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六)

石少华

我们来到晋察冀军区,首先去见军区宣传部的潘自力部长。潘自力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他说画报社刚刚起步,工作正忙,罗光达同志又已在半年前调任边区出版社社长,所以非常希望我协助沙飞办好《晋察冀画报》。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根据情报,日军已在北岳区周围集结了很多的兵力,估计很快就要开始对晋察冀山区进行大扫荡。

我不留你了,潘自力同志说:没想到你刚来就要参加反扫荡,赶快去组织部办个手续,就去画报社上任吧,免得沙飞同志着急。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画报社驻地阜平县上庄村。沙飞、赵烈等同志到村口迎接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饭菜。晚饭后,沙飞召集全社同志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在我们之前,平、津和华北联大的一些学生被分配到画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其中有章文龙、赵启贤等同志。他们的文字水平较高,下笔富有文采,都是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彼此的关系十分融洽。赵烈不愧是个多才多艺的指导员,他又是朗诵诗,又是指挥大家唱歌,气氛非常热烈。

石少华:风雨十年(六)1944年11月画报社部分同志在阜平洞子沟村合影。从左至右为梁国才、高华亭、杨国治、白连生、裴植、顾棣、牛宝玉、石少华、李途、李勇(爆破英雄)、杨瑞生、沙飞、张一川。

就在欢迎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军区的通讯员突然闯了进来,把军区刚刚下达的一份敌情通报递给沙飞。会场立时安静了,大家都意识到:一定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沙飞把敌情通报递给我,我匆匆扫了一眼果然,上级告诉我们:敌人的先头部队距离军区驻地只有三天的路程了。沙飞神情严肃地站起来,看了看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结战斗的集体,同志们对沙飞充满了信任。沙飞拿起敌情通报,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然后看了看表,果断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九点五十分,四十分钟后各就各位,按命令行动。

同志们分头去作准备了,赵烈、裴植、张雨川和我留在沙飞的房间开会。裴植当时担任画报社的行政股股长,张雨川(张一川,又名张玉田)是画报社的印刷厂厂长。大家坐定以后,仔细研究了军区的指示和预定的计划。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画报社从半个月以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军区知道画报社器材较多,所以专门拨了一个工兵班归画报社指挥,负责坚壁机器。沙飞同志从画报社抽调了一批青年工人与工兵班一同打洞,一方面可以加快速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长计议,把工兵同志的本领学到手。半个月以来,他们已经挖好了许多巧妙而隐蔽的山洞,一旦发现敌情,就可以迅速地将器材、设备化整为零,分别坚壁在各个洞里,即使被敌人破坏了一个洞,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同样不会影响画报的印行。另外,我们还准备布置一些疑洞,里面装上些不再需要的破旧器材,以便吸引敌人上钩,并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疑洞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由赵烈和张雨川负责组织青年突击队和工兵班坚壁机器,坚壁的地点要绝对保密。洞外的脚印和其它痕迹要派专人消除,不留任何破绽;疑洞周围则由工兵班埋置地雷。裴植负责向村干部及民兵队长传达军区的敌情通报,协助他们安排老乡们转移到后山。至于我们的粮草、马匹,都要在天亮前收拾停当,整装待发。

军区事先已为北岳区的反扫荡作了周密的布置,为了确保画报社的安全,把花塔山一带划为我们的根据地,以便使我们在反扫荡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花塔山地处阜平、灵寿、行唐三个县的交界,东可以到冀中平原,西可以直通五台山,地形十分有利。沙飞曾亲自进山在上庄附近进行勘察,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大部分地区还没来得及去,所以他希望我带十几个同志先期上山,为大队人马打好前站。他交给我一个火漆封口的绝密文件袋,里面装着军区下达的花塔山地形图和上山路线。沙飞替我挑选的10多个同志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非常精干;从冀中来的流萤和通讯员王清江也随我一同上山。另外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决定把画报社的管理员也带上,到山里设法筹集粮草。我们那位管理员姓程,当时有30多岁,算是画报社的长者了;他在战斗连队以及营、团一级都当过管理员,很有经验。

