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外事局欧洲处副处长王光明大校是军事外交家潘振武将军的大女婿；同时作为成都人，也是很多四川籍将军的小同乡，这些关系虽然在推进军事交流中带来不少不少助力，但是在特殊时期因为派性问题也让他穿了不少小鞋，仕途上长期并无大的进展。2000年从阿尔及利亚退休回国，然后以法语和善于交际的特长做了自食其力的外国旅客导游，并写出了一生经历的回忆录。
老干部的回忆录我看了很多，大多数秘书代笔和请作家立传的都像是简历的放大，歌颂几句“母亲”、骂几句奸贼迫害老夫、喊几句口号就算完了，历史的重大关键，只能从只言片语勾勒的蛛丝马迹中去找。还有的军方传记，对传主只写好的一面，不提有争议的地方，有的掐头去尾，怎么被俘、怎么被关监狱、怎么出来、怎么受审查不说，下一段就跳到了新的职务；然后77年以后的事都不说，甚至66年以后的事都不说，就说他在哪里逝世了。对历史的诚恳程度还不如地方编写的本地人物志。对领导担任过的职务、已经撤销部队的番号驻地都要保密，使想要了解历史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对自己保密变成了自欺欺人，以为这样就能保住部队的秘密，敌人不会知道、老百姓不用知道。出这样的书纯属浪费国家资源和读者关注。
但是也有极少数传记回忆录非常诚实和翔实，比如十六军老军长潘燊、汪洋、徐仲禹，65军老干部张振川，军事研讨文章就全是自己写的，亲属只能做些整理，对了解战史帮助很大；12军军长徐承云、外事干部王光明的回忆录由于是自己的手笔，不但文字纯朴显个性，而且把一生经历过值得一书的事情事无巨细、极其诚实地写了出来。看到这两本书就像进了两座宝库，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有用的信息，即使由于保密和避讳的关系有一些自我保留，那也提供了查找历史事件的线索。
这才是写回忆录应取的态度。
下面摘录几件有了解价值可供谈资的事：
总参外事局沿革及其与情报部的关系
建国初期，国防部外事局的前身是国防部外联处，处长安东，原先任过聂荣臻的秘书。副处长蒋克定，后担任中国首任驻巴基斯坦武官。外联处隶属国防部办公厅暨中央军委办公厅。
1957年，外联处改为国防部外事处，处长是从印度担任武官回国的朱开印大校。办公地点从中南海搬到了南池子，关系隶属总参情报部。
1964年，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将外事处改为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局(对外称国防部外事局)，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6月5日任命潘振武将军为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外事局局长。
1965年12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军委办公厅外事局划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的通知，总参外事局成立，对外仍称国防部外事局。
1970年左右，外事局搬到德胜门外黄寺大街25号，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大院。工作区、居住区在一个院里，干部住房只有办公楼边的东前楼、东后楼和西边的西前楼和西后楼。后面8栋小别墅是局一级领导干部住的，东后楼是处级领导干部住的套间。其余的三栋楼都是筒子楼，厕所、水房、厨房均为公用，许多单位新婚夫妇分不到房子。
外事局与情报部属同级部门，外事局主要办理与外军交往、安排来访和出访等外事活动，包括为驻外武官办理护照，但不涉及情报工作，不受情报部的指导；情报部设有武官局，驻外武官主要由情报部培养和派出，虽然武官工作属于外事范围，但其业务也不受外事局指导。军队外事和情报工作通常由同一位副总参谋长分管。
1998年王光明大校决定派驻阿尔及利亚时，姬胜德已任情报部部长，与王谈话，因武官工作完全是情报部管理，因此王的记述是不会错的，姬确实在正职任上出的事。
王武官出国前约见熊光楷副总长，听取领导指示，汇报工作设想：以情报工作为中心，深入了解国际和地区形势，掌握驻在国的各方面情况，及时准确报回材料供国内参考。同时要做好两军的交往工作，做两军友好关系的桥梁；协助做好军工军贸工作；广交深交各界朋友；搞好与使馆各单位的关系。
“文革”期间，国家与军队的外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基本上没有外事活动，外事局的许多干部都到地方“支左”或到干校。由于外事工作少，只设了业务组，下分欧洲组、亚洲组、非洲组。欧洲组只同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有一些军事交往，亚洲组也只同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有交往，非洲组只对刚果(布)、坦桑尼亚有一些军援工作。
杨成武为法军总参谋长解说延安革命史
正像中美关系是通过“乒乓外交”开始的，与法国的军事关系也是从邀请法军手球队访华破冰的。法军的各项运动队其实都由地方运动员组成，他们不专门培养部队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都是地方来军队服兵役的。因是运动员服兵役就可以不去基层连队当兵服完兵役回原来的俱乐部，继续当运动员。
