载着林立果，于9月12日19时40分，从西郊机场起飞，20时20分降落在山海关海军机场。林立果乘车前往林彪住处。机组9名成员住机场调度室招待所待命。
在林彪准备南逃另立中央的时刻，平时与叶群不和的林立衡，向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报告揭发了林彪、叶群准备南逃的阴谋。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接到8341部队电话后，分别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专机飞往山海关海军机场的情况。晚上11点又打电给叶群，查问山海关那架专机的事。林彪得知南逃广州计划败露，遂改变主意。他设想的政变计策：上策，在铁路沿线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下策，北飞出逃国外。现在上、中策都已破产，只剩下策，北飞出逃国外一条路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立即坐上防弹红旗轿车，以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速度，到了山海关海军机场。并通知在机场调度室招待所待命的机组人员赶赴机场。正驾驶员师副政委潘景寅, 主管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李平，机械员张廷奎，特设分队副中队长邰起良等四名人员先上了飞机。潘景寅等刚上飞机，林彪的防弹轿车就开到三叉戟飞机下边。据当时山海关海军机场工作人员回忆，林彪一伙没等车子停稳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没等上飞机的客机舷梯开来，命令已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打开飞机窗门，放下小软梯子。刘沛丰抢先爬上去，趴在机窗口，准备用手拉林彪一家上飞机。接着，叶群手脚并用，抓着小软梯子往上爬。这时的 “副统帅”林彪，一点架子都没有了，紧跟着叶群抓住软梯子往上爬。因为太着急了，他的秃顶都顶到叶群的脚了。待林彪司机杨振刚扶林彪爬上飞机后，没有等已经到达三叉戟256号跟前的机组其他五名成员上飞机，发动机就启动了，机舱门也关上了。未上飞机的五名机组成员都是专机团的人。他们是，团副参谋长专机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三大队8中队中队长专机第二副驾驶员康廷梓,三大队领航副主任专机领航员李成昌，团通信副主任专机通信员陈松鹤，空中服务员魏秀玲等。飞机在暗夜中滑行，右翼撞上了山海关场站加油车顶上的铁盖，飞机被刮掉不少东西落在豆地里。事后，菜农收割豆子时，捡到了飞机的铝皮、灯罩。他们一件不落地交给了场站。飞机虽说在滑行过程中受了重伤，但未中止滑行。受伤的飞机载着林彪、叶群、林彪儿子林立果、林彪死党刘沛丰、林彪司机杨振刚等4男1女，滑向跑道，于零时32分强行起飞，直向蒙古方向飞去。40年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在他的《回忆录》书中写到，他当年到现场处理三叉戟256号残骸时，发现专机右翼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可见受伤不小。孙一先还将三叉戟右机翼上的伤，同油量燃尽，同时定为飞机迫降的原因之一。
原来准备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乘坐，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4架飞机，被周恩来下令禁飞。于是，就有了李德生的“巢穴孤身逮虎子”一幕。9月12日午夜，已是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孤身坐镇空军指挥所，处理林彪座机出境和周宇驰驾机欲逃事件。
李德生进入空军指挥所后，周恩来问李德生，能不能用无线电呼叫，让三叉戟256号回来？周恩来还说，他（林彪）要能回到西郊机场，我周恩来到机场去接他。李德生让指挥所调度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连呼三遍。调度员说，他们开着机器，但是不回答。林彪座机飞过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继续北飞，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国了。此时沈阳军区空军指挥所请示空军指挥所,要不要派飞机拦截？李德生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答复李德生，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在电话里跟李德生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于是李德生就对在空军指挥所的空军参谋长梁璞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要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在电话里对李德生说的话，只对梁璞说了“这架飞机不能打”，其他的话全都没有跟梁璞讲。就这样，李德生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当即，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禁飞令，派陆军进驻全国空军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可是，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李德生叫梁璞问沙河机场，禁飞了为什么还让直升机起飞？答复是：周宇驰向沙河机场调度室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调度室就让直升机3685号起飞了。李德生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军区空军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最后，直升机在怀柔县境内迫降。周宇驰开枪打死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他和死党于新野开枪自杀。同党李伟信没听周宇驰的集体自杀命令，朝天射击，没死，被民兵捉住，当场交出了留在直升机上的《“571工程”纪要》，后来他还提供了驾机外逃的经过。发生林彪座机外逃事件之前，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回国述职，由大使馆介于参赞和随员之间、协助特命全权大使处理日常事务的二等秘书孙一先全权代理。9月14日下午，孙一先给外交部发电报，说是有我国一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国提出严重交涉，请示如何处理。为了进一步证实此事，周恩来打电话给李德生，让空军指挥所计算一下三叉戟256号的飞行距离。空军指挥所领航人员按照飞机所载油量，发动机开车时间进行计算。结果是，飞机出境飞行时间不可能超过一小时，到达地点也只能是乌兰巴托、温都尔汗附近。李德生当即将计算结果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经多方证实，256号燃油耗尽后，飞机无法继续飞行，飞行员只好采取迫降措施，不放起落架着陆，让飞机贴着地面滑行减速降落。但在滑行过程中，飞机下身与地面摩擦起火，加上飞机油箱在机翼底下，所剩余油虽然不能为发动机供油，但可以为摩擦起火的飞机助燃，最终造成机上人员全部被活活烧死，而垂直尾翼没有油，没有起火燃烧，上面的机号“256”完好无损。这足以说明三叉戟256号的机毁人亡,不是被什么武器击落的，而是机上燃油耗尽，飞机迫降造成的。三叉戟256号在温都尔汗迫降真相弄清楚后，许文益大使立即返回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和孙一先密商，共同处理这一事件。按照中国习俗，他们将死者坐北朝南埋葬，为每一位死者列了标记，还为他们行了鞠躬礼，死者为大嘛。这就是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和笔者1997年至2000年为他整理书稿时，听他讲的他坐镇空军，监视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从起飞到消失的经过。