就这样,一支临时组成的先遣队很快便召集起来。为了保密,沙飞建议我们黎明前动身,并且让他的警卫员赵银德同志把我们送到山脚下。沙飞原来的通讯员白连生调到印刷厂工作后,赵银德便一直跟着他。当时画报社已是团级单位,本来应称警卫员,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叫惯了,所以仍然把赵银德和王清江叫做通讯员。赵银德曾跟随沙飞进过一次花塔山,但是也只认识山口一带的路,再往深处走就只能靠那张地形图了。

也许是因为我初来乍到,沙飞特意把先遣队的同志们召集到一起,交代了任务,并嘱咐大家一切都要服从指挥。我简单地讲了几句,随后让管理员把大家安顿在开会用的大房间里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马蹄表的指针已经指向深夜12点,我和沙飞到村外去查看坚壁器材的进展情况。万籁俱寂,只有我们的青年突击队和工兵班还在轻手轻脚地搬运机器,偶而传来几个沉闷的声响。张雨川同志迎到村口,说是一、二号洞已装运完毕,正在封口。他带我们翻过几个山坡,只见工兵班的战士已在洞口铺平了土,然后又把事先准备好的野草和一丛丛灌木栽上去,不知情的人一看,真是天衣无缝。张雨川很有把握地说:按照现在的进展速度,黎明前就可装完主要的设备,明天晚上再干上半夜,咱们画报社就算是‘土遁了。

沙飞严肃地说:洞口的隐蔽一定不能马虎,天亮以后任何人不准在这儿逗留,明天夜里我来验收。

张雨川半开玩笑地答道:尽管放心,要是能看出一点儿破绽,明天你把我也坚壁了!”

回到驻地,程管理员正等着我们。他打算带上几匹牲口,驮些必需的粮草,免得在山上万一筹不到粮草而打乱计划;另外他认为还应补充饲养员和炊事员各一名。到底是个老管理员,确实想得周到,沙飞和我都表示同意。

夜已深了,沙飞卷着烟,仍然毫无倦意。我十分关心底片的安危,低声问他:底片安排得怎么样?”沙飞听完哈哈大笑。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已经安排了10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6个人背底片和照片、文字资料,4个人作预备队。这件事我亲自负责,就是掉了脑袋也不能丢底片。听了他的话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尽管他没有掉脑袋,却险些掉了一条腿。

凌晨4时左右,电话员送来一份电话记录,沙飞看过后又递给我。那是军区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通知上说:日军受到我民兵和部队的阻击,前进速度较慢。但是这次投入的兵力比以往要大得多,沿途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每晚集结于大村落宿营……。这时,赵银德带着军区的通讯员走进来,送来潘自力部长的信。潘部长在信中告诉我们:日军的这次扫荡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投入了大约十几万人,所以估计反扫荡的时间比原来预料的要长,斗争也会更加残酷,一定要做持久的思想准备。军区机关日内就要与主力部队一同转移到外线,留下的同志由临时指挥部负责,分散活动。潘部长对画报社坚壁清野的情况非常关心,因此沙飞迅速地摊开纸笔,把我们这里的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安排简要地写上几句,交骑兵通讯员带回去。

通讯员刚走,裴植、赵烈和王清江进来了。王清江大概是来叫我起床的,见我们一夜未睡,无可奈何地撇了撇嘴,把我的马褡子和挂包抱了出去。裴植已召集村干部和民兵队长传达了敌情通报,他说干部们都很有信心,准备明天一早就作动员,让老乡们实行坚壁清野,年老体弱的先上后山,民兵队早已准备了不少土地雷,准备巧设地雷阵。画报社为老百姓囤积了一点救急粮,埋在后山。为了防备万一,裴植没有把埋粮食的地点告诉村干部,打算等到关键时刻再说,沙飞对此表示同意,又嘱咐裴植适当分给民兵队一些手榴弹和步枪子弹。

赵烈也带来了好消息:主要的机器、材料都已进洞,工兵正在封口、伪装。编辑部的书刊、文件也大都坚壁在洞里,估计天亮以前便可以基本完工。画报社的青年突击队很起作用,赵烈还特别说到宋贝珩同志,这小鬼真是有力气,连我们的都督都直伸大拇哥!”

