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

开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通过开会将革命信仰和新的理念输入根据地军民的内心世界，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开会也成为根据地军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之中，最突出的特点即是“会多”。这一特征既与丰富的会议内容有关，也与中共对不同类型会议的期许和组织有关。面对“会多”的问题，中共党组织通过调整开会频率、改革会议组织方式等，促使会议更好地发挥政策落实和信息传递的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文化是中共政治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其内容及特质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会议频率；基层政治；华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

“在晋察冀就是一位老乡，当他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讲：‘开个会讨论讨论。’”这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游历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的记录之一。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中共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面相之一——开会。如果说李公朴的观察是来自第三者的记录的话，中共的文件、报告则提供了第一视角的观察，如李竹如曾谈道：“开会，就是一种活的训练。应当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与组织生活的锻炼。”黄敬谈到，会议制度“是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秦基伟回忆：“队伍里是高度的民主化，你说今天下午干什么，他们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干。你要批评一个人，弄不好他们也要开会，斗争你。” 甚至有些民众说：“饭可以不吃，会不可不开。”

李公朴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开会已成为中共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开会也是中共政策落实、宣传组织工作的关键一环，是基层政治的重要形式和特征。从现代政治的发展史来看，开会也是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不仅中国共产党重视开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也通过开会解决问题。但唯独中共的开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且以“会多”为其一大特点，这就需要解释和思考。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非常薄弱。有鉴于此，本文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主，侧重于基层干部、士兵及民众的政治生活，挖掘相关资料对中共的“开会”进行梳理和阐释。由于中共会议制度和会议生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需要从多角度深入探讨，做系列性的研究，所以不是一篇论文就能全部完成的。不过，在诸问题之中，“会多”又是最突出，也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有重要价值的。因此本文以有限之材料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会多”的现象及其影响、“会多”的原因、中共对会议频率的调整。中共如何开会、开会的过程与安排等问题待另文探讨。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共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与民众的互动中，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会多”一定程度上正体现着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简单批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会议频率高是不客观的，要经过实证的分析，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

黄敬

一、“会多”及其影响

“会多”是中共的会议文化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这些会议也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会议频率并无一个明确的时间变化，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与事件具有一定的时空背景不同，会议频率问题更多是一种现象，大体随着抗日根据地任务的不同和数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且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总是同步的。

总体来看，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频率确实较大。如军队中会议的次数往往非常多，1941年8月罗瑞卿在报告中批评道：“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会议生活是有缺点的，一则是会议太多；二则是会前无准备，所以会议一般的也就开不好。据报告，连队会议每月少的有三十多次，多的有五十多次，目前连队会议之多，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1941年8月罗瑞卿刚刚在报告中指出了会议过多的缺点，10月在报告中又再一次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批评会议的次数太多：“连队会议过多，许多工作具体组织实施与检查总结，则常被忽视。以三八五旅所规定连队政工制度其标准为例，连队各种政治组织之会议有十四种，定期会议每月至少廿余次，另行政会议（连务排务会）每月至少八次，战士学习讨论会每月廿四次，干部学习讨论会每月八次，合计每月达六十七次之多。政指必须参加者计有三十四次，一个青年战士党员必须参加的计有四十八次，如果是积极分子则更多。政指除连队会议以外还要参加团、营召集各种各样会议，故平均每天要开会二三次以上。该旅例子还不是最多者，决一纵队之会议次数更为惊人，每月八十五次，学习讨论会尚不在内。”

罗瑞卿

萧华在山东军区政工会议的报告中也谈道：“在组织制度上繁杂而无具体内容与工作，连队会议堆累。如一团一连十一月三日至十七日营团召集干部会就有八次，共二十一小时，连队会议半个月二十七次，共五十四小时(平均每天三、六小时)。此外连队会议也有多至三四十次，汇报多至十五次，连战士拉屎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挂名委员，自设干事，活动分子身兼五职。”与会议类似的工作汇报也是如此，次数非常多：“汇报报告次数过多，公式化，内容空洞。一个连政指每月要向上级及党内作口头汇报或书面报告共四十五次，书面报告十二次，自己要接受连队政治组织的汇报有三十五次（班排向行政汇报不在内）。”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干部往往能够从繁多的会议中看到问题，认识到问题所在，这种反思精神也为后面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除了军队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和基层干部方面也出现会议频率高的现象。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报告中提到“开会愁”的问题：“现在支部最普遍的问题是会议太多，干部太忙，时间支配不开，干部忙得连地也不能种了，干部的地很多都荒了。‘在某些支部（特别是实支与基点村的支部），支干平均一月至少有半月开会，多至每日在开会（公开会在内），党员小组长等平均也在7天—15天之间’（黎城）。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各地都如是，因而形成某些同志的‘开会愁’，支部同志不愿当干部与此有很大关系。”

萧华

张根生提到：“这七、八天，一直过着会议生活，前几天还不甚紧张，后几天可真是忙得透不过气来。”张玺在日记中提到：“开会的时间特别多，每日平均就有5个半小时。”会不仅多，而且有时时间还很长，如景晓村提到：“八月八日的下午，离开了分局，走上了回途。我们从三月十二日离开清河，到八月八日，差四天正（应为整——引者注）五个月，预计八月底可回到清河。这样，这次会议连行路，用了五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只就在分局的时间，从四月一日到分局起，至八月八日离开分局，也是四个月零八天。这是一次相当长的会议，这也是我入党以来所参加的第一次长期的很大的会议。”

