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说：“世上有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世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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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她们出生在战乱年代，不曾在母亲的怀抱中久久温存，甚至从小被母亲带着穿越炮火，面临生死存亡！今年的母亲节，听听他们记忆中的母亲，还有感受过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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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之女罗北捷：
母亲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我跟母亲生活时间比较长，我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活了40年，所以我对母亲的了解比对父亲的了解熟悉得多的多。
我母亲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干的河南姑娘。当时大别山划成河南省，现在是安徽金寨。母亲6岁就开始在小卖铺里给人家打酱油，很小的时候跟我姥爷一起参加红军。我母亲是四方面军的，在四方面军一直做到妇女工兵营营长，后因警卫队调戏妇女，我妈妈跟对方打架，最后变成了一个大头兵，没地安置。这时候正好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交叉工作，中央红军有一个卫生队，我母亲被分到这个卫生队当护理员。这样就跟着一方面军了。
我母亲的经历也挺有意思。因为父亲一直病重，她不得不承担很多工作：既是秘书，又是勤务员，又是卫生员。我父亲尿血，送小便，她几乎干了一半医生的活儿。
母亲陪着父亲去莫斯科治病后回到哈尔滨，父亲情况比较稳定了，那时候四野要给他安排工作，根据她的资历，给她安排为组织部副部长，我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你的资历是够了，但是一定有在能力上比你更强更合适的人。从部队的需要讲，应该考虑他们，不能考虑你。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部队有很多家属孩子，小孩常年跟着部队受教育，是个问题，部队流动性这么大，就地上学有困难，我们要办个学校，就办个四野子弟小学。”
就这样，母亲成了四野子弟学校的校长。刚开始只有8个学生，前方战况越来越紧张，很多父母都把孩子留在学校里，要不然行军困难，这个学校越办越大，学校跟着第四野战军转战南北。解放以后我妈妈又办了十一小学，十一学校的图书馆是由我妈妈的名字命名的。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刘伯承之子刘蒙：
妈妈弥留之际希望我勇敢卫国
妈妈（汪荣华）出生于安徽省六安一个叫独山村的地方。1929年，发生了独山暴动（后演化成六霍起义），母亲那时才13岁，高小毕业，便参加了革命，在女同志中算是个老革命。经过漫长的斗争历程，她曾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9月）时母亲和父亲结为伉俪，母亲一直跟着父亲在前线，她受父亲的影响也很深，那个岁月是很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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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妈妈，她对我点点滴滴的教育，让我感慨特别深。回想起12年前，那是2008年，我在广东军区总装备部，那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彼时的形势有些紧张，陈水扁在台上，我们担心陈水扁选上之后，会发生台独 ，因此当时组织了一次直前演习（也就是说，可以从演习转为战争），但那时候母亲身体患癌症，状况愈加不好。我回到北京，在妈妈床前，我跟妈妈说，“最近工作比较忙，没顾得上回来看她”，妈妈说：“我听弟弟说，你最近在参加演习？”妈妈当时已经生病很厉害了，她声音很小，我把耳朵贴上去，妈妈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能参加军事演习，我很高兴也感到很光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发生战争，你能不能像爸爸一样，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祖国。”我当时心里很难受，我告诉妈妈：我虽然没有爸爸的指挥才能，也没有爸爸的经验，但是你相信我，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像爸爸一样，在战争第一线献出自己的一切。“听我说完之后妈妈虽然没说话，但她的眼中流露出了满意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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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妈妈在弥留之际对我说的一番话，也是妈妈对我说的最后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妈妈从13岁到91岁，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祖国和党，我深刻感受到一个老革命对国家和人民的时刻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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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大将之女肖凯：
在妈妈的影响下，我致力于公益
