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54年11月11日，从新街口外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的八宝山，路上出现一支特殊的送葬队伍。
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抬棺的人很不一般。
棺木左侧抬棺的，依次是彭、贺、陈、聂、叶5位元帅及其他叱咤风云的将领；左侧有两位副委员长彭真和陈叔通，还有”延安五老”的”两老”吴玉章、徐特立。
右侧牵头的则是周公。
这种送葬仪式，古代叫”执绋”，《礼记.曲礼上》：”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意思是说，执绋是对逝者最崇高的敬意；一般来说，只有晚辈和下属才会为他执绋。
那么，逝者究竟是谁？
逝者到底做出了什么功绩，让这么多大人物为其执绋送葬？
（一）设计一面军旗
1927年8月7日，是个非常的时刻，南昌起义刚过去一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会上，主席提出了“枪杆子”思想，并且决定举行秋收起义。
起义前，主席发现，我军还缺少一面旗帜。
他说，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我们的旗子”。
设计军旗的任务，落在了陈树华、何长工、杨立三身上。
何长工我们都知道，不用多介绍。
陈树华，湖南人，黄埔四期生，后来叛变。
杨立三，湖南人，1900年11月18日出生于长沙郊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一贫如洗。
在亲友的资助下，他才上了私塾和小学，也是半个秀才。
因此，他1920年加入湘军后，被安排当了文书，还当过团司务长和军需官。
他是主席的老乡，参加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主席的演讲，加入了组织。
对于设施旗帜这一光荣的任务，3人感到非常荣幸。
但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他们心里没谱，加上情况紧急，只能加班加点干。
修水县城商会会馆，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人开始了军旗的设计。
何长工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他认为，既然都是红色的队伍，不妨借鉴其元素、样式；因此，一个设计方案就出炉了：
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我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人和农民，在旗左边白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杨立三不但参与了设计，军旗白涵管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也出自他的手笔。字体苍劲有力，和军旗的威武相得益彰，浑然一体。
主席看了设计出来的军旗，连声叫好。
从此，在军旗的指引下，红军勇往直前，不断夺取胜利。
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样式，后来经过几次修改，但组成军旗的基本要案：五角星、镰刀、斧头以及鲜红的颜色一直保留。
杨立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红军时期，杨立三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历任军需保管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为打破敌人封锁，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拿破仑说过，军人是靠胃打仗的；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和杨立三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了做好后勤保工作，他还发明一个字。
（二）发明一个字
杨立三还发明过一个汉字——饻。
众所周知，1940年前后，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加上百年不遇的旱灾、水灾和蝗灾，粮食歉收，粮价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八路军军工人员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他们除了工装是供应的，伙食和花销要靠工资维持。
要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很多人是有家属的，要靠工资养家糊口。
八路军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寝食不安，忧心忡忡。
不让工人吃饱，怎么能造出好的枪弹，怎么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杨立三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再给军工工人发钱，而是发实物。
即把原来以货币为单位计算工资的办法，改为用实物为单位计算。
上级研究之后，批准了杨立三的方案。
杨立三就发明了一个字——“饻”，取代货币，作为工资单位。
当年 ，一“饻”所代表的实物有：中等小米二斤、中等小麦一斤、油盐各五钱、外加中等白土布一方尺……
