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在河北被八路军击败后，将胡宗南部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南，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6个师渡黄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此前，山西的阎锡山也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晋城谈判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1940年4月中旬，朱德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代表卫立煌在晋城谈判；我党在谈判中相忍为国，作出重大让步，及时地避免了与国民党进一步摩擦，维护了国共两党团结御敌的抗战大局。
查阅《朱德年谱》关于晋城谈判的电文，1940年3月10日至4月12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曾7次就部署晋城谈判事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
1940年3月10日，朱德、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指出：尽量避免刺激中央军，求得山西、河北两省的安定局面，时局就有好转基础了。皖东正打胜仗，那里可以立稳脚，以待第三四四旅增援。“七大快开，盼朱总乘见卫（立煌）机会，即来延安”。根据这一指示，3月11日，朱德与彭德怀令八路军撤至临汾、屯留至河北大名之线以北，求得巩固八路军与国民党军的团结。
3月1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卫（立煌）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你们考虑择地与卫会谈问题，如你们决定会谈时，请将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般提出托其转蒋。”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会见时应谈的13条要点。
4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七大决定快开，你大概难于出席……朱总能早来否？”
4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蒋介石召周恩来、朱德谈判……周定十号前出发……朱先来延安，必要时去渝，或者不去。”
4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同意武（安）、涉（县）两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坚决拒绝庞军进驻。还指示，目前力争八路军、中央军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一）七大快开，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二）见卫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阳）离（石）、临（汾）屯（留）、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三）“何时可去见卫?中央军内部情形如何?盼告。”
通过这7封电报，一是能够确定朱德与卫立煌谈判的地点选在了晋城；二是党中央、毛泽东围绕“晋城会见”问题，向朱德、彭德怀密集发出多封电报，不厌其烦地对晋城谈判作出指示，可见这次谈判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三是谈判内容不仅局限于“太南撤军”，而是国共两党就相关问题的全面谈判。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初步确定晋城谈判的地点是晋城西南的陈庄村（今南村镇陈庄村）。
对晋城谈判的记载有党史资料、当事人回忆，其中有原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其次是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回忆卫立煌先生》和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周文龙回忆录》等。
《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记载：“（1940年）4月中旬，朱德到晋城，派代表与卫立煌的代表相互联系，进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按照新确定的防区，八路军主动北撤，退出林县（南部）、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这是目前看到的关于晋城谈判的最权威记载，此书是由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郭钦安、王绣锦直接领导编写，并多次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和修改；韩洪宾、赵力之、卫逢祺、张天乙、窦凯、阎文彬等亲历者参加了全部书稿的讨论和审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回忆卫立煌先生》的作者赵荣声是我党派遣到卫立煌司令长官部的地下党员，对卫立煌进行秘密的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卫立煌的秘书。从1938年2月下旬至1941年10月，他在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近4年。这本书不止一处提到晋城谈判，尤其是在第十章中，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朱德和卫立煌进行晋城谈判时的情形：“（谈判）开始卫、朱两人并不见面，各自住在一个村子里，卫立煌住在晋城以西40里的陈村（实为陈庄村，作者注），朱总司令住在晋城以北某村。双方派员往来传话，等一切谈得差不多了，并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过了，双方见面再作最后决定。”
周文龙是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他虽不是当事人，但却是一个知情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周文龙回忆录》第六章“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中记载：“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派人与我方会谈。1940年3月，在晋城西南陈村（实为陈庄村，作者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谈。”