一些群众团体和民众的会议生活也同样如此。如晋东南青救总会报告中提到：“会议生活也太多，个别地区甚至每月开会七次以上，也无疑是增加了会员的负担。”有报告指出：“会议多的不得了，县书联席会、组织宣传民运联席会、妇委联席会等，弄的上层热闹的头昏眼花，个把月不能回去领导工作，实际工作。”太行根据地有些中农说：“抗战以后，政策样样都好，就是开会太多。”刘燕瑾提到：“和战线（剧社）的抗敌（剧社）的代表等开了一天文艺座谈会。谈了很多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及戏剧上很多事情，还不错，只是天气燥得很。一天过着会议生活，精神上是很疲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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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瑾著《火线剧社女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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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更多还是关于会议频率的经验描述的话，张根生的日记和梁必业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定量的统计。据笔者统计，在张根生留存的300天的日记中，如果以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每个月的会议次数如下：1943年5月9次，1943年6月22次，1943年7月18次，1943年8月32次，1943年9月23次，1943年10月26次，1943年11月29次，1943年12月26次，1944年1月30次，1944年2月20次，1944年3月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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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业的报告中谈到1942年一一五师的会议频率情况，每个月的开会次数如下：师特务营第一连，每月29次，37小时；教二旅六团三连，每月34次，53小时；教三旅一个连，每月40次，60小时；三旅一个指导员，每月49小时；特务营一连排长，每月35小时；六团三连连长，每月44小时；战士，每月1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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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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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到，会议的频率确实是比较高的，其中张根生的会议统计中还未包括请假的、因特殊事情没参加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两份数据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但结合前面的经验描述和这两份具体数据可以看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频率总体上呈现较高的状态，以至于给各个群体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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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频率过高不可避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会议次数多，开会内容不免会出现重复的现象，导致很多干部厌烦开会，如刘荣谈到会议内容的重复对其参会积极性的影响：“今天终日开会，布置反扫荡准备工作。最初有点不想参加，认为还是那么老一套，但又想到不太好，就参加了。结果不是脑中所想象的那样。固然有老一套的地方，但新的东西也学习了很多，特别是军事上，因此感到很满意。”然后他评论道：“会议要开得好，非有新的内容不可。新的内容是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而来的，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中得来的。”向上级汇报情况的汇报会也是如此：“由于汇报次数过多，无所可报，于是今天如此，明天亦复如此。连政指因工作太忙，只好要文书按期向上级照例誊抄一遍，当然不会有具体内容，而成一套公式。例如部队中发生逃亡时，在报告上谈到原因时，总是政治落后，家乡观念，管理方式不好，警觉性不高，外界影响等几条，而真实原因的研究与责任的追究等，则很少述及。”公式化汇报的形成固然会给人一种敷衍的印象，但仔细观察这些条目就可看到，公式化本身也是中共宽广视野和联系、辩证观点长期浸染下形成的，与其他政治力量相比，这种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实践中还是能够显示出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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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多的会议有时也会影响会议的质量：“由于会议过多，时间无法分配，于是提出口号曰抓紧时间，因此每次会议非常仓促，既无事先准备，更谈不上深入讨论与认真研究问题。有些支部大会常常只有支书作一报告，问一声有无意见，没有意见即宣布散会。有许多军人大会也常常只是连长、政指报告讲话，很少启发战士发言与切实讨论有关战士生活的实际问题。由于会议过多，许多工作只是常常停留在会议上宣布动员，而未能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与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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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

因为会议过多，有的干部出现了抵制开会的情绪，因此，是否到会便成为考核干部的一种标准。何英才在报告中谈道：“有的健全生活没有从实际工作中去进行，没有与群众斗争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只是为开会而开会的现象还严重，因此许多同志对开会感不到兴趣。榆次曾以开会为标准（是否到会）而洗刷了不少同志，但没有检讨领导机关对下层领导不密切的现象（如分委多时不出席支委会）。”中共太南地委提到：“在反妥协投降运动中，政治动员工作非常不够，如开会就打锣，如不到就要罚款。”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开会不到也罚，上课不到也罚。行政命令作风发展，影响群众热情，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于基层民众、党员来说，更是如此，甚至成为有些人不愿入党的原因：“今天为什么还有个别很老的战士不能入党，值得支部深入研究，原因不是一个，有的是怕开会，学习差，进步慢，于是就有党员看不起人家，认为他绝不可入党，因而缺乏耐心教育培养，这是不对的。”