以饻为单位计算工资之后 ，工人的生活不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他们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这就确保了军事物资的供应，为抗战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这种“实物分”制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实行了一段时间，直到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
（三）想四个高招
不光是军工人员，八路军前线将士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八路军真心抗战，得到百姓拥护。
随着战争进行，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发展很快。
最初，八路军只有4万多人，到1940年以后，八路军的兵力增加了7倍，达到了30万左右。
然而，蒋氏只认可在编的4.5万人，多余的部队不发枪弹，也不发军饷。
即便在编人员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有的时候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灾害频发，物价飞涨、部队扩编、拖欠军饷，八路军处境堪忧，举步维艰。
别说抗日，这样下去生存都成了问题。
人们把目光投向八路军的“管家”，八路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
但大家也知道他有难言之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立三又不是孙悟空，并不能变出粮食和军饷。
关于拖欠军饷的问题，杨立三就向周公、朱老总反映，让他们通过关系去催要军饷。
周公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门生遍布各地；朱德参加过同盟会、护法战争，人脉也不是一般的强。
这二位一催，果然要回了几个月的军饷，解决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
拖欠的军饷只能算杯水车薪，因为八路军人马太多。
杨立三的办法很多，一共有以下几种。
其一，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
每次八路军打了胜仗，杨立三都会不失时机举行发布会，庆功会；联系记者采访发文。
如此一来，爱国人士都会踊跃捐款、捐物。
抗战期间，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其中一部分捐给了八路军。
比如，陈嘉庚就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会”组织，共计捐款6万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爱国人士的捐款达到八路军总经费的十分之一。
其二，是向边区求援。
边区有工厂，有商人，可以收工商税；还可以面向社会发公债；边区也有自己的贸易，收入还算可以。
杨立三向边区申请之后，援助源源不断到来。边区的到底给八路军多少经费，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边区财政支出的92%都用于保障军队。
其三，自己开银行，向银行贷款。
谁最有钱，当然是银行。
八路军在1940年向各大银行贷款2185万，次年贷款3358万，这些贷款对八路军渡过难关起了很大作用。
除此之外，八路军还在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冀南银行，网点遍布根据地，一共有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
需要指出的是，开银行这个金点子，就是杨立三想出来的，他本人就担任了冀南银行董事长。
不仅开银行，而且还印钞。
冀南银行在前后9年时间里，共发行本币47种，本票9种，累计发行冀钞2012.7亿元。
如此一来，八路军就“有钱了”。
其四，鼓励私营经济，小河有水大河涨。
杨立三明白，要想八路军有钱，必须根据地人民富裕起来。
因此，杨立三与滕代远提出了“滕杨方案”，在根据地鼓励私营经济，大张支持根据地人民致富——“生产有报酬、劳动有报酬，允许拥有合法收入”。
这一来，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了，各根据地先后实现了自给自足。
其中晋察冀豫的部队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上交了总部9000万元。
杨立三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他召集军工部的同志们设计出“八一式”步马枪，弥补了八路军武器不足。
另外，兵工厂还生产研制出掷弹筒、地雷等军事装备。
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门在抗战期间，制造了9000多支步枪，维修了1万多支，1500多门炮，生产了2560门掷弹筒，制造枪弹230万发，生产投掷弹19.8万发，手雷58万颗，地雷1100多万颗。
解放战争时期，后勤部长杨立三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淮海战役能打赢，除了粟裕等人指挥得当，我军将士作战勇敢，还有后勤保障到位，
有句名言：“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小推车推出来的。”小推车里面推的是什么？是军事物资，即军粮、武器弹药、攻城器材。
没有这些物资，再好的战略战术也打不了胜仗。
淮海战役的后勤主管是谁？杨立三。
杨立三出色的工作受到了上下肯定，赢得一片叫好。
1953年5月上旬开财经工作会，主席还专门致信杨立三，就会议议题以及一系列准备工作与其商讨。
在5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主席更是语出惊人：军费问题，没有杨立三参加不行。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杨立三在主席心中的分量。
