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泰斗刘鼎：我是工人，以前当过老师

1936年3月，经宋庆龄引荐，刘鼎作为共产党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恳切陈词，透彻分析局势，凭着渊博学识和丰富经历赢得张学良的信任，也使他增强了联共抗日的决心。肤施(延安)会谈后，刘鼎被党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7月，刘鼎说服张学良为改造东北军组建了学兵队，学兵队以招收平、津青年学生为主，共400人，建制放在张学良的卫队二营，由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兼学兵总队长。刘鼎协助设计办学方案，负责教学事务。

在德国留学时的刘鼎

早在1933年，刘鼎被任命为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参照红军学校的办法，他为学兵队编制了训导计划，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军事课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等，政治课程则从实际出发做了设计，内容如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的理论和实践、苏联革命等。刘鼎专题讲授《红军的军事民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还请负责东工委工作的朱理志讲《社会发展史》，请宋黎讲《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以及杜重远、车向忱、万毅等知名人士来演讲。学员队办起来后，教学训练有序开展，学员生气勃勃，他们自己创作了《学员队队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激昂悲壮的歌曲。

1937年3月，在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东北军“二二”事件后，刘鼎回到延安。考虑到一旦全面抗战开始，红军中几乎没有能掌握和维护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汽车这些装备的技术人员，刘鼎产生了创办摩托学校为红军培养技术力量的想法。1937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摩托车学校，任命刘鼎为摩托学校校长。学校非常简陋，没有教室，上课和实习就是在露天进行，采取实际应用为主、理论学习为主的办法。理论课用的教义是由刘鼎和几位教员自己编写的。学员的文化基础差别很大，加上教员少，刘鼎就什么课都讲，物理、化学、外语、文学等，后来又先后开设了装甲、航空、坦克专业。没有坦克，教员和学员就一起制造假坦克，用绿被单把汽车蒙起来，装上假枪、假炮，有了坦克轮廓，在延安机场摆出配合步兵冲锋的战斗队形。

军委摩托学校教职员在指导学员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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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摩托学校出动5辆“坦克”，参加抗日军政大学进行的步坦联合战术演习，这也是我军第一次“步坦协同”演习。演习开始，5辆“坦克”成三角队形由待机阵地徐徐开出，马达隆隆吼叫，扮演步兵的抗大学员跟着“坦克”向“敌人”阵地冲锋，着实让参观的人们惊喜了一把。摩托学校培养的这批学员大多成为解放军建设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

摩托车学校停办后，刘鼎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在以培养高级干部为主的二大队和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五大队同时任教。因为刘鼎在德国、苏联学习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和苏联十月革命等都讲得深入浅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40年2月，刘鼎随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他向学校提出一套培养方案，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在筹备开办抗大第六期的时候，成立专门培养参谋业务和特种兵专业技术人员的特科大队，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和参谋、机枪、通讯、工兵四个研究室，刘鼎担任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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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从农村根据地一时难于实现无线电通讯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通讯连的培养方案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意见，如，养军鸽，发展军鸽通讯；养军犬，为部队侦察兵服务；培训旗语通讯、灯光通讯等。此外，还在抗大训练部下面，设了一个兵器研究室，通过研究各式枪械的特点，设计适合前线部队使用的武器。特科大队培养出的大部分干部后随刘鼎调往军工部，学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在特科战线上作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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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抗大在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举行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校庆时，副校长滕代远在大会上代表学校表彰了五年来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其中就有刘鼎。说“他们在本校工作很久，成绩显著”。

194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左权、后勤部长杨立三一起送刘鼎到位于黎城县上赤峪村的八路军军工部就职。刘鼎到军工部后，马上着手技术人员培训问题。9月，彭德怀和左权明确提出要“建立培养军工干部学校”，根据这一指示，军工部先成立了干训队（包括工训科和通讯队两部分），后于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军工专科学校在山西黎城县看后村正式成立，刘鼎兼任校长，随他调来的抗大特科大队的干部和学员成为创办学校的基础。学员按照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编班，分为专科班、普科班、会计班和预科班。学员最多时达317名。

任八路军军工部长时的刘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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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鼓励师生把学校办好。当时就提出培养太行工校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校风，结合技术教育的特点，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勤俭办学的方针（易辉，2011年）。在教学上坚持理论和军工生产实际相结合。师生一手拿书、一手拿枪，边学习、边战斗。在他担任校长的三年间，为抗日敌后根据地培养了400多名青年军工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的国防工业建设作了人才贮备。如今，由太行工校发展为太原机械学院、华北工学院，直到今天的中北大学已成为一所涵盖工、理、文、经、管等10个门类，在国防科技领域和区域经济建设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前身是1940年创办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战争时期辗转办学多次更名。1947年，时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副局长的刘鼎将学校从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正式独立出来，改称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工业学校，其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根据地的工厂培养急需的工业科技人才。刘鼎亲自为其解决校舍难题、调任技术、有专长的教员。1948年春，刘鼎就任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主管华北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兵工生产工作。他注意到校址在邢台，主要培养电器、机械、土木、水利等工程技术的北方大学工学院与工业学校具体情况很相似，刘鼎建议两校合并，利用各自优势提高质量，加速人才培养。在他主动作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两校于1948年8月正式合并，改称华北大学工学院。开学典礼时，刘鼎和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具体人才的培养模式时，他说：“第一，我们的学习不是只学技术。我们需要的是掌握全部生产，发展它。如果只有技术观点，只讲技术不讲生产，那有什么用处？希望同志们要强调‘生产观点’，明白要如何才能生产得好，有计划，善配置，不但会做，还要会做有用的东西，既有技术又能善于运用。第二，希望你们学的要‘熟练’。不管你学多高深的数学，不会算工资帐就不行。要快要熟，这是工厂工作的需要。”

40年代于延安合影。左起：聂荣臻、刘鼎、罗瑞卿、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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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学校迁至北平，却因有些人提出学校规模不大办学条件困难的意见面临去留。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坚决主张要把这所从延安起源，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壮大起来的工学院好好办下去。他曾说：“从延安来的这些老学校、晋冀鲁豫来的学校，都有延安的老底子，这些学校不见得很强大，当时它们老办教育，延安的几个人还在，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华大工学院的名字在根据地就有了，学校要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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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鼎力争保留的情况下，周总理亲自让秘书与各方面打招呼、协商。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争取，一场学校停办的风波终于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在学校后来的发展建设中，刘鼎以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从大局给以学校无私的支持。70多年后的今天，学校已成长为全国重点院校北京理工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毕业生，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80年代初刘鼎和夫人易辉看望何长工（左一）时在何家院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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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鼎还创建了一批工业科研机构，包括工厂设计所、技术资料翻译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技术推广情报研究所、火炸药研究所和械弹研究所等，为提高兵器工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兵工专业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尽快提高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技术水平，在他的主导下，1950年7月1日，中央重工业部、三联书店、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三方合办，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类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三个月后，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面向金属加工行业的科技期刊——《机械工人》（《金属加工》前身），再次号召广大工人努力学习技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贡献于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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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的女儿刘文米曾问父亲的职业是什么？他告诉女儿：“我是工人。以前当过老师”、“莫斯科东方大学、延安的大学、北京的大学”。对刘鼎来说，“老师”这个职业是他在红大、抗大多次担任教员时的经历，更是他对军工教育、军工人才的重视和培养的一种体现。（作者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