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接上篇)

同饥饿与疾病

作斗争的故事

 
1941年和1942年,敌后抗战形势非常严峻,这不仅在于敌情严重,斗争残酷,也在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天灾歉收,疾病流行等等,日常生活极端困难。
1942年以前,我们生活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小米一斤半,油一钱,盐三钱,当年秋季歉收,小米由一斤半改为一斤。1943年发生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许多地方粮食完全绝收。这样,不仅根据地军民生活难以为继,还有从敌战区逃来的几十万难民需要救济维持生命。这时我们的供应由主要是小米,改为主要是玉米,并要从仅有一斤的定量中再节约二两出来救济灾民。
我们所在地区,在根据地也是最为贫困的地区,正常年景也难以供应军队,这时更为困难。我们吃根据地的粮食,要到山西和顺等地去背;吃沿平汉线游击区搞来的粮食,要到内邱、赞皇西部山区背。自己动手进行生产,附近没有土地,也要到山西和顺等地找荒山、建基地。
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还没有结束,疾病就大规模流行起来,疟疾早已司空见惯(我从1939年开始,每年都要反复几次,直到1945年负伤以后才算痊愈),同时流行的疾病还有伤寒。瘟疫流行来势凶猛,很短时间内三分之二师生病倒卧床。当时缺医少药,完全是靠年轻,靠顽强的意志去战胜病魔,生命大多可以保持,但由于营养不良,体力恢复十分艰难。按当时的标准,只要不发高烧,不倒在床上就算是轻病号。病号多了,轻病号也就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要照顾重病号,要背粮、背柴、要担任各种勤务。
同饥饿、疾病作斗争也成了我们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依时间顺序讲讲我自己经历的几个故事。
 
平生第一美餐
 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开始,根据敌人动向,我们转移到敌人对浆水地区合击的外线,在敌人合击十八集团军总部和抗大两个中心点的结合部与敌周旋。拂晓爬上山顶隐蔽,黄昏下到谷底吃点东西,了解周围情况。开始几天还以队为单位活动。一天,我们发现敌情,响声就在近处,紧急转移,其后就变成以排或班为单位分散活动。分散时,班排人员又做了新的调整。
我们带的粮食和干粮渐渐吃完,在地方找粮更为困难,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那些天,我就靠一块酸枣面当干粮,用山涧水泡着充饥。
为了安全,为了寻找食物,各分散活动的集体和个人都看中了一个方向:从路罗川、浆水川的下游,绕过合击浆水镇附近之敌,跃过将军墓川、宋家川,进入内邱西部山区。从此,我们从山顶转向山麓,白天隐蔽,了解敌情,侦察道路,晚上行军转移
6月初,我们七八个人在副班长申彤华同志的带领下,转到了将军墓川和宋家川之间的一个山地。这个山不高,馒头形,树木少,植被差。好处是视野开阔,南北两川交通要道尽收眼底,便于观察。山上有一处独立家屋,也有少数转移出来的群众,便于通过他们了解就近敌情,补充点粮食。当天夜里,我们就露宿这里。半夜,天公不做美,下起了蒙蒙细雨。春雨虽然不大,但山坡已开始淌水。我们不能与民争屋,且又累得要命,只好大家挤在一起,或蹲或躺,利用两块油布遮挡一下,虽然很艰难,多数同志还是睡得挺香。
我们的行动,感动了独立屋“躲反”的老乡,我们的副班长申彤华也善于做群众的工作。班长李赛东入学前在部队当过副连长,反扫荡正好用上,被队里抓了公差,调去和上干科派来的副队长一同组织转移事宜。副班长申彤华同志不仅要负责这七八个人的军事行动,也得想办法给大家肚子补充点“燃料”。
拂晓,起床准备行动前,他和担任警戒的同志不仅向群众了解了附近的敌情,而且在群众的帮助和支援下,给我们弄来了一顿美餐,一个人有两个刚蒸出来的玉米面窝窝头,还有一碗清水菠菜汤。虽然肚子并没有填饱,但对我们前胸贴后背,一活动就冒虚汗的“饿鬼”们来说,这餐饭实在是太鲜美,太香甜了。胜利了,进城了,各式宴会参加过不少,改革开放了,人们生活提高了,山珍海味来到了寻常百姓家,但我总也忘不了那餐香甜可口的粗茶淡饭。那顿早餐成为我平生第一美餐。
 