杨立三还做了一件事，跟后勤无关，但是也算奇功。
（四）抬过一个人
1935年8月，红军开始过草地，首长也身体力行，和战士们一起走过了草地。
然而周公却要搞“特殊化”，这是为何？
原来，周公每到一地，总是不顾路途劳累，坐下来研究敌情、回复电报。
周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连续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染上了疾病。
本来只是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当时条件艰苦，不能补充营养，部队又缺医少药，所以周公病情加重，难以进食，导致高烧，还几度昏迷。
杨立三焦急万分，不由分说将周公扶到担架上，让他休息。
当周公从昏迷中清醒，看到自己躺在担架上后，立刻挣扎着起身，要下来步行，但是杨立三极力阻止。
周公急了，和杨立三吵了起来，他严肃地说道：“现在征途艰险，担架是留给最需要的人用的，我坐担架太不像话。”
听到这里，杨立三只好服从。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出乎意料，周公还是身不由己地坐上了担架。
因为他的病情开始恶化，肝脏肿大，皮肤也发黄，被随军医生确诊为肝炎和阿米巴肝脓肿。
红军缺医少药，警卫员只好跑到几十里外的雪山取冰块，给周公降温。
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周公的身体日渐虚弱，走路摇摇晃晃，即使搀扶着也迈不开脚步。
彭德怀得知后，大喊一声：“抬！”
这个时候，周公怎么能出问题？无论如何都要把周公抬过草地。
彭德怀对参谋长萧劲光说：“恩来同志生病，无法行动，我要你马上组织一个担架队，不惜代价把他抬出草地！”
接到任务，萧劲光马上选人组成担架队。
干部团团长陈赓得知后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队长。杨立三当时身体也不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但是他知道后，也坚决要加入担架队。
陈赓对他知根知底，立即摆手阻止道：“杨部长，你也患病好久了，就不用参加了，你一个人能过草地，我就谢天谢地了，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但杨立三固执己见，他坚定地对陈赓说：“一言为定啊，我不仅要走过草地，我还要抬着首长过去呢！”
陈赓听了哈哈大笑道：“杨部长，好样的！到时候我一定请你喝酒，让你喝个痛快！”
于是，他们抬着周公出发了。
抬人在平地上不是个事，但是到了草地，就艰难多了。
草地地势低洼，道路泥泞不堪，很容易陷进泥沼。
这时候正值雨季，走着走着就会下雨，周公身体虚弱，当然不能雨淋，杨立三和陈赓把油布和斗笠全盖在周公身上，不让他淋一滴雨。
如此一来，他俩却只能任凭风吹雨打，淋成个落汤鸡。
这时候已经是秋天，雨过之后，气温下降，冷得他们直打战。
但他们还是咬紧牙关，没有叫一声苦，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一步一步向前走。
【过草地】
杨立三本来就是书生，当时又患病，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抬周公过草地，艰难可想而知。
没有几天，他的肩膀皮肤就被磨破，一片血红。
不仅如此，他的脚和小腿刮出了一道道口子。
加上细雨霏霏，伤口发炎，很快红肿溃烂。
双脚长期泡在水里，伤口也继续恶化，让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
但杨立三却一声不吭，一直默默坚持，为了不让大家看出来，他还一直给大家讲故事，谈笑风生。
纸里包不住火，他的伤情还是被发现了，大家劝他不要再抬了，可杨立三还是那么固执，不肯让位。
周公看着杨立三和大家为他受苦受罪，忐忑不安，他一次次想从担架上下来，怎奈身体不争气，只能躺下来。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行军，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走出草地，周公有了代步工具，不用坐担架了，杨立三如释重负，他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见此情景，周公心疼不已，他后来对杨立三说：“是你们拿命把我抬出草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不顾身体多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
1949年以后，他历任总后部长、食品工业部部长、财经委委员、财务部长等职，废寝忘食，积劳成疾。
1954年秋，杨立三头痛难忍，无法工作，被爱人拖到医院检查，遗憾已是脑癌晚期。
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终年54岁。
骨灰运回北京，国防部于12月5日和6日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
12月7日上午，在追悼会上，周公致悼词，声音几度哽咽。
【周公为《杨立三年谱》做序】
杨立三逝世后，送葬队伍庞大。
一路上，周公非常悲痛，到了八宝山，依旧眼含热泪。
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公动情地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无义。当年是杨立三同志把我从鬼门关抬回来的，不亲自送杨立三同志一程，我良心过不去，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高兴，有人会说我无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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