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滕代远生于1904年11月2日，他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到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建国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呕心沥血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68年春天，16岁的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在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我决定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我写信将此事告诉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没过多久，二哥、三哥分别从部队请假回来，专门为我送行。四哥因执行部队任务不能请假，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在抗战时期缴获的日本军毯送我带上，以抵御内蒙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桌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不也是这个年龄嘛！”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点着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了生活16年的北京，告别了学校、老师，告别了我的亲人，我与北京各个学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边疆的同学一起，乘坐一列火车准备出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1968年8月，全家欢送滕久昕（右一）去内蒙古插队
那天天气很热，因为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入，只能在进站口与远行的孩子告别。我的父亲和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在混乱的人群当中不知所措。家长们选出代表与车站负责人交涉，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爸爸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远的边疆，他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事后，给我送行的哥哥看见父亲坐上汽车后用手绢在擦眼泪。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接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我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部队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铁，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批准我请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随后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部队集中进行学习，我正在班里和同志们一起学习。这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就看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指导员正在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什么事情。杨新国笑着回答：“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班里换上军装，急忙跑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在院墙外等待。我急忙跑过去问：“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眼里泪光闪动，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老人家的嘴唇翕动着，还想说些什么。“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望着我认真地问：“向连队请假了吗？”我回答：“放心吧，我请假了。”
父亲已经69岁，身体多病，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刚刚恢复工作，为了挽回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我的心里很难受。一路上，我们父子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想：父亲身边都是工作人员，没有亲人能陪他聊聊心事，他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
滕代远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回到家，父亲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情况、部队的训练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第二天早餐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要好好工作。”我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怎么连在家过个礼拜天都不行呢?虽然不理解，也很不愿意，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情，仍好似昨天发生的一样。哪个父亲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呀，可当理智控制了情感后，思想就回归到了理智。革命者要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能总沉浸在悲欢离合、儿女情长之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十大新闻”照片一套，其中有毛泽东主席主持大会的照片，还有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父亲买来3只镜框，并把我叫到身边，要我帮助他把照片装入镜框，挂到墙上。父亲戴上眼镜仔细对比，亲自挑选出两张照片。我站在椅子上，举起镜框向墙上挂，父亲站在后面指挥。在一片高兴的气氛中，悬挂好了照片。
1973年9月，党的十大刚刚结束，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考核科目比较多，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了假，坐了2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纪律。万般无奈之下，我向父亲的秘书卜占稳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同情我的难处，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
滕代远与儿子滕久昕
这是我头一回因私事使用父亲的车，哪想到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久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又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我答应道：“是！”灰溜溜地回了房间。不仅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向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来。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它们会带我进入幸福的回忆中。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这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记得那天早饭后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陪父亲去紫竹院公园散步。我们一边观赏公园风景一边闲聊，不一会儿就聊到早上吃饭的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仅对孩子们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的衣着很简朴，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布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的，让母亲补一补再穿。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们不吸烟，我们兄弟五人，没有一个吸烟。我们家解放后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一家汽车修理厂，时常能听到工厂机器的噪音。这所住宅破旧了，存在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父亲始终不同意维修，只是简单加固一下楼顶的横梁，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父亲病逝。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拿去让公家报销。而今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因为家教严，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反映。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我的几位哥嫂都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过日子。
1974年11月中旬，父亲因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始终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他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父亲身边，唯独我刚从湖北调回北京。但我所在的部队承担着修建北京地铁的繁重任务，平时没有时间回家看他。
当我得知父亲的情况后，意识到他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坐在沙发上，便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在慢慢地摇动，仿佛在说：“你工作这么忙，不该回来啊。”这时父亲憔悴的面容略显苍白，有一只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说话吐字不清楚，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喊了一声：“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总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他常说：“一个大小伙子，又是个当兵的，别老在房间里呆着。”我护理完父亲后，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工作，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口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这些活我都干过。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马上就过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自然十分高兴。
1974年11月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2个多小时。他们在1939年相识于莫斯科，那时候，他俩一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仿佛一种久违了的充沛精力，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身上。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换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滕代远只有两个字的临终遗书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却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您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挡住了。
第二天早晨9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
无限的追思，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记忆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我常常怀着一种激动而崇敬的心情，缅怀父亲生前对我们的教诲，回忆他的往事，感觉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他仍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正在会客室里和人谈话，还在饭桌上同我们共进早餐，依然可以听到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和朗朗的笑声，还可以看到他为了加重语气打着手势的样子……
（选编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一期，略有改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纵览）：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