山风涧水“治”恶疾
6月中旬,我们转移到内邱西部的一部分同志走出深山,在十八盘山顶的一个村庄同分路转移到这里的同志们会合。我们三队的全体干部和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这次反扫荡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正当我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疾病、瘟疫又向我们肆虐了。我就是在这里发重病的第一人。
那天夜里,我们二班全体同志露营在房东的屋顶上。繁星在深邃的天空中闪烁,山间纯净的空气伴着野花的清香,随风沁入人们的肺腑,紧张了一个多月的神经松驰下来,大家很快舒舒坦坦地进入了梦乡。谁知半夜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我发烧了,浑身滚烫而且还在增温,到天明烧到40多度,神志不清了。队里也紧张了,不知是当地正流行伤寒,还是卫生员误认为我是伤寒,总之我被当作伤寒病患者送到深山隔离了。
我被送去隔离的地方,后来估摸大约是在宋家川源头的一条深山沟的底部。我住在一座独立屋里,屋前有一条沿山谷东西走向的小径。屋后紧临一条丈把深的山谷,乱石嶙峋,犬牙交错。山涧的积水从乱石底部缓缓爬出,在不远的前方汇成一泓清流,潺潺地向东南流淌。这个房子靠东一半是一个大土炕,我睡在靠窗户的一角。大家把我抬到这里时,我似乎还有一点印象,后来的事我就一概不知道了。这里可以肯定不是一个医院,而有没有在反扫荡中转移到这里的医生、卫生员?我在这里沉睡了多少天?谁来为我送饭送水?我至今也都不知道。
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在这里做过一场梦,梦见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天气热得不行,我到漫水村(这里以泉水著名)那个有水磨的地方乘凉,特地下到流水落差冲击水轮的地方,那里非常凉爽,非常舒服,但场地狭窄,非常难走,只能像壁虎一样,紧贴在墙壁上慢慢地向前爬行,爬呀爬的,老是爬不到尽头。
清晨,东边山头上一片鱼肚白,慢慢地又变成了灰紫色的云霞。在朝霞的映下,在大约一米左右见方的不规则的一个水潭里,显现出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我自己。我终于醒了。我坐在水边的一块石头上,两腿叉开,两脚踩在水边,鞋子都已湿透了。我下身穿着一条大而无裆的短裤,赤条条的上身披着一块包袱布,上边两角在颈项前打了一个结;面部焦瘦,无神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嘴唇干裂,满是死皮和水泡。头发老长老长,不怒都可冲冠,我用手一摸,头皮屑多得像雪花飞舞,顿时成了少白头,伸手在头发中搔痒,一下摸出三四只肥大的虱子。这副尊容,别人看到,一定会把我当作是山里的野人。这副狼狈相,一生都留在我的记忆里。
经过大半夜的山风吹拂,多少天的高烧退去了。只觉得十分干渴,我捧起潭中的清泉一顿牛饮,又洗了一把脸,脑子清醒了,意识也恢复了。我庆幸,庆幸山风涧水“治”好了我的恶疾,我又闯过了一次死亡关。我真感到疑惑,我怎么能来到这里?怎么能从乱石堆里爬到几百米远的水边,身上还没有一处擦伤和碰伤?
我身体虽然极度虚弱,但现在只有不顾一切地自己救自己了。我爬上河岸,顺着小路,找回我的“病房”。天哪!那里更是一踏糊涂。身上穿的衣服,盖的夹被散乱地扔了满炕,包袱里的衣服有的散落在炕上,有的掉在地下,包袱皮却裹在身上。我枕的是一条干粮带,可喜的是小米还装得满满的,一定是哪位好心的同学在别人送我到医院时给我放在担架上的。房门一直是敞开的,我庆幸野狼没有发现我,把我吃掉。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哭得很伤心!
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谁知流泪也能治病。哭过以后,心情轻松了,脑子也清楚了,克服困难、自己救自己的办法也就多起来。我穿好衣服,收拾行李,沿着门前的小路向东北方向密林边缘走去。一边走一边探寻有没有老乡,有没有军队。在几里外的一个山窝窝里住着一户人家,夫妇俩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我的询问下,老大爷告诉我,前些天有几个同志住在这里,走了好多天了,走时说,反扫荡结束了,部队回到了原驻地,有人来找,就叫他们也回到原驻地去。老大娘看我是个病号,对我十分同情,忙着烧水,给我做饭。我在他们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大爷、大娘让他儿子把我送到山口。我走上了归队的征途。
 
