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顾全大局不是要说假话，更不是为照顾现实需要去歪曲历史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 也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教科书。2014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就是一部创新研究范式的成功之作。本书通过一系列文章把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通过历史事件鲜活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成为新的研究范式。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作者李海文老师正在为读者签名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节点上横跨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期等，时间跨度包括了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历史。涉及历史事件主要有反王明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国焘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抗美援朝运动、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 的 由 来、“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华国锋接班、包产到户、审判林彪和江青集团、1982 年X法的制定等。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华国锋、彭真等众所周知的中共重要高级领导人，也有中共历史上少有研究的张浩、师哲、李求实等历史人物；还有斯大林、 罗斯福等外国历史人物。全书展现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交互作用的特点。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研究历史必须研究人。而人又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 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全面考察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路径之一。

近年来，历史人物研究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研究人物的面越来越广，很多从未研究过的人物，包括在历史上起过不好作作用的人物，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二是对人物的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得到纠正， 以事实为根据成了研究者的出发点。本书就体现了这两个特点。如对于周恩来的研究， 作者着重研究了周恩来长期革命生涯中，几个值得一提但是又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如周恩来当初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复杂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特科、创建机要工作，建立“豪密”的过程；周恩来帮助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所做的工作，等等，使读者对于周恩来早期革命生涯的认识更为清晰，周恩来的形象更加丰满、客观、真实。周恩来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又长期在外做事，他就跟随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因此，他从小就养成多畏多虑、细致入微的办事风格。作者对于周恩来的研究独辟蹊径，关注细节，视角新颖，见解深刻。特别是对于周恩来性格的评价，作者引用了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对周恩来的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这种说法恰如其分，客观公正。书中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

作者亲笔签名版《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已在南翔书苑上线

全面而系统地占有材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没有历史科学。马克思早就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本书是作者在长期研究中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30 多年来，作者亲自采访了数百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既有部长、省委书记，也有将军、民主人士，甚至还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作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包括人物访谈记录、会议记录、法院开庭记录、回忆录、通信往来、电文等等。1976年为了收集纪念周恩来的资料，就作了 7000 多张卡片。

中共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占有极其丰富的资料。就是说，描绘历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坏就坏，好事不能溢美，坏事不能加罪。这是起码的要求。中共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在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的基础上，中共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作者在《张浩在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对蒋政策转变与解决张国焘问题中鲜为人知的作用》一文，就引用了大量档案、会议记录、往来电报及当事人的回忆，使这段史实更加详尽，更加接近真实，从而使张浩的形象更加丰满、完整。就使读者明白了张浩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西安事变和在解决张国焘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也使我们明白了张浩 1943年病逝后，毛泽东亲自抬棺的原因。对一些曾经在党的历史上作过贡献或产生过影响的非知名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发掘和认识。本书中《长征的故事是如何流传的》 一文就钩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书中认为徐梦秋虽然晚节不保，下场可耻，但其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在长征宣传中的作用应该予以肯定。特别是徐梦秋所编辑的《二万五千里》对于研究长征留下难得史料。本书把“徐梦秋编辑《二万五千里》”作为附录，利用大量历史资料和文件作为佐证，对徐梦秋编辑《二万五千里》做了客观的叙述。另外，关于“文革史”研究，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近年来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本书作者曾经是“文革”的亲历者，又长期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重要部门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得到许多党史界的前辈如龚育之、李新、 缪楚黄、廖盖隆、邵维正等人的指导，其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可信性应该更高。作者对石仲泉、陆平、杨德、王效挺、李雪峰等的采访、1966 年的北京大学见闻以及其它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使《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一文显得非常可信。书中有关“文革”的研究成果分量还是比较重的，如《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接班》、《1966 年夏天， 我在北京大学见闻》、《周恩来劝止红卫兵大串联》、《我的公公严佑民在逆境中》、《回忆我的父母李琪、李莉》等多篇文章。这些研究填补了“文革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一些独家披露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口述资料。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对历史的传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徐梦秋

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既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又做到了顾全大局。实事求是， 不是不考虑时间、环境、影响，对历史的某些内容直来直去地讲出来或写出来。对某些问题一个时候不能讲透， 就少讲、粗讲，只要不讲假话， 不造伪史， 就算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也不是要说假话，更不是为照顾现实需要去歪曲历史。而是在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的前提下， 对某些问题慎重对待， 在有关关乎大局的成果公开时，考虑时间、地点、场合、程度和方式等等问题。

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人物。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也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到其对于历史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失误。对于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伟大人物、英雄人物更要如此。本书中《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一文中，就对毛泽东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是作者 2003 年 10 月， 在台湾召开的评比两岸最高领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章既突出了毛泽东成功的原因、新中国的成就、毛泽东的理想、为什么“文革”打倒一切而国家没有垮台，又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建国后两次失误的主要原因。对毛泽东失误原因的分析，既突出客观原因，如制度不健全问题，个人崇拜严重， 被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等，又对主观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毛泽东本人熟悉农民，而不了解工业化。领导现代化大生产，仅仅听听汇报是不够的。其次，毛泽东偏爱文科，对理工科不太学习，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结构对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具有深刻影响。书中的分析很有见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研究中共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 研究者所面临的往往并不是过去的那个事件本身， 而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动态认知。由于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个人喜好影响、价值观念变迁、 研究者的选择性记忆以及历史事件本身的丰富性同文献记载的平面化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对于历史事件和参与其中的人物研究， 很容易产生分歧的焦点。本书作者以个人背景、曲折经历、独家访谈和深入观察， 触及到许多特定历史时期的细微之处，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帮助读者澄清了许多分歧。在《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接班》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华国锋的采访，澄清了毛泽东从来没有向华国锋讲过在“腥风血雨”中接班一事。该文是作者 1993 年 12 月亲自拜访华国锋后写成的，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并且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影响颇大。1993 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对此，1993 年 12 月，作者曾到华国锋家里拜访他。华国锋严肃和郑重的对她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作者亲笔签名版《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已在南翔书苑上线

此类内容书中还有很多。如作者通过对国共双方历史文献的查询、考证，写成的《1935—1937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过程》一文，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此文是作者从 1984 年到 1987 年发表的一系列研究周恩来和西安事变的文章综合而成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由于经过十年内战，双方接触和谈判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的恶化，材料分散或湮灭，因而鲜为人知。作者通过查阅国共双方的历史文献、原始会议记录，采访当时健在的当事人谌小岑、童小鹏、吕振羽夫人江明、张子华的遗孀李德贞、刘鼎、李金德等。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了作了详细的陈述， 对于了解和研究西安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再如《一波三折，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复杂过程》一文，就澄清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出版后一些人的质疑。该书出版后，不断有人质疑书中关于 1950 年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的内容。而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内容又是与中共中央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一事紧密相关的。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三年，取得了胜利。由于宣传上着重讲的是出兵的理由和有利条件，较少论及其他，造成许多人认为中央政治局早就决心出兵， 因而对师哲的回忆提出疑问。经过作者研究和考证，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对的。随着历史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