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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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过多有时还会导致干部各项工作之间不好协调、杂乱的情况，如1943年10月张根生提到：“这几天，整风学习倒是抓紧了，但因为开会多，又打了几仗，平时坚持的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坚持不下来了。” 1943年11月13日又记到：“这几天，日记中断了几次，今天抽时间补充上了。一连开了十四天的会，还要抓紧时间进行学习，又要忙于各项工作，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时间深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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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议时间长，所以有时开会成为一些民众的负担。李竹如在报告中谈道：“开大会等于开讲演比赛会，起码要讲五六点钟，使得那些听的人坐着受罪，无怪乎老百姓把开会当作‘出夫’，甚至有些庄子专选那些有坐功、有耐性、不怕听讲演比赛会的人当作专门代表出席各种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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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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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梳理了中共会议多的现象及影响，虽然“会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的来看会议频率高正体现了中共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和对基层社会的不断深入。我们有时也会看到相反的一面，即有些基层组织出现了不开会、开会少的现象，1938年11月3日王恩茂谈道：“会议生活有的过多，有的过少（四连开了11次小组会，而机关连只开3次）”。12月5日，王恩茂在日记中又提到：“执行各种制度不经常，如一个月会议按时开，另一个月会议则没有按时开。一连上士杨光秀从流曲加入党没有参加过会议。鉴定工作10月份没有进行。干部小组会一营机关枪连、一连等三个月只开一次。有些新党员从未汇报过，七连十几天没有汇报过等。工作没有分配，没有检查。”1939年2月11日，提到：“会议生活不健全，支部大会一个多月才开一次，小组会七天尚未开一次。”1940年，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的报告中提到：“如黎城，部分支部（主要实验支部）能开会，但不能按时，虽然在个别地方已经建立各种制度，但这种制度还缺乏充实，巩固与坚持力还差。武乡全县能自动开会的支部尚不过四五个，这是差些的地方。”1941年，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报告中提到：“组织生活，很长一个时期（去年三次‘扫荡’后到春耕）大多数地方是停顿的现象，开会不经常，甚至两三个月不开会。”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中提到妇救会：“有的不常开会，有工作布置时能起作用。”农救会也是如此：“农救会组织生活不正常、不常开会，在布置群众动员东西时才开会，平时不进行教育。”应该说，会议过少以至不开会的现象虽有出现，但基本是中共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会议频率高正体现出中共的发展状态，当然如前所述，会多也有会多的问题，对于会议次数少，具体的复杂原因需要单独深入讨论，且这些现象并不影响本文所讨论的总体上会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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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

二、为什么“会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会议的频率较高，以致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现象，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中共需要这么多的会议？总的来说，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从会议的内容和目标来看，中共有多元的诉求任务，通过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能达到不同的目标，因此一种、两种会议是达不到目的的。第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诉求，也需要召开不同的会议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第三，与直接命令式的信息传递不同，会议能够形成干部与干部，干部与民众间较为充分的互动，从而更有利于政策的传达和落实，这更显示出中共特色的政治文化。

首先，不同的会议承担的任务不同，要达到的目标也不相同。总的来看，根据地的会议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教育类、工作类、娱乐类等，当然，各种类的会议并非截然分开，只是相对的分类。

其一，教育性质的会议。杨待甫谈到这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批评和总结工作等”。高鲁在日记中提到：“在对内工作方面，区长建立了一套制度：每晚有政治研讨会、生活检讨会、批评会，使这些会成为规律性的政治教育。”讨论是最常见的会议教育形式，如总政治部的指示中提到：“战士的班排讨论会，经常的讨论政治课及时事材料。”通过会议的讨论，与会人员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如陈若克谈到山东妇女组织的情况说：“小组会部分地区（如清河一部）能经常，开会的内容还相当充实，能进行自我批评，讨论工作。她们讨论得非常有意思，学了满口的新名词，如‘要告诉小孩子，“不”封锁消息’；讨论妇救会的纪律，她们说：‘一个妇救会员要不守纪律，那“不就成问题了？”’讨论国际问题，她们说：‘德国、意大利是一种国，英国和法国是一种国。’虽然名词用得不甚恰当，但可证明她们对问题有相当的认识，她们还能讨论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不过这还不是普遍的情形，仅有个别地区做到。”这些新名词的学习也推动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输入。对士兵来说，开会也是一种集体教育，如彭德怀谈道：“党还应注意用吸收战士来旁听有教育意义的支部大会，发动战士发表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党员的意见，许其推荐积极分子入党。”这种集体讨论的形式使士兵在参加会议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认识。

杨待甫

其二，工作性质类会议。传达和布置工作是这类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杨待甫谈到这类会议的主要特点是：“这样的会人数不必太多，范围不必过大，以一个分区为单位最为合适。”晋冀豫区委要求：“要短小迅速，能讨论专门问题或一个地区的工作，真正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从局部推动全局，并以实际情形改正一开始就传达、布置或冗长指示，会前要有充分准备，经讨论中吸收材料与同志的讨论意见充实内容，以结论形式出现工作要求或传达。”彭绍辉提到，1941年10月2日政治处召开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就发展和巩固党的工作、加强质量、注意党的生活及教育、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发展组织、严格审查党员等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和措施”。座谈会也是落实工作的一种会议形式，通过座谈的形式能更有效地传达和布置工作。