张耀龄同志之死和展览会的“人心风波”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生命力和忍耐力是很强的,什么伤寒、疟疾等病魔肆虐,什么缺医少药、甚至无药,凭借自己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同志都挺过来了。但也有个别体质较差的同志扛不过去,被病魔夺去生命,耀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大病以后,身体非常虚弱,几十里地,走了两天,终于回到我们队的驻地──夏店。班里、排里、队里的同志,对我的归来虽感到出乎意料,但都很高兴。
反扫荡以来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并没有改变,我被“送院”以后,疾病很快在队里蔓延,各个班都有不少病号。名义上复课了,但能到课的人很少。我们班还算幸运,重病号不多,但粗壮结实的小伙子,除班长李赛东外再也没有了。因为疾病流行,各班互相间一时断绝了往来。
一天黄昏,我正在院子里小凳子上坐着,班长李赛东同志从外面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张耀龄同志高烧不退,医治无效,去世了。”接着加了一句:“多好的同志,太可惜了!”这个噩耗,有如晴天霹雳,我头脑轰然一声,差点晕倒在地。班长进了房门,我在水缸里打了一瓢冷水,顺头灌下,好半天才镇静下来。
我和耀龄同志都是来自129师政治部,他是组织部的小干事,我是直工科的小技术书记。彼此往来密切,比较熟悉,来陆中前我们都是确定到抗大基本科去的。我们到校不是同路,他到校后,由校组织部调整来陆中,到了三队。耀龄同志生得眉清目秀,性情温文尔雅,他诚实善良,聪明好学,个性内向,敏于事,慎于言。他书画都有所专长,是一个非常好的秘书人才。他先由部队选到冀南军区政治部,又由冀南军区选调到师政组织部。在队里他很受领导、教员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
我俩生得可能是一个病,高烧昏迷,经久不退。我的体质虽不健壮,但耐力较强,闯过了死亡关。他身体单薄体质虚弱,闯不过去,不到二十岁就作古了。在军队里,在战争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此刻实在不是滋味。 
秋天,抗大总校组织盛大的文化展览活动,想借此一扫反扫荡、疾病蔓延所造成的沉闷气氛,鼓舞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完成当年的学习计划。我们三队除组织歌咏队外,在抗大总校组织的文化展览中也布置了一个学习汇报展览室。我和师政宣传队来的一些同志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在文化展览预展时,我们各单位参加布展的同志都先参观一遍,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此为1941年抗大五周年校庆时举办的展览
 
在总校卫生处的展览室中,在一个药瓶里展出了一颗比正常人大的心脏,不知展出的用意何在?而还有一项图片展览,是讲医药卫生费节约成绩的。有知情者说,这颗心脏就是耀龄同志的。
这件事成了我们当天下午议论的中心。有的同志说,为了弄清病情和死因,搞遗体解剖是可以的,队里领导把它搞得神神秘秘,唯恐漏出一点风声,太不相信群众了。有的说,解剖就解剖了,展出来有什么意义?有的更气愤地说,人都死了,节约再多的医药费,又有什么用。大家都说,对这件事要提提意见。但怎样提,谁去提,没有下文,互相看着,几个同志的目光相继落在我身上。当时我确实莫名其妙的很气愤,于是就说:“关键时刻,总是有人‘做草鸡,下软蛋’,你们不去我去,出了乱子我兜着!”我跑到那个展览室,在意见薄上写下了:“昔日你诚挚的心,今已变成展览品。痛哉!痛哉!”这条意见很有效,第二天耀龄同志的心脏展品就被撤走了。
这件事本来可以了结,想不到,有人把这件事传到了上干科的一些同志那里这些同志多是老红军、营团干部,他们在部队时,行军有马乘,日常生活有勤务员帮助,在大家都很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生活上相对还是比较优越的。到学校来后,一切要自己动手,生活很难习惯,因此意见多,牢骚大。特别是漫画展览有几幅讽刺画是针对这些老干部的,如抢馒头吃的怪样,不懂爱情的愚蠢,等等,几件事连在一起,加上一些历史问题纠葛,就形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反映到总部去,反映到师部去,惊动了刘、邓首长。
据说刘伯承师长曾亲自率领工作组来处理,处理结果对我们这些小兵是保密的。关于“人心”问题,只听说,他认为病理解剖是科学事业,但处理这件事要照顾人们的觉悟程度。学校和队里后来没有人追查过此事。
(未完待续)
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作者简介:
韦敏士,1923年4月出生,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129师供给部、政治部任通讯员、文书、技术书记,后进入抗大附属太行陆军中学学习。之后曾任太行第七、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宣教干事;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辑出版处副科长;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人民战士报》通联科长,宣传部新闻科长、宣传科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志愿军宣传科科长,海军政治部副秘书长,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1984年离休,1999年12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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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三)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相约军旗下):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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