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同饥饿与疾病
作斗争的故事
1941年和1942年，敌后抗战形势非常严峻，这不仅在于敌情严重，斗争残酷，也在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天灾歉收，疾病流行等等，日常生活极端困难。
1942年以前，我们生活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小米一斤半，油一钱，盐三钱，当年秋季歉收，小米由一斤半改为一斤。1943年发生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许多地方粮食完全绝收。这样，不仅根据地军民生活难以为继，还有从敌战区逃来的几十万难民需要救济维持生命。这时我们的供应由主要是小米，改为主要是玉米，并要从仅有一斤的定量中再节约二两出来救济灾民。
我们所在地区，在根据地也是最为贫困的地区，正常年景也难以供应军队，这时更为困难。我们吃根据地的粮食，要到山西和顺等地去背；吃沿平汉线游击区搞来的粮食，要到内邱、赞皇西部山区背。自己动手进行生产，附近没有土地，也要到山西和顺等地找荒山、建基地。
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还没有结束，疾病就大规模流行起来，疟疾早已司空见惯（我从1939年开始，每年都要反复几次，直到1945年负伤以后才算痊愈），同时流行的疾病还有伤寒。瘟疫流行来势凶猛，很短时间内三分之二师生病倒卧床。当时缺医少药，完全是靠年轻，靠顽强的意志去战胜病魔，生命大多可以保持，但由于营养不良，体力恢复十分艰难。按当时的标准，只要不发高烧，不倒在床上就算是轻病号。病号多了，轻病号也就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要照顾重病号，要背粮、背柴、要担任各种勤务。
同饥饿、疾病作斗争也成了我们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依时间顺序讲讲我自己经历的几个故事。
?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开始，根据敌人动向，我们转移到敌人对浆水地区合击的外线，在敌人合击十八集团军总部和抗大两个中心点的结合部与敌周旋。拂晓爬上山顶隐蔽，黄昏下到谷底吃点东西，了解周围情况。开始几天还以队为单位活动。一天，我们发现敌情，响声就在近处，紧急转移，其后就变成以排或班为单位分散活动。分散时，班排人员又做了新的调整。
我们带的粮食和干粮渐渐吃完，在地方找粮更为困难，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那些天，我就靠一块酸枣面当干粮，用山涧水泡着充饥。
为了安全，为了寻找食物，各分散活动的集体和个人都看中了一个方向：从路罗川、浆水川的下游，绕过合击浆水镇附近之敌，跃过将军墓川、宋家川，进入内邱西部山区。从此，我们从山顶转向山麓，白天隐蔽，了解敌情，侦察道路，晚上行军转移。
6月初，我们七八个人在副班长申彤华同志的带领下，转到了将军墓川和宋家川之间的一个山地。这个山不高，馒头形，树木少，植被差。好处是视野开阔，南北两川交通要道尽收眼底，便于观察。山上有一处独立家屋，也有少数转移出来的群众，便于通过他们了解就近敌情，补充点粮食。当天夜里，我们就露宿这里。半夜，天公不做美，下起了蒙蒙细雨。春雨虽然不大，但山坡已开始淌水。我们不能与民争屋，且又累得要命，只好大家挤在一起，或蹲或躺，利用两块油布遮挡一下，虽然很艰难，多数同志还是睡得挺香。
我们的行动，感动了独立屋“躲反”的老乡，我们的副班长申彤华也善于做群众的工作。班长李赛东入学前在部队当过副连长，反扫荡正好用上，被队里抓了公差，调去和上干科派来的副队长一同组织转移事宜。副班长申彤华同志不仅要负责这七八个人的军事行动，也得想办法给大家肚子补充点“燃料”。
拂晓，起床准备行动前，他和担任警戒的同志不仅向群众了解了附近的敌情，而且在群众的帮助和支援下，给我们弄来了一顿美餐，一个人有两个刚蒸出来的玉米面窝窝头，还有一碗清水菠菜汤。虽然肚子并没有填饱，但对我们前胸贴后背，一活动就冒虚汗的“饿鬼”们来说，这餐饭实在是太鲜美，太香甜了。胜利了，进城了，各式宴会参加过不少，改革开放了，人们生活提高了，山珍海味来到了寻常百姓家，但我总也忘不了那餐香甜可口的粗茶淡饭。那顿早餐成为我平生第一美餐。
6月中旬，我们转移到内邱西部的一部分同志走出深山，在十八盘山顶的一个村庄同分路转移到这里的同志们会合。我们三队的全体干部和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这次反扫荡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正当我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疾病、瘟疫又向我们肆虐了。我就是在这里发重病的第一人。