其三，娱乐式的会议。这类会议往往通过娱乐的方式达到教育根据地军民的目的。这样的形式有时比一般的会议更能达到好的效果。如彭雪枫在报告中指出：“生活枯燥的最好调合剂是开游艺晚会。在晚会中有训话、讲演、报告、游艺，还可以开回忆晚会，在会中报告各人过去斗争经验和斗争教训，既可以保持部队的传统，又可以提高队员的战斗情绪。比如有抗战经验的队员报告喜峰口抗战、十九路军抗战、东北义勇军抗战、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远征等事实。”

本书编辑组整理《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

除了以会议性质区分外，还可以从会议参加人员的范围来区分不同的会议，杨待甫谈到，可以分为扩大会议、党委本身的会议、各系统的联席会三种。扩大会议主要“为了动员或教育，人数较多，日程也可稍长”。党委本身的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工作和学习问题，一般应确定题目或大纲，分头准备，集体讨论，着重个人活动，每天时间要短，不然会开起来目瞪口呆（因无准备），开过后会头目昏眩”。各系统的联席会，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工作上的配合一致”。

除以上会议形式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会议。“不集合的村民大会”就是一例。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组成宣传队，利用夜间进入敌占区进行抗战宣传，其具体方法是：“按照事先分工进入村子，寻找一个较高的地方（树上或屋顶上），在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击鼓打锣，惊醒全村群众，用自制的喇叭筒，大声向群众喊话，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日伪的罪行，号召群众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日伪顽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此时因村村锣鼓响，敌人搞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脱离据点，只是蹲在据点里胡乱打一阵枪，以壮胆威。”此种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夜之间可同时对几十个村子的群众进行宣传，党的政策能同群众直接见面，揭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有一个战士的日记上写着：‘深夜钻进敌占区，悄悄蹬上制高点，锣鼓叫起老百姓，党的政策我宣传，村村老少都知道，亲戚朋友传无边，一夜虽然很辛苦，敌人阴谋被揭穿。’”采用这种形式虽然是迫于环境，但无疑是战争年代中共的一个创造，“不集合的村民大会”既是中共的一种宣传方式，也可看作是非常状态下的一种会议形式。

还有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会议，即在游击区、敌占区动员民众参加的会议。如武工队的任务之一就是开会。据总结，太行三分区第二武工队四个月的工作中“召开群众大会42次，参加群众3 820人。活动村庄30余。召开士绅坐（座）谈会1次，知识分子[座谈会]4次，伪干部会1次，到会8人。抗属拜访47次，士绅3个，伪军队家属3家，伪干部家属4家。个别宣传978人”。与根据地不同，武工队在敌占区召开会议要使用不同的方式：“用街头剧及秧歌、出洋相来号召群众到会，亦比平常开会能吸引人。”而且“开会演说的人，最好是本地人，学会讲本地话，这样群众才爱听（三分区二队就学说襄垣话）。对每一问题要连系谈自己活动地区，如在沙河工作就要说咱们沙河长沙河短，这样才抓得住群众痛痒”。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工作之细致。而且，在隐蔽情况下要多开小会，宋任穷提到：“不要开大会，要开小会，要细□研究，个别开会，个别汇报，个别传达。故组织形式要简，工作方式要复杂，适应今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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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