他说的都督名叫曲志成(曲治全——编者),山西人,年方18岁,为人开朗,工作负责,是我们印刷厂的工人骨干,在工人当中也很有威信。因为山西军阀阎锡山曾自封都督,大家就开玩笑地叫他都督。起初他还不愿意,可是他越不愿意大家越是这么叫,最后他也索性自称都督了。这次战备,沙飞派他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而宋贝珩跟我来到画报社后,一心要参加突击队,我征得沙飞的同意,就让他参加了。结果,他同都督倒很合得来。

王清江和赵银德端来几碗面条和一小碗酱菜,沙飞连忙招呼我:你可要吃饱,下顿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呢,他把裴植和赵烈都拉到桌边,来来来,一边吃一边谈工作。

我们在饭桌上商定:明晚天黑之后,由裴植带编辑部、技术工人和后勤人员上山;后天黎明前,其他人员也随赵烈上山,只留下都督、宋贝珩和工兵班,跟随沙飞在上庄村断后,上山时间相机而定。沙飞郑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冀中参加过‘五一反扫荡,对日军那一套有所了解,山上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

凌晨5时,程管理员全付武装地走进来报告:队伍已经集合完毕,什么时间出发?”我和沙飞随他来到院子里,只见十几名先遣队员都已收拾停当,整齐地列成一队。程管理员工作很细心,他让饲养员把所有的马蹄都用破布包扎了起来,以便行军的时候不至于发出声响。一个战士肩上还扛着把大扫帚,准备跟在队伍后面清除可能留下的痕迹。沙飞默默地同大家一一握手,严肃地宣布了行军纪律:1、不准讲话;2、不准掉队;3、不准抽烟;4、不准丢弃任何物品。

随后,他又嘱咐担任向导的赵银德:把队伍带到山口后必须绕道返回,不得再走原路,以免暴露我们的转移方向。

上庄村是太行山脉的一个较大的村落。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蜿蜒行进了40多分钟,便看到沙飞说起的那条小河;然而一入秋,河水就已经干涸了。过了河,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大山。赵银德告诉我说:这就是花塔山了,再往前走就是山口。

这时,天刚有点蒙蒙亮,我命令大家原地休息,然后让赵银德沿河床而下,绕回上庄村。

北岳区多山,平时远远地望去,花塔山并不出众,甚至显得平淡无奇;如今站在它跟前,才真正感受到它的险峻和雄奇。

进了山口,再往前走就只能靠那张路线图了。我打开密件,细细地查看起来。这是一座北方山区所特有的石头山,光秃秃的,几乎看不见什么树。从外面看上去,好象根本没有上山的路,只有一条阴森森的山涧。山涧中残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山涧两边则是又高又陡的崖壁。按照路线图所示,我们沿着山涧一直走到头,无路可走以后,再沿原路折回两个山崖,这时才看到左面有一个很不显眼的岔口,从岔口拐进去,走上几百米便是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我们收起路线图,加快了行军速度。在前方大约三华里的山路上,终于出现了第一户人家。

这家人有三间土房、一架草棚,房东是50多岁的老两口。闲谈之间,我们知道这老两口的儿子也在八路军里当兵。此地冷清偏僻,平日很少有人来,日本人更是从未沾过边。我们把反扫荡的意图向那老汉大致介绍了一下,老汉说前一阵有位八路军的干部,曾带着随从来过这里那大概正是沙飞和赵银德同志。老两口儿都很热情,听说自己家里要住八路军的部队,非常高兴。

时间紧迫,我决定就在这里设立临时指挥所,派三个同志到对面的山头上隐蔽起来,监视上庄村方面的动静,随时报告敌情的变化。对面的山梁蜿蜒崎岖,万一有情况,这些同志也很容易甩掉尾巴,绕道转移过来,而不至于暴露我们的驻地。