以体育代表队互访作为开展两军交往的开始，这样顺理成章随之而来的是两军的高层交往。1976年6月4日至15日，法三军参谋长居依·梅里上将和夫人应我国防部的邀请，实现了访华，这是法军第一位总参谋长访华，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总参谋长访华。鉴于此，领导十分重视，负责出面接待的是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副总长和主管外事工作的何正文副总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副局长张秉玉具体组织。
真是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会杨成武有指示、一会何正文有想法。何正文就提出安排外宾去韶山，我们按他的指示安排了。
外宾抵京后，由柴成文局长与梅里办公室主任谈日程，我们将访问韶山的日程向他介绍后，他当即表示韶山政治性太强，他们不便去那里参观。这样，我们又要调整日程，跟湖南省军区打电话取消。
安排这样的重要代表团住饭店似乎饭店的规格不够，于是我们安排住国务院宾馆。该宾馆位于东交民巷40号，“文革”中外交部政治部在此办公，现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这个地方靠近最高法院，警戒极为森严）。外宾来之前，柴局长亲自带我们去宾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检查，连院子里摆什么花，他都讲到了。在过去打交道中，我们知道柴局长从来没有这样具体过，可见领导的重视。
梅里上将和夫人是乘法军的专机抵达首都机场，杨成武副总长和夫人赵志珍等到机场迎接。
当时正值“文革”年代，既没有举行欢迎仪式，也没有警车开道。警卫参谋乘坐一辆“红旗”车在前面开道，交警看到“红旗”车过来一律开绿灯。
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分两次举行，一次在大会堂、一次在京西宾馆。双方就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并各自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同时表达了开展两军交往的愿望。
在京西宾馆礼堂还举办了专场文艺演出，主要由工程兵文工团演出，外宾来之前，有关单位的领导还审查了节目。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是一位老红军，写过《万水千山》的剧本。观看了文艺演出彩排之后，主要由他提意见，他连演员们穿什么鞋都讲到了。
6月6日晚上，外宾观看文艺演出之后，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安排梅里去外地访问分两段。第一段由杨成武副总长和夫人赵志珍陪同，乘空军的专机到西安、延安、上海、沈阳、大连访问。第二段是从大连回京后，由何正文副总长和夫人万玲陪同到乌鲁木齐访问。那时乌鲁木齐是非开放城市，法方提出了要求，经批准才安排的。
在西安参观了省博物馆，当时秦兵马俑发现的时间不长，正在整理之中，尚未开放。
外宾提出到延安参观，了解中国革命史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那时的延安还非常落后，只有一家延安宾馆，设施没法与现在相比。不过那时是延安最好的宾馆，来访的国家元首也下榻这里。1973周总理同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就住这。
在延安为外宾还安排了专场文艺演出，主要参观了当年毛主席等领导住过的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的窑洞。
在参观反映中国革命的展览时，讲解员讲解了一些情况，杨成武副总长拿过讲解员的小棍子，说由他自己来讲解。他的讲解当然效果不一样，讲解员是背书，而他则是亲历者，介绍起来也生动，外宾们听了更过瘾。
在上海参观了江南造船厂，主要参观了我们造的常规潜艇。在与六机部（造船）外事局联系参观的过程中，他们告诉该厂正在建造“远望”号远洋考察船，这在当时是保密的。最后请示了国防科委，同意参观，但参观的路线避开该生产线。
在沈阳参观了飞机制造厂，在大连参观了大连海军学校。从大连返北京的路上，在天津附近的杨村参观了对外开放的空三十八师，观看了“八·一”飞行大队的飞行表演。
梅里访华之后，法方邀请杨成武回访。经中央军委批准，杨成武率中国军事代表团于1977年9月访法，回国时又访问了罗马尼亚。随同访问的有海军副司令刘道生、空军副司令曹里怀，二炮(当时对外称炮兵)副司令李懋之。
巴黎航空博览会是世界著名的航展，每两年举办一次。我军第一次派团参观航展是1977年，当时的团长空军副参谋长邢永宁，后来担任了总参军务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国防科工委政委。成员有空军科研部部长于淼，空军训练部副部长于振武，后来他当了空军司令员。
出发前，我陪同他们到西山，听杨成武副总长作指示。杨说，要利用参观的机会，多看多记，学习外国在航空方面先进的东西，带回来的技术资料要大家分享，不要锁在保险柜里，放在那里睡觉。他还说，他到巴基斯坦去访问时，陆军参谋长哈克将军亲自交给他陆响尾蛇导弹的资料，回国后，有关人员就把这些资料锁在保险柜里，自己对自己保密，这样不好。