其次，由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诉求，因此，不同的群体也要分别开会：“在开会时由于工农青妇的要求各不相同，讨论各团体本身工作时，则应分别开会。如减租减息是农会的事，党的支部应动员农民起来，发动减租斗争，并动员工人、青年、妇女响应减租斗争。”这样的做法好处是：“群众组织对每件工作都能有正有副有主有辅地来进行，不但能增加工作效能，并且能加强农村群众团体的相互团结，实质上都是在我党[内]讨论，有计划、有步骤推动各群众团体去实行。这比工农青妇混在一起开会要好得多。混在一起开会，由于讨论内容一般化，易使有些群众以为与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因而开不好。所以开会内容必须明确，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开会只有一般性质的会议——纪念节日、庆祝会、娱乐会、公审大会等。”李雪峰也指出：“群众会议，应只开与反贪污或直接改善民生有关的会议，解释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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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多元的会议内容和不同群体的诉求出发，中共根据地的会议也能达到多元的目标。第一，通过开会中的讨论可以让根据地的军民得到新的认识，中共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开会汇入军民的内心世界，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规章中说：“经过谈话不转变，或是明知故犯的错误，即可采会议方式批评教育，利用他这个错误的例子教育到会议同志，并这会议的方式使到会人了解他的错误，不致于重复发生，并在会议中发动到会人发表意见，向他批评斗争，用大家的力量教育他纠正他，同时可由这互相批评斗争，能发展互相监督，互相管理的效用，这种教育方式，是民主式的，广泛性的，发挥效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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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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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还成为民众主动要求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这样动员（指干部反省、个别动员佃农——引者注），佃农劲大了，夜间便来找：啥时开会，我有问题……”这显示出根据地民众民主意识的进步，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进步作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会多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意识问题，即要想解决自身的问题，开会成为民众的选择之一，有时甚至是首先想到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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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议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办法。信锡华指出：“政权内一定要有会议制度，某一些问题必须经过主要的干部讨论后，作成决议然后执行。”刘燕瑾提到参加剧社的一次会议的感受是：“天天的会议，一天比一天强，现在一般的问题全解决了。会议是真正刺出了社部每一条老牛的血，它也鼓舞了刺激了每一个人的心。剧社要真的走向更生了，几天以来同志们的关系就开始了转变，还有什么能使我不相信呢？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后又从上而下的运动，每个人全自发的自觉的想好起来了，谁能阻止他呢？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每个人全开始复生了。”王紫峰在日记中提到：“今天会议内容是检讨敌伪据点工作。这个会对我的教育很大，过去分区这方面的工作是刘道生政委管，许多问题我不清楚。象这样的会，多参加几次，就会得到更多的知识。”景晓村提到：“军政会议一月二次，是军政干部各种组织的负责人。连经济委员会半月一次，要检查连队生活，检查账目及生产节约。宣传队半月开一次会议，主要检查宣传内容及宣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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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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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会也是中共宣传中的重要手段。有时中共还会对宣传工作中开会方式的频繁利用有所批评，如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报告中指出：“对宣传鼓动工作估价不够，不能抓住火候去深入动员群众，宣传工作没有和组织工作联系起来。在方式上只是散传单，开会，永无变换。”这种批评本身恰恰体现会议的宣传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也与会议的特点有关，通过多次的开会能增加干部和群众见面的频率，从而增强了干部和民众间的熟悉度：“人们不讨厌开会，愿意接近干部，从前‘冷淡’的干部，现在‘人缘’也强了。”固然，其中的“不讨厌开会”或许只代表一部分民众的态度，但开会所带来的干群间熟悉度的增加应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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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开会可以强化纪律的落实。高鲁提到山西临县白文镇训练班一个会议的情况：“开会时先对内容保密，只通知到民革活动室开会。对大家进行普遍的教育，让大家发言，女同志发言最多，摆出许多不良倾向。有个女同志哭着承认错误。有人提出可采用禁闭、开除的办法，提高大家对纪律的重视，以纠正各种不正的倾向。”经过开会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提高了国家民族观念和对抗战的认识，提高了对妇救会的认识，扩大了妇救会的影响，了解了妇女解放的真实意义。这样她们有了紧张的生活，有了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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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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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共会议频率高的两个原因，即会议内容和目标的多元性。最后，原因还在于会议本身的特质。与直接命令式的信息传递方式不同，会议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提供一个场域使干部与群众之间有较充分的互动，这种“互动式”的传递方式无论对政策的落实还是意识形态的传输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以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士兵开会的材料为例揭示会议的特质，因这个材料是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的材料，而不是联防军自己的个别总结，所以应该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就会议内容而言，除了传达任务外，最有心灵冲击的就是会议中干部与士兵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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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干部反省。干部的反省能够首先做出表率：“会议开始，连级干部首先向战士作彻底的反省，不仅是一般地承认错误，而且列举具体事实，进行具体的自我批评，以平复战士的不满。”具体的例子如“警七团四连政指反省了对一个战士脚痛了还要他去打盐的错误以后，大家都很心服，那个战士听了更非常高兴，下来就去找指导员谈话，表示很亲热的样子。又如骑兵旅张指导员反省了连上经济账目不清，自己应负责赔偿，战士过去对于连上经济的怀疑就消除了，而且感动了班长郭钧业，跟着反省出他曾去草地买东西，没打条子也没报销，以致混乱了连上的账目，从此战土们了解了张指导员为人诚实可靠，增加了他的威信”。相反，如果干部不主动的话，就无法带动战士发言，“警七团五连干部不愿反省，怕落后分子抬头，以致好多战士不愿发言，发言的也多提出要调出五连，关系毫未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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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峰著《战争年代的日记》

第二步是士兵发言。士兵的发言，以积极分子开始，启发讨论：“有计划地组织积极分子‘打头炮’，使打头炮的人，既要表现出能正确批评领导，也要表现出能严正地批评自己，有勇于责己，宽于责人的精神，这样来避免会议开始时沉默的现象，同时，更重要的是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学习榜样。发言正确而自我批评精神好的人，随时在会场上加以表扬。”然后，可以带动其他士兵发言，“意见多的战士，就是三番五次，也应该让他发表，平常不喜欢讲话的，又及时予以启发。提出的意见，在可能范围内立即解决。过去有些问题处理不妥的，像十六团一样设法当众重新解决，解除受委屈的同志精神上的负担，更好地启发他们的自觉”。有时，一旦士兵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就会形成热闹的会议场面，高鲁提到：“战士们开会讨论时也争取打冲锋。一发言就有三四个人争着。没有抢着发言机会的人就蹲着，怕站起来迟了抢不着发言的机会。还有人急忙抢着发言，但站起来却将讲话内容忘了，支吾了好一会，到另一个人发言了，他还是说不出来，又不想坐下，只能站着，等别人发言完了，他才想起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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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抗日战争时期（一）》