母亲走的时候是93岁，她的一生对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从小在外公创办的周南女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母亲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并且还是校花。1927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我父亲肖劲光在武汉相识到结婚，之后两人积极投身于革命中。之后，妈妈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得到胡耀邦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保姆有困难时，她总是将自己微薄的工资除了养家以外，其余的补贴给保姆，帮她解决困难。保姆年龄大了以后，还让她女儿接替在我们家。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说，保姆只是跟我们分工不同，我们不能以歧视的眼光对待他们，要一视同仁。
母亲经常教我们如何做人，告诉我们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面对好处和福利时不要争抢，要让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里条件好的时候，妈妈常常救济一些贫困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母亲老共产党人的作风和严谨的家风对我们这一代产生深刻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妈妈的教导和熏陶下，我也一直在做公益方面的事情。她教会了我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并且善良的心也要用到合适的地方，否则就会挨欺负。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我与母亲有一个10年未接触的空窗期。1938年12月我出生在莫斯科，当时父母受指派赴苏联工作。1940年2月，他们又奉命回国，但为了革命，我被留在了苏联。直到1950年，我回到国内才跟妈妈有了接触，那时我已经11岁了。
妈妈的一生多磨难，小时候家里很困难，没上过学，12岁就到织袜作坊打工。1926年与父亲结婚后一起参加了革命。尽管母亲没上过学，但参加革命后在爸爸的帮助下，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艰苦的训练，她的进步很大，母亲后来写的字非常好看，还担任了父亲的秘书等职。
我的父亲在1950年就去世了，这对母亲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她坚强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带着我们四个子女生活。家里虽然很苦，妈妈始终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生活的每一天，直到2003年离世，活到101岁。
她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子女也很严格，母亲一生简朴朴素，因此也教育我们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印象深刻的是，母亲从小就培养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虽然家里有阿姨，但母亲坚持让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自己洗衣、收拾房间等。
母亲还是个善良的人，与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的很融洽，别人遇到困难，她都乐于帮助。妈妈身上有很多的优秀品质，我很喜欢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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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炳炎之女贺北生：
在延安，妈妈怀着哥哥躲炸弹
我妈妈是1942年跟我爸爸在延安结的婚。1942年到1943年间，国民党频繁轰炸延安，妈妈怀着我哥哥躲飞机。他们几个人一起躲，第一个炸弹轰炸以后，连滚带爬到第一个弹坑；第二个炸弹落下来就爬到第二个弹坑；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躲飞机……就这样，她保护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的爸爸妈妈是军人，我们兄弟姐妹5个是军人，我是1967年入伍，2005年退休，是一名退休女兵。我在1983年去深圳看特区的时候，我的同伴们就让我留在深圳跟他们一块做事。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妈妈，妈妈说：“你爸爸希望你们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我就乖乖地回到部队，一直到退休。
杨至成之子杨子江：
母亲的话使我终身受益
我母亲唐慧文是1945 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曾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
记得1962年10月1日国庆节晚上，父母亲带我们上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烟火晚会，当时我11岁，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我母亲从西侧急忙快步走来，跟我说：子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我们（母亲、父亲和作为孩子代表的我），听到母亲这么说，我感到非常激动和高兴，在天安门城楼上西侧敬爱的周总理首先和我父亲握手，我父亲将我母亲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又和我母亲握手，我母亲又把我介绍给总理，我是少先队员，带着红领巾，给周总理恭恭敬敬的敬了一个队礼，然后说：“周伯伯好。”总理握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觉得特别受鼓舞，总理又和我父母亲聊家长里短，问家里子女的情况和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次接见一共15分钟，一晃58年过去了，今天回想往事，还是记忆犹新，幸福无比。