还有一篇是李果君写的回忆文章《抗日有功 青史留名——卫立煌将军的一生》。时任特务营警卫排排长的李果君在陈庄村外参与并目睹了迎接朱德的全过程。李果君回忆，朱总司令是一天上午到达陈庄村的，他们的岗哨发现朱德一行刚到村东路口，便立即向副官处打电话报告了情况，然后他带着一名传令兵直奔路口。朱德的卫队是大约有一排人的马队，都穿着黑灰色的粗布棉衣。简单介绍后，朱德说：“我要见卫长官，要甚么手续？”李果君答：“不要。”但马上补充说：“一般要登记人数枪支，朱副长官来，上面打过招呼，不登记了。”然后说：“我已打过电话，他们马上来接。请前行，我护送。”他们跟在朱德的左后方，向村里走去。对于卫立煌、朱德见面的场景，李果君回忆：“这时，远远来了一群在小跑的迎接队伍。最前面的是卫立煌，其次是郭寄崎，后面有好几位军政要员和一些卫士……这个会见的场面，我距离很近，看得清楚，首先是卫立煌伸出双臂用手把着朱总司令的双肩，朱总司令也是同样的动作。他们都非常亲热，非常激动，和许多老朋友相会一样，表情是欢欣的，真诚的。”
值得一提的是，聂真（时任晋豫区党委书记）在回忆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晋豫边武装斗争的领导》中也提到：“这时因华北整个反摩擦已取得胜利，朱总司令与卫立煌谈判已达成协议，谈定从长治到临汾以北，壶关、林县中部以北属于我军，以南国民党军驻防。”此文也从侧面证实了晋城谈判。
晋城谈判在陈庄村还有一个佐证，就是陈庄村村民申鑫和老人，他向笔者指认了当年村里卫立煌司令部驻地——陈公盛大院。申鑫和回忆，卫立煌部队有好几百人，当时陈公盛大院住不下的官员就住在村南的升堂院，通讯处设在村南高处的一个大院里，密密麻麻的电话线通向各处。卫立煌出行时前呼后拥，卫兵挎的都是双枪，村子周围岗哨林立，盘查很紧，即使是本村人天黑后也进不了村。邻近的郎庄村村民也进行了证实。
对晋城谈判时间的考证，则缺乏有力资料。通过对《朱德年谱》（新编本）电报稿的研究，初步推定为1940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第一次提到“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是1940年3月28日，《年谱》中记载“3月29日，朱德出席晋冀豫区新闻界召开的宪政座谈会并讲话”，之后15天没有参加活动的记录，直到4月15日才记载“朱德出席抗日军政大学在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的第六期开学典礼并讲话”。由此可以推断，这期间朱德有可能不在八路军总部。从前文所述7封电报内容可知，直到4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复电“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说明此前二人并未见面。而朱德之后4月15日在武乡县蟠龙镇参加活动，只有4月13日、14日可能与卫立煌见面举行谈判。晋城距武乡200多公里，朱德一行骑马从晋城赶赴武乡最快也得一天，因此，只有4月13日可能与卫立煌见面。这样朱德才能在次日骑马返回总部，于15日参加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的抗大开学典礼。
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晋城谈判并不仅仅是划界和撤军，“如你们决定会谈时，请将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般提出托其转蒋”，可见晋城谈判是就国共双方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全面谈判。然而，晋城谈判究竟谈了什么，目前尚未看到权威资料。《周文龙回忆录》指出：“晋城会谈只得到了一个划分作战区域的权力。此外，经过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我们。” 由此可见，晋城谈判至少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重新划定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二是国民党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
晋城谈判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出于维护抗日救国局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撤出太南地区的背景下，国共两党举行的一次谈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晋城谈判订立的重新划定抗日驻军防区协议，是八路军与国民党朱怀冰部战役结束后的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严重形势，稳定了局面，使华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自从签订了这项协议，在华北就没有再发生较大的冲突。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
第二，晋城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虽已撤出太南地区，但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虽然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不过，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总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晋城谈判之后，新划定的防线，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以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划为八路军的防区，这具有重大意义。表明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之外，国民党又承认了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特区。
第三，晋城谈判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缓解了八路军坚持抗战斗争的困难。
第四，晋城谈判为洛阳谈判和周恩来重庆谈判奠定了基础。晋城谈判是1940年4月中旬举行的，洛阳谈判是朱德于同年5月出太行抵达洛阳后进行的，周恩来重庆谈判则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于6月至9月在重庆进行的。晋城谈判稳定了山西及华北的抗战局面，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一大片有利于将来发展的根据地。洛阳谈判则进一步公开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主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嘴脸，营救了一部分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被捕的同志，并获得了国民党拖欠的军饷。周恩来重庆谈判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运用斗争策略主动出击，针锋相对斗争，维护了晋城谈判取得的实际利益。
来源：《党史文汇》2022年第8期 史志晋城
作者：王春平 王晋川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山西头条晋城号）：晋城谈判：藏在历史深处的一次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