第三步是作出会议结论，在作结论时，中共非常注意考量和分析士兵的意见和声音：“作出会议结论，解决当前急迫问题。战士对领导的意见，是改进部队工作很好的根据，但其中不免有片面之词，有过高的要求，甚至有错误之处，因此集中意见之后，必须加以分析综合，作出结论，由连的领导同志报告，确定具体方针，作为一致努力的方向；其中并着重指出一项或者两项与战士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情，如生活问题等，立即加以改善，表示大会的胜利，使每个人以此胜利的心情，来从事实际的工作，这样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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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开会的过程来看，中共对会议内容的布置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感受，每一个过程设置的目的都在于激发与会者开会的热情，这样的互动过程充分体现出会议形式的特质。高鲁曾记下这样一个场景：“下午，江潮召集本村的妇女姨娃娃们开会。我也参加了，婆姨们不肯来，说在地里忙。后来主任代表说：‘外面刮黄风，吃也吃不饱，男人不行，女人还行，不愿来就要惩罚做一对鞋’。‘年时’，‘开生荒地5年不吃租子’，‘你们不用心听还行’。后来江潮又说了一些，婆姨听不懂四川话，后来叫村抗联秘书来当‘翻译官’。这人一开头讲‘关于’，他们都笑起来，学着他讲‘关于’。他是本村的，才22，年轻能干的小伙子，他老婆也在，她们对他十分拥护。婆姨们有的捻线，有的做鞋底。有一个约十五六岁的小妇媳和另一个谈话，这年轻的主任代表对她说：‘不要开小会’，她笑一笑，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其中虽也谈到民众不愿开会的情绪，但生动活泼的对话还是展现出干群互动的场景，通过会议中的“争吵”、启发和讨论，根据地军民有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验。这样讨论式的信息传递方式显然更有利于中共政策的传达。

《高鲁日记》

三、会议频率的调整

会议对于中共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不过，会议频率过高也确实是中共会议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对于会多的问题，中共领导者本身也有着切身感受。因此，中共也在想办法尽力改善这种情况，重新调整会议频率。

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无法阐述华北抗日根据地各个方面会议频率的调整情况，只能根据资料大致说明调整的情况。

民众和群众团体方面，如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要使群众每月政治生活——开会，不超过其全部生活6%至8%，每月不超过2天至2天半，即在闲月，也不超过14%至16%，即每月不超过4天至5天的样子（闲月，在某些地方可略多一些）。即这样，平均算就又等于一个2%的。”晋冀豫区妇救总会指出：“在有[些]地方可以以5个到7个人一组。就是说要有工作内容，会议不要死定7天、5天一次，而〈且〉以工作来决定开会，十天一次、半月一次都可以，临时召开也可以。这样，又可以免去互相混乱形式开会。”相比民众和群众团体来说，军队方面会议频率调整的资料较多。如太行军区政治部规定：“每月支部大会一次，小组会两次，支委会根据任务确定，原则上必须比原来少，军人大会一次，经委会半月一小算，一月一大算，汇报则根据任务规定，除临时特殊情况需要外，至多一星期一次。其他一切无内容无准备的会议不开，能够合并开的会议尽量合并。提倡战士和党员的自觉性和自动性，一切呆板重叠不必要的会议、汇报制度一概取消。尽量空出时间进行军事技术操课与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打棒球等，务使大家在整训中感觉紧张愉快，而不感觉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战士的积极性。”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时任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梁必业在报告中专门谈到了师政治部对会议时间的调整方案，如党的会议方面“每月六次，计小组会每月二次，每次一小时半；支部委员会每月二次，每次二小时；支部大会每月二次，每次一小时。每月计共需十一小时”。群众团体的相关会议规定是“决定有七种，计八次，共需时十时三十分。军人大会每月一次，每次二小时。军人俱乐部委员会每月一次，每次一时半；经济委员会（即生产节约委员会）每月一次，每次一时；工作组会议每月二次，每次一时；青年队员大会每月一次，每次一时；青年分队长以上干部会每月一次，每次一时；青年分队长会议取消。连队晚会每月一次，每次二小时，晚会内容可按月分别进行，但可在一个晚会中充实几个内容”。行政会议方面，“每月四次，每周一次，星期日的上午进行，每次二小时，每月共八时”。这样，总的算下来，每个月（按四周算）计算一共“开会十八次，共需时二九时三十分”。这样调整下来，每月十八次会议就比之前的每月三四十次的会议频率低了很多。

他还对士兵生活的时间分配做了具体的说明，如果以每月为单位，时间分配为：军事操课83小时20分，政治课30小时，文化课20小时，课外活动游戏70小时，自习20小时，早晚餐33小时20分，汇报10小时，晚点名10小时，休息183小时，交替空隙时间20小时，总计480个小时。按这个规定执行的话，三种会议的分布就是“每星期六是党日活动时间。每星期日是部队休息，开连队军政工作会议。群众团体的会议则在七十个钟头课外活动的时间中，抽出十一个钟头进行开会”。