那天夜里，我们二班全体同志露营在房东的屋顶上。繁星在深邃的天空中闪烁，山间纯净的空气伴着野花的清香，随风沁入人们的肺腑，紧张了一个多月的神经松驰下来，大家很快舒舒坦坦地进入了梦乡。谁知半夜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我发烧了，浑身滚烫而且还在增温，到天明烧到40多度，神志不清了。队里也紧张了，不知是当地正流行伤寒，还是卫生员误认为我是伤寒，总之我被当作伤寒病患者送到深山隔离了。
我被送去隔离的地方，后来估摸大约是在宋家川源头的一条深山沟的底部。我住在一座独立屋里，屋前有一条沿山谷东西走向的小径。屋后紧临一条丈把深的山谷，乱石嶙峋，犬牙交错。山涧的积水从乱石底部缓缓爬出，在不远的前方汇成一泓清流，潺潺地向东南流淌。这个房子靠东一半是一个大土炕，我睡在靠窗户的一角。大家把我抬到这里时，我似乎还有一点印象，后来的事我就一概不知道了。这里可以肯定不是一个医院，而有没有在反扫荡中转移到这里的医生、卫生员？我在这里沉睡了多少天？谁来为我送饭送水？我至今也都不知道。
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在这里做过一场梦，梦见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天气热得不行，我到漫水村（这里以泉水著名）那个有水磨的地方乘凉，特地下到流水落差冲击水轮的地方，那里非常凉爽，非常舒服，但场地狭窄，非常难走，只能像壁虎一样，紧贴在墙壁上慢慢地向前爬行，爬呀爬的，老是爬不到尽头。
清晨，东边山头上一片鱼肚白，慢慢地又变成了灰紫色的云霞。在朝霞的映衬下，在大约一米左右见方的不规则的一个水潭里，显现出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我自己。我终于醒了。我坐在水边的一块石头上，两腿叉开，两脚踩在水边，鞋子都已湿透了。我下身穿着一条大而无裆的短裤，赤条条的上身披着一块包袱布，上边两角在颈项前打了一个结；面部焦瘦，无神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嘴唇干裂，满是死皮和水泡。头发老长老长，不怒都可冲冠，我用手一摸，头皮屑多得像雪花飞舞，顿时成了少白头，伸手在头发中搔痒，一下摸出三四只肥大的虱子。这副尊容，别人看到，一定会把我当作是山里的野人。这副狼狈相，一生都留在我的记忆里。
经过大半夜的山风吹拂，多少天的高烧退去了。只觉得十分干渴，我捧起潭中的清泉一顿牛饮，又洗了一把脸，脑子清醒了，意识也恢复了。我庆幸，庆幸山风涧水“治”好了我的恶疾，我又闯过了一次死亡关。我真感到疑惑，我怎么能来到这里？怎么能从乱石堆里爬到几百米远的水边，身上还没有一处擦伤和碰伤？
我身体虽然极度虚弱，但现在只有不顾一切地自己救自己了。我爬上河岸，顺着小路，找回我的“病房”。天哪！那里更是一踏糊涂。身上穿的衣服，盖的夹被散乱地扔了满炕，包袱里的衣服有的散落在炕上，有的掉在地下，包袱皮却裹在身上。我枕的是一条干粮带，可喜的是小米还装得满满的，一定是哪位好心的同学在别人送我到医院时给我放在担架上的。房门一直是敞开的，我庆幸野狼没有发现我，把我吃掉。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哭得很伤心！
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谁知流泪也能治病。哭过以后，心情轻松了，脑子也清楚了，克服困难、自己救自己的办法也就多起来。我穿好衣服，收拾行李，沿着门前的小路向东北方向密林边缘走去。一边走一边探寻有没有老乡，有没有军队。在几里外的一个山窝窝里住着一户人家，夫妇俩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我的询问下，老大爷告诉我，前些天有几个同志住在这里，走了好多天了，走时说，反扫荡结束了，部队回到了原驻地，有人来找，就叫他们也回到原驻地去。老大娘看我是个病号，对我十分同情，忙着烧水，给我做饭。我在他们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大爷、大娘让他儿子把我送到山口。我走上了归队的征途。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生命力和忍耐力是很强的，什么伤寒、疟疾等病魔肆虐，什么缺医少药、甚至无药，凭借自己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同志都挺过来了。但也有个别体质较差的同志扛不过去，被病魔夺去生命，耀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大病以后，身体非常虚弱，几十里地，走了两天，终于回到我们队的驻地──夏店。班里、排里、队里的同志，对我的归来虽感到出乎意料，但都很高兴。
反扫荡以来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并没有改变，我被“送院”以后，疾病很快在队里蔓延，各个班都有不少病号。名义上复课了，但能到课的人很少。我们班还算幸运，重病号不多，但粗壮结实的小伙子，除班长李赛东外再也没有了。因为疾病流行，各班互相间一时断绝了往来。