石少华:风雨十年(六)石少华(右一)和他的战友们行进在晋察冀山区。

据老汉介绍,从这里翻过一座山,十来里以外还有个小村子,人迹罕至,十分隐蔽。从那个小村子再往南走,则是行唐县境了。于是,我让流萤和程管理员带上一个阜平口音的当地同志,沿此路前去侦察,并画出地形图。

一切安排停当以后,我到对面山头上看了看。那里地势险要,可进可退,往下面望去,上庄村一带的情况尽收眼底。

我叮嘱留在这里的三个同志轮流站岗嘹望,有情况随时派人来报告。中午时分我回到指挥所,不久,流萤等同志也回来了。他报告说:十来里以外确实有一个小村子,总共十来户人家,房子都在半山腰,是一处十分理想的驻地。他怕这里着急,所以没敢逗留,先回来报告了。我让其他同志留下来收拾房东借给我们的两间土房和那架草棚,准备迎接陆续上山的人马,然后带上流萤、王清江和一个叫刘汉的年轻同志翻过山去,作进一步的侦察。

进到花塔山的深处,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些树,但是由于此地的老百姓全靠砍树来作柴烧,所以有树也是零零落落,难以成林。好在到处都长着一人多高的茅草,人在里面赶路,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那座村庄,程管理员和几个村干部站在村口迎接我们。村干部们听我们几个南腔北调的都不是本地人,便猜到要有大部队来驻扎,立刻热心地为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据他们说:这一带人少、山多,又穷又荒凉,山顶上还常常有狼群出没,所以敌人从未来过。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各部队都有军用粮票、柴草票和饲料票,需要筹集粮草时,总是由地方组织和老百姓负责,然后部队照价付票,老百姓拿到这些票,可以从附近的村庄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让程管理员带着一些粮草票留在村子里,把一切安排就绪,准备接待明天上山的几十个同志和马匹。

告别了乡亲们,我带着几个同志继续南行。大约走了十华里,山上的树渐渐多起来,有时还能见到一片片茂密的树林。这说明我们已经到了灵丘县境内。灵丘是山西省有名的煤炭产地,老百姓有煤烧,自然就不用砍那么多树了。果然,前面不远出现了一个稍大的村庄,这村子很整齐,完全没有受到过战争的破坏,村里大概有30来户人家,生活也比较富裕。显然,在这里建立我们反扫荡的第三站是非常理想的。我们找来村干部,询问了村里的情况。他们说,前些日子军区司令部来过人,在村里安装了地下电话线,并且向他们交代过,要准备迎接反扫荡的部队。这里地势险要,不光是阜平和灵丘两县的交界,也是河北和山西五台山地区的交界,沿西面的山梁走不了多远,就是五台山了。从这个村子下山,最近也得绕十多里山路,这种地方敌人是不大敢碰的。另外,在这儿筹集吃的、烧的也比较容易,附近的山洼里还有几个小村子,村里都有我们的地方组织,实在不行可以到那儿去想办法。村里的治安员还说:这一带群众可靠,都是几辈子住在村里的庄户人家,没有发现不正派的坏人。就这样,我们给村干部留下不少粮票和饲料票,让他们帮助准备几十号人的食宿问题。那时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队伍总是毫无二话,要什么给什么。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我们才迅速地安排好这纵深几十里的三处宿营地,从而得以在反扫荡中游刃有余,争取了主动。傍晚时分,我们返回指挥所,只把流萤和刘汉同志留下来,负责第三站的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把张四找来,交代了联络暗号,让他下山去接裴植同志带领的第一批人员。大约在半夜里,这些同志顺利地上了山。按照计划,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被安排在两间土房里休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则在草棚或者房檐下住宿。我和裴植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人把他带来的这批人送到第二营地,牲口也全部带去,以便把第一营地留出来迎接赵烈带领的第二批人员。休整两天后,再由程管理员把饲养员和马匹送到第三营地,而第二营地的同志负责组成两个精干的侦察组,摸清周围的情况,伸出触角,把周围的地形了解清楚。