1937年8月一一五师各级领导名单

这样调节之后，一一五师的干部、战士开会的次数就降低了：“按师政治部的这个新决定的执行，则连队政治指导员就所有的会议都参加了，一月亦仅参加三十小时的会议，如有些会议能协同支部书记配合参加，则至多只有二六小时的会议，平均每日一个小时的会议。”具体来说，“一个班以上的干部如果是党员，身兼一职的则每月参加二十三小时的会议，兼二职的二十五小时，身兼三职的二十七——二十九小时。如果一个战士是党员，每月只参加十七小时，兼三职的需十九——二十一小时。如系非党干部，一个月仅参加十二小时的会议，如兼一职则十四小时，兼二职十六小时，兼三职十八小时。非党战士仅一个月参加四小时，如兼一职则六小时，兼二职八小时，兼三职十小时。青年队员每月仅只多参加一小时会议，青年分队长多参加二小时的会议”。在连队汇报工作上，也减少了汇报次数：“除了保留每天三十分钟的行政汇报制度和党员的每周向小组长汇报一次外，其余一律取消。党员中每周向小组长汇报一次，主要强调党员个别的及时的汇报，有问题就反映，随时随地的汇报。”

除了梁必业，一一五师还专门颁布了相关会议规定。规定指出：“过去会议会报次数过多，一般化，且缺乏内容。有的把方式亦变成制度，有的部队一个月开会次数到四十余次。连队政指每月须参加会议六十多个小时。重重叠叠，形形色色。”为此，调整方案也是按照会议类别分别设置的，其一，党的会议，包括小组会每月2次，每次1个半小时；支委会（或扩大）每月2次，每次2小时；支部大会每月2次，每次2小时，共计6次，11小时。其二，群众组织会议，包括军人大会每月1次，每次2小时；俱乐部委员会每月1次，每次1小时30分；经济委员会，每月1次，每次1小时；工作组会每月2次，每次1小时；青年队员大会每月1次，每次1小时；青年干事会议每月1次，每次1小时；晚会每月1次，每次2小时，共计8次，10小时30分。其三，连队军政工作会议，每月4次，每次2小时。以上合计18次，29小时30分。

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

萧华也对会议频率的调整在报告中做了说明。与梁必业的调整方案，大致相同，有些微差别。党的会议，包括小组会每月2次，每次1小时30分；支部委员会（或扩大会）每月2次，每次2小时；支部大会每月2次，每次2小时。合计每月6次，11小时。群众组织会议，包括军人大会每月1次，每次2小时；俱乐部委员会每月1次，每次1小时30分；经济委员会每月1次，每次1小时；连队晚会每月1次，每次2小时。每月共4次，6小时30分。行政会议，每月不得超过4次，每次2小时。同时，还要求各级领导尽可能地减少会议，要着重在会议质量上下功夫：“政治指导员进行连队工作时，会议制度上、时间上必须按规定执行，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深度与强度，而不要在会议汇报形式上增添新花样，创造性应向工作上去发挥。但为了使会议不超出规定时间，又能解决问题，会前必须充分了解情况与准备如何解决的意见，开会的方法上亦应很好的研究改进。”

以上是会议频率调整的大致情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会议频率的调整还要与其他方面的措施相配合，如在开会前要准备充分，信锡华谈道：“开会之前一定要有准备。各级党的书记开会之前准备提纲，大家来了，可是没有来得及准备，宁可迟一天也是可以的。开会过程中，如果前边已经有人发表了你想发表的意见，就不要再重复，最后有补充意见，补充补充就行了，不要半途生节谈其他问题，不要一面开一面解决一些零星的、不要紧的问题。这也是会场纪律。”

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

会议的具体开展要有组织有计划才能产生效率，如有报告谈道：“会议当中没有中心，你谈谈我说说，这个事那个事，想起哪个是哪个的乱现象，并不能有中心有计划有系统的严格的紧张起来，并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制定工作计划，而去严格的执行，而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事务集合场，虽然说不能严重到这个现象，然而散漫无头绪无中心的现象，大大的侵蚀在会议当中，对工作的集体计划与研究，执行和检查的发挥是不够的。”彭绍辉在日记中批评道：“早饭后，到巡镇参加反内战反投降的群众大会。开会的时机很好，今天是赶集的日子，群众特别多。我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了一个报告，说明最近国民党反共、准备投降的事实，我感到这个会组织得不够好。事先未能在群众中造成一种浓厚的气氛，没有能够散发大量的传单，这样多的群众，没有能够进行广泛的宣传。”开会最重要的是要鼓励与会者说话，陈云指出：“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刻板这种方式是很不适宜的。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否则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就会没有意见，因为一个人常常不敢在严重的场面中间说话。”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有话就讲，敢说话，这就是好的现象，也就是证明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的。这就是第一件事：敢说话。”

陈云

会议中的一些调节性的安排对会议的组织也有影响，如王恩茂提到：“会议虽然开得很久，很疲劳，但因有罗科长讲话的样子不同，语言中间经常有‘这个’‘这个’，加之讲几十分钟又‘喝茶’‘喝茶’，特别是他买了花生、‘洋糖’、饼子，夜晚又做了饺子，有这一些东西吃，增加了开会同志的兴趣和精神，很紧张地在半夜里结束了这一会议。”如果有一个较好的组织者则可使开会得到更好的效果，高鲁提到：“孙高柱是这里的积极分子。开会时，他总是先听别人的意见，当讨论深入后，他便将各种意见综合起来，选一个好的意见作为决议。他的工作方法使他有了威信。”