一天黄昏，我正在院子里小凳子上坐着，班长李赛东同志从外面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张耀龄同志高烧不退，医治无效，去世了。”接着加了一句：“多好的同志，太可惜了！”这个噩耗，有如晴天霹雳，我头脑轰然一声，差点晕倒在地。班长进了房门，我在水缸里打了一瓢冷水，顺头灌下，好半天才镇静下来。
我和耀龄同志都是来自129师政治部，他是组织部的小干事，我是直工科的小技术书记。彼此往来密切，比较熟悉，来陆中前我们都是确定到抗大基本科去的。我们到校不是同路，他到校后，由校组织部调整来陆中，到了三队。耀龄同志生得眉清目秀，性情温文尔雅，他诚实善良，聪明好学，个性内向，敏于事，慎于言。他书画都有所专长，是一个非常好的秘书人才。他先由部队选到冀南军区政治部，又由冀南军区选调到师政组织部。在队里他很受领导、教员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
我俩生得可能是一个病，高烧昏迷，经久不退。我的体质虽不健壮，但耐力较强，闯过了死亡关。他身体单薄体质虚弱，闯不过去，不到二十岁就作古了。在军队里，在战争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此刻实在不是滋味。?
秋天，抗大总校组织盛大的文化展览活动，想借此一扫反扫荡、疾病蔓延所造成的沉闷气氛，鼓舞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完成当年的学习计划。我们三队除组织歌咏队外，在抗大总校组织的文化展览中也布置了一个学习汇报展览室。我和师政宣传队来的一些同志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在文化展览预展时，我们各单位参加布展的同志都先参观一遍，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在总校卫生处的展览室中，在一个药瓶里展出了一颗比正常人大的心脏，不知展出的用意何在？而还有一项图片展览，是讲医药卫生费节约成绩的。有知情者说，这颗心脏就是耀龄同志的。
这件事成了我们当天下午议论的中心。有的同志说，为了弄清病情和死因，搞遗体解剖是可以的，队里领导把它搞得神神秘秘，唯恐漏出一点风声，太不相信群众了。有的说，解剖就解剖了，展出来有什么意义？有的更气愤地说，人都死了，节约再多的医药费，又有什么用。大家都说，对这件事要提提意见。但怎样提，谁去提，没有下文，互相看着，几个同志的目光相继落在我身上。当时我确实莫名其妙的很气愤，于是就说：“关键时刻，总是有人‘做草鸡，下软蛋’，你们不去我去，出了乱子我兜着！”我跑到那个展览室，在意见薄上写下了：“昔日你诚挚的心，今已变成展览品。痛哉!痛哉!”这条意见很有效，第二天耀龄同志的心脏展品就被撤走了。
这件事本来可以了结，想不到，有人把这件事传到了上干科的一些同志那里。这些同志多是老红军、营团干部，他们在部队时，行军有马乘，日常生活有勤务员帮助，在大家都很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生活上相对还是比较优越的。到学校来后，一切要自己动手，生活很难习惯，因此意见多，牢骚大。特别是漫画展览有几幅讽刺画是针对这些老干部的，如抢馒头吃的怪样，不懂爱情的愚蠢，等等，几件事连在一起，加上一些历史问题纠葛，就形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反映到总部去，反映到师部去，惊动了刘、邓首长。
据说刘伯承师长曾亲自率领工作组来处理，处理结果对我们这些小兵是保密的。关于“人心”问题，只听说，他认为病理解剖是科学事业，但处理这件事要照顾人们的觉悟程度。学校和队里后来没有人追查过此事。
韦敏士，1923年4月出生，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129师供给部、政治部任通讯员、文书、技术书记，后进入抗大附属太行陆军中学学习。之后曾任太行第七、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宣教干事；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辑出版处副科长；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人民战士报》通联科长，宣传部新闻科长、宣传科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志愿军宣传科科长，海军政治部副秘书长，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1984年离休，1999年12月去世。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相约军旗下）：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