“九·一三”事件后，潘景寅、李平、张廷奎、邰起良等4名机组人员被定为林彪死党。他们的亲属也受到牵连。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时，谈到了1971年中国发生的“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好人。”邓小平的这话登到了《人民日报》上。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在空军称之为“随机正常死亡”。空军专机师给潘景寅、李平、张廷奎、邰起良等补发了多年的工资，让他们的家属代领，为他们的孩子补发了生活费，还给他们的家庭分了房子。
1978年9月16日，李德生（前右五）和彭冲等陪同邓小平在吉林省长春市接见当地干部。
1997年10月，笔者有幸应李德生老首长之邀，为其整理《军事思考录》书稿。乍到老首长跟前，还真有点儿紧张。一是老首长的年龄，比笔者的父亲还大一岁，二是老首长曾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笔者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都快七十来岁的人了，还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么大的首长。但通过多年的接触，这种紧张已荡然无存。老少相处得像父子兵，或是老班长与新兵蛋子一样。从1997年10月起始，到2007年出版，整整10年间，头3年是李德生自述，书稿整理小组录音记录，归纳整理。后7年是核对事实，敲定用语提法。具体做法是，书稿整理小组带着初稿，到中央和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南京军区、沈阳军区以及第十二集团军等单位的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包括某个事件、战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到南京、徐州等地，找与老首长共过事的一些老同志，有重点地阅读初稿，提问题，找毛病。然后，将档案馆查阅的，老同志提出来的，与老首长的自述稿不一致的地方，请老首长核对校订。如何处理这些不一致的问题，书稿整理小组报告老首长的观点是，一种可能是，档案里的文字记载，因为不是像老首长那样亲身经历的人整理的，可能出了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老首长年纪大了，口述的事件、战例，近一点的都二三十年了，远一点的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即使是年轻人也记不住，可能是年岁大，记忆出了问题。李德生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同意我们的观点。对我们所提的大部分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是人家的不对，还是自己的记忆问题。对不能肯定回答的问题，李德生听了一笑，回答我们三句话，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细节方面以档案记载为准，总的思路宜粗不宜细。最后，还有中央出版总署指定的出版单位，在编辑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李德生也是这么回答，只是多了一句话，他们是审稿者，请他们定。
跟李德生老首长近距离接触的十年间，他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党绝对忠诚。
李德生的原秘书，《解放军报》原社长祝庭勋同志所著《李德生的传奇人生》一书笔下的李德生，是“一位老红军，解放军陆军几十位军长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长。”其因是他在芜湖靠“大造舆论”制止武斗，而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是一位代表周恩来总理坐镇空军指挥所，处理林彪座机出境、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出逃事件的功臣。他还简略地点到：红军时期，李德生被有军阀主义恶劣作风，执行张国焘“左”的错误倾向的红四军第四师政委叶成焕开除党籍，跟着红军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装扮成送菜农民，进入马坊据点打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时的老河口、襄阳战役中，“刀劈三关”消灭国民党守军，为攻城部队开辟通道；抗美援朝战争时的上甘岭战役中，改变传统的排兵布阵方法，击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上甘岭的进攻；“文化大革命”期间芜湖制止武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又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等等。也就是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2011年去世，总共八十一年漫漫征程的李德生。
笔者在为李德生整理书稿期间，亲耳听李德生在讲书稿主题“我军是怎样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跻身于世界强军之林的”时，李德生也常常对写作组的同志，提及上面祝庭勋所点到的，他一生没能忘怀的经历和事情，遂以七律诗文，加以详尽注释的形式，为李德生的传奇人生点睛。受律诗的韵、平仄、对仗、每首七律限八句56字的规则所约，和笔者功力所限，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地点拨一下。对此，笔者诚请读者体谅。但笔者并无遗憾，也无力弥补。连赫赫有名的前解放军报社社长祝庭勋都说，他洋洋洒洒320千字的《李德生的传奇人生——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大作，在后记中也说“由于条件水平所限，缺点和差错在所难免。”藉此，笔者便壮胆力行，也就有了这首七律的其二，以抒发笔者的思想感情。
七律二首·八十一年漫漫征程——缅怀李德生将军（其二）
作者简介：戴金宇，男，1939年2月生，1959年就读于空军某飞行学院。1964年毕业。1967年从某航空兵部队调入空军司令部作战部，1971年9月13日晨，到空军指挥所值班时，第一次见到李德生，正值他下令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起飞歼-6战斗机拦截从沙河起飞的直升机。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1995年退休。1997年应李德生之邀，参加李德生《军事思考录》书稿整理工作。历任参谋、处长、教员、教学组长、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等职。2005年，移交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军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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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祖国杂志）：国防大学教授撰文深切缅怀李德生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