开干部会和开群众会也要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印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开会时要让群众自己讨论，我们要少作大报告，多提出问题，让群众自己想办法。在群众讨论的差不多时，我们就以发言人之一的资格去发言，进行鼓动，在必要时就暗示他，提出竞赛，或用盟誓的办法举行宣誓。这就是说，我们不可像开干部会一样，报告、讨论、结论等一项一项的方式去进行，而应该用活泼的拉呱的方式，将报告、讨论、结论甚至竞赛、宣誓‘合一炉而治之’的办法，并且随时鼓动，随时启发。这是我们动员群众最成功的办法。”这些改革措施的配套展开才能让会议频率的调整起到更大作用。

当然，从事后来看，“会多”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会议次数只是影响会议效果的其中一个变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会议次数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重要的是，对会议次数问题的探索也是中共调整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共协调党群关系的重要路径。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

四、余论

“会多”是中共会议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主要探讨了会议频率高的现象、现象产生的原因及中共对会议频率的调整等问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多元的目标和诉求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会议这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方式，从文中会议的展开过程可以看到，这种讨论式的会议方式更有利于中共政策的传达。

如文中所述，中共根据地的会议包括多种类型，包括教育性质、工作性质、娱乐性质等等，据梁必业的报告中所示，会议有“如小组会，支部委员会、支委扩大会、（支委联席会），支部大会、青年队员大会、青年分队会、青年干部会、俱乐部会、经济委员会、墙报委员会、军人大会、锄奸晚会、青年晚会、自由晚会、讲演会、连务会、排务会、班务会、政治工作会、工作组会议、防谍委员会议、政治战土会议、排级干部会议……不下二十余种”。

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但几种类型会议的核心是内容的传达，只是不同类型的会议传达的内容不同。不过，会议又只是内容传达的一种方式，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其他的形式予以补充。这就提示我们，不能把开会作为落实工作的唯一机制。晋冀豫区委指出：“象许多组织开会方式的格式化，照例扯大道理，致同志茫无所措，等于‘听训’，尽管口诵六中全会指示‘点滴作风，实事求是’、‘不同地区，不同工作’，但并不妨害实际上的‘传达递减’，不能反映下层情形，不能解决问题，过些时候，甚至连领导机关也忘掉他布置过什么工作，必须怎样实现自己的决定，怎样为自己的决定而贯彻到底。无怪‘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求者尽管要求，工作依然停滞，依然茫乱！”

应该说，其中所谈的“传达递减”是政策落实工作中的常见状态，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开会的话，政策是无法完全落实到位的，需要配合其他措施。其一，由于中共会多，新战士往往不习惯：“旧军里没有民主，因此，新战士对于我军的会议生活也是不习惯的，既不愿在会议上批评别人（恐怕得罪人），也不愿别人在会上批评自己（认为这是‘丢人’）。必须在各种会议上慢慢鼓励他们发言，表扬他们的好处，而对他们的缺点则可在个别谈话中指出。警九团五连有个新战士，做手榴弹把子，把连上的锯弄坏了，他怕连长处罚他，心里很不安。连长知道了，和他谈话：‘你是为了工作，把工具损坏的，没关系。以后用工具注意爱护就对了！’”从以上可以看到，会议本身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需要和其他形式如个别谈话相互结合，个别谈话也被中共视为一种特殊的会议形式：“整风是一场普通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在认真学好文件，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要个人总结，自我鉴定，有错误要承认，清理思想，清理历史。方法可以个别谈话，开小会，开大会，总之，要在思想上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多种会议形式的结合才能更好达到目标。

毛泽东著《整顿党的作风》

其二，中共强调会议只是落实工作的一种形式，既要减少会议次数，又要改进工作方式：“了解农民，每次讲事不超过3件事。并实行官将就兵，即区、县干部，无论开会传达无论指示，都应上边往下跑。当然，这又必须改善县、区的工作方式，减少其不必要的组织与会议，加强党委的工作，并实现逐级指导。”中共虽然非常强调开会，但更重要的是落实工作，如中共晋冀豫区三地委扩大会总结中强调：“一定要从工作方式来研究改变，反对说空话，做到少开会多解决实际问题。”李雪峰谈道：“轻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事、个别的人，不对个别的人、个别户、个别事、个别问题加以注意与解决，因此眼前放过很多具体问题，而自己却感觉无事做，或者沉没在空谈的开会中（下去也只是开会），接触不到实际。”这就说明，开会一定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

因此，对于中共会议频率的问题也要从多种角度去思考，会议在中共革命的展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共政策的迅速传达、落实和民众、干部的接受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基层政治最便捷、最有效率的方式。实践过程中，中共还会采取个人—个人的工作方式。尽管中共非常强调个体式的启发觉悟，但这种方式更多可以作为会议方式的补充，而无法完全替代会议的作用。反过来看，如果开会过少往往还会导致基层组织的涣散，政策落实的不足。

《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中共一直在探索调整会议的频率，不过，中共对会议频率的探索不可能一次性的彻底完成，而要根据所处的形势、环境及具体组织的境况不断调整，以更好地发挥会议的作用。除此之外，诸如会议的组织安排、会议程序的设计与展开、会议人员的安排等因素都会影响会议的效果，但这些内容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待另文探讨。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作者：宋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