感谢母亲对我的信任和爱，让我作为子女代表受到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是个真正的好总理，我们永远尊敬他爱戴他，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母亲参军时正是解放战争初期，她的家乡是东北辽宁抚顺市，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那时东北解放军前身叫东北民主联军，民主联军的总部就驻扎在抚顺，民主联军总后勤部的卫生部驻扎在抚顺市医院，我母亲当时在医院当护士，经卫生部的周越华等老同志的帮助下参加了民主联军，抚顺市曾经是被日本人占领过，因此参加民主联军的人很少，抚顺医院只有我母亲一人参加，母亲作为进步青年，当时的思想是向往光明进步的社会，为建设新中国而战。她参加了东北四平保卫战，曾担任过前线医疗救护组组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解放后曾多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为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父亲杨至成将1967年2月病逝，母亲一人抚养我们姐妹兄弟6人。父亲去世后，我忽然一下长大了，也懂了很多事。1968年，我主动申请报名参军，母亲非常支持我，我当时的单位是38军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经常写信，从政治思想上关心我，要我继承发扬父辈的光荣传统。她在信中常说：“你们现在当兵是和平年代，幸福多了，同你父亲那些老红军相比差远了，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上井冈山，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受敌军围追堵截，飞机经常在头上机枪扫射、投炸弹轰炸。你们要像老红军、老八路学习，学习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对人民无限热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母亲的教育关怀下，我在野战军部队工作十年，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使我的工作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对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母亲的话使我受益终生。
吴岱之子吴志民：
母亲带一岁的大哥步行千里寻夫
我的母亲叫何云，1927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一个贫苦教师家庭, 从小受父亲和姐姐的影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因此她16岁就和父亲、姐姐等家人加入革命的洪流。
在滨海中学读书期间，正值八路军攻打郯城，她和同学们一起抢救八路军伤病员，并勇敢机智地摆脱了日寇疯狂反扑。1942年入党，1943年3月受组织委派，17岁的何云同志提前毕业至山东省郯城县挂剑区任妇救会副会长，组织宣传动员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经领导介绍，认识了八路军老四团政委吴岱。1943年结婚后于当年11月入伍, 到八路军115师滨海军区6团卫生队工作，一直跟随主力部队转战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母亲在莒南县生下我大哥。1946年，国民党准备重点进攻山东。组织上通知母亲，早些做打算。母亲看着孩子一岁了，为了不给组织上找麻烦，决定带着孩子独自北上，寻找部队。决心一下，母亲告别了父母，独自背着一周岁的大哥上路。
从临沂到龙口，近千里路程，好在都是解放区，父亲是115师暨山东军区命名的模范政治委员，在山东解放区知名度很高，一路上到处都有老4团、老6团输送出去的干部，处处得到部队和党组织照顾。头一个月还算顺利。过胶济铁路的时候，母亲看到了火车，还特意让孩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火车开动的声音。到了龙口，就要坐船渡海了。山东半岛距离辽东半岛有100多公里。海上风高浪大，还有美国和国民党军队的军舰巡逻。为了不让孩子的啼哭暴露了目标，母亲特意在上船前买了几块糖，关键的时候让孩子含在嘴里。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来。
船好不容易平安地靠了岸，遇到了从山东来的八路军。母亲一打听，才知道部队并没有在辽宁立住脚，已经撤向吉林。正好有人去通化，就搭伴前行。又是近千里路程，又是行走了一个月。到了通化警备区司令部，一进门遇见了原老6团的政委刘西元在这里当领导。他向母亲详细介绍了一年多的变化，说：山东1师现在是东北民主联军1师，已撤到北满牡丹江一带了，现在大雪封山，路上还有土匪和黑瞎子，实在是不安全，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再派人送去。母亲一看南满的形势也很紧张。自己帮不上什么忙，还给添麻烦，执意要继续前行。
通化到牡丹江公路千里，翻山越岭近许多，但是不安全。刘政委派了一辆大车，送了一程。没想到大车老板走了一段后，因为害怕土匪，扔下大车跑了。剩下的路，母亲背着大哥，深一脚浅一脚，担惊受怕，独自一人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当她背着大哥出现在东北民主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父亲吴岱的面前时，蓬头垢面，完全是一个泥人了。父亲看到离开一年的爱人和孩子时，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战友们闻讯纷纷前来看望。母亲把一封封家书分给大家，传递着家乡父老乡亲的问候和嘱托。一时间，母亲步行三千里，历时上百天，爬山过海、顶风冒雪，背着孩子安全归队的消息传遍了部队，变成了激励将士们打出山海关，解放全中国的动力。
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多年，但是母亲的音容相貌一直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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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红船杂志）：母亲节特辑 | 开国元勋后人深情讲述母亲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