山上天亮得早,同志们刚刚休息了一会儿,东方已经发白了。裴植把队伍集合好,大部分带上来的粮食都留下来供应后续部队。一行人默默地沿着羊肠小道上了路,很快便消失在高高的茅草里。

赵烈和张雨川带领的同志们也准时上了山,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互相通报了情况。军区机关已于昨晚转移了,画报社的坚壁清野工作也已经完成。沙飞正在帮助地方组织安排老百姓的转移,随即就会上山。我们决定让赵烈和张雨川尽快把同志们带到第三营地,另外命令电话员立即在第三营地把电话机接通,务必与前线临时指挥部以及附近的兄弟单位取得联系。坚壁清野时组成的青年突击队要保留原建制,挑选6名精明强干的同志执行侦察任务,3人为一组,一组负责五台山方向,一组负责冀中方向。前往五台山方向的一组尽可能选派山西籍工人,而前往冀中的一组则由流萤负责。侦察小组一方面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还要物色第四、第五营地。至于画报社的牲口,我们打算把驮东西用的骡子分散到第三营地的老百姓家中饲养,战马身上都烧了印记,所以仍由饲养员负责。

沙飞考虑得很周到,总怕我这里人手不够,所以让赵烈带来了工兵班的5个同志,由副班长带队,交给我指挥。我留下了这几个同志,其余人员全部向第三营地转移,赵烈在前,张雨川殿后,总共是40多位同志。

当天下午,王清江从第三营地带回消息:一切顺利,流萤、刘汉同志的准备工作相当出色,同志们都住进了房子,另外还给指挥部留出了几间屋子。电话已经接通,秘密总机正在帮我们同指挥部及其它单位联系。裴植也派人送来消息说:第二营地可以看到山下有日军路过,但是山上尚无敌情。他们已派出侦察组,并且与地方民兵配合,在山下的道口埋设了地雷。

第三天黎明前,沙飞终于平安地上山了。这样,我们就顺利地完成了整个反扫荡的第一步计划:沙飞和我在第一营地,裴植、赵烈分别负责第二和第三营地。三个营地互为依托,形成相互呼应的三角之势。我把山上的地形以及宿营地和山头上哨位的情况一一介绍给沙飞,他默默地点着头,久久注视着那晨雾缭绕的层层山峦。花塔山的清晨是那样宁静,但是隐隐传来的飞机马达声很快便把这宁静划破了。我和沙飞半卧在隐蔽的草丛里,不一会儿就看见两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呼啸而过。敌机向地面扫了机关枪,在上庄村方向盘旋了一阵,又被西面的山峰遮掩住,渐渐消失了。沙飞站起身,微微叹了口气:要不是跟日本鬼子打仗,这山里真有拍不完的景色!”是啊,山川草木,雾霭星辰,无时不在牵动着这位艺术家的情思,然而前来侦察的那两架敌机已经告诉我们:敌人的部队很快就要到了。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评价一位艺术家的时候,常常不满意于他们的审美眼光和对于形式美的开掘,半是遗憾、半是责难;但是公正的历史总是这样写着: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正直的艺术家首先是一名战士。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许多在烽火中产生的历史作品,也不能理解被时间淹没了的许多前辈。

石少华:风雨十年(六)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1940冬   沙飞摄

当天傍晚,对面山头的侦察小组派人来报告:日本鬼子已经进了上庄村,正在到外搜查。深夜,村里的民兵队也派人来联系,说敌人一进村就搜查得很厉害,见人就打听画报社和印刷设备的去处。原来,敌人已经得到了关于画报社的情报,这次到上庄村就是专门来寻找我们的。上庄村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比较好。在敌人到来之前,大部分群众都已转移到后山,只有少数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在村里,敌人拷问了几位老人,但是谁也不肯说。最后是村里一户地主家的老头子实在挺不住,供出画报社曾在村里住过,甚至还领着敌人到处挖洞。幸好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并不知道任何线索,结果反而挖上了地雷,炸伤了好几个鬼子。敌人踩雷后不敢在晚上出门,所以民兵队决定当晚就去抓那个坏家伙,免得让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风雨十年(六)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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