那个年代，常常利用国庆和建军节的机会解放一批老干部。“文革”中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在1974年“八·一”招待会亮相的。在进入宴会厅之前，周总理找他们谈话。谈完话之后，当他们进入宴会厅时，我看到杨成武很茫然，不知往哪走。我们工作人员赶快迎上前，把他带到座位上。
（本公众号认为，从杨总长写的大量文章和即兴解说、对资料利用与保密关系的指示来看，他的口才、写作能力、军事才干都是顶尖的，关于不应该对自己人保密，看法极有见地。他在“文革”前期留在位置上工作，参与了一些专案等事，同时为人机巧善周旋，引起华、邓的戒心，不肯对他重用。这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遗憾，那个时代普遍从政治上看人，如果领导认为一个人才德不平衡也是不会重用的，这种原则应当说是正确的）
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曾与彭德怀平起平坐、有资格授大将以上军衔，却因为建国后已调地方工作任铁道部长而未参加授衔的滕代远。
1973年外事局办公室负责建军节招待会工作时，我曾被抽调筹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首先写出请示报告，待批准后具体操作。
周总理日理万机，但他对招待会的细节过问得非常认真具体，比如谁上主宾席，在主宾桌上坐什么位置，他都要过问。
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是与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应邀出席。他半身瘫痪，坐轮椅由人大会堂的服务员推进了宴会厅。他尽管身体不方便，还表现出乐观的精神，还用手去摸谭震林的头。
当时，一位参加筹备工作的老同志，让我在这里照顾滕代远。我说他是上主宾席的，应该到北京厅去。老同志认为他行动不方便，推来推去的不好，我还是坚持让服务员把他推到了北京厅。
刚到北京厅门口，就听到里面周总理在问：“滕代远来没有?”周总理心很细，当他用眼睛一扫，没有发现滕代远在场，就问起来了。幸亏，我让服务员把他推到了北京厅。
杨勇不让扶着下台阶
1976年法军参谋长访华后半阶段，在何正文副总长和夫人万玲陪同下，梅里将军一行乘坐空军的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到新疆，陪同的有法国驻华大使阿尔诺和夫人、武官白克诚和夫人。大使夫人原来是老挝亲王的夫人，被他挖过去了，个子高高的，比大使还高。
杨勇当时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由他出面接待。司令部办公室郭主任是一位老红军，后来当了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办事的秘书都是同王震将军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在他们面前我当然是小字辈了，只有赛福鼎的女儿赛韶华算是年轻的，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
在新疆主要游览天池、参观石河子新疆建设兵团的工厂。那时去天池参观很不方便，公路只修了一段，有的地方没有路，要走戈壁滩。沿途的风光很美，见到少数民族的帐篷和他们正在外面放牧。
在天池午餐，食品都是从乌鲁木齐带去的，接待一次真是费不少劲。
兵团的工厂有不少上海知青。法国大使还跟我开玩笑，说要帮我介绍一个对象。
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感到这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风光与内地完全不一样，高高的大树笔直向上，棵棵像塔一样耸立，直插云霄。
那时乌鲁木齐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城市，基本上没有高楼大厦，商店也不多，只有一家“红旗商场”规模算比较大。我在那里给老婆买了维吾尔族女人穿的长丝袜，这在内地还买不到。
梅里一行是从乌鲁木齐乘法军的专机回国的。当时随访的一位空军少校想到我们的塔台去看，我告诉他不方便，给婉拒了。
杨勇1977年与杨成武一进一出，回到总参主持工作。有一年在罗马尼亚建军节招待会上，罗使馆大厅前有好几级台阶，这些台阶都是大理石砌成的，杨勇副总长为首出席，他下台阶时，我怕他滑倒，向前想扶他一把，结果他不让扶。当时我年轻，不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领导最不愿别人去扶他，这样会让人觉得他身体不好或者已经老了。
1977年杨勇率军事代表团回访南斯拉夫，（发生铁托因副总长身分低不愿接见的事件。引发邓小平给杨勇扶正的想法，在聂邓各推一养而叶帅不置可否的情况下，总长一职花落另一杨家。）
1977年10月14日至27日，瑞典三军总司令辛内格伦上将访华，出面接待的是主持总参常务工作的杨勇副总长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伍修权副总长。外宾去了内蒙古看马术、摔跤。
此行最重要的是邓小平会见。10月26日下午16时，杨勇、伍修权等领导提前在南门会客厅等候。这时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告诉等候的首长，邓副主席到了。
我看这两位老将军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会客厅门口，准备迎接邓副主席。
邓副主席一进门，一边走，一边讲：“不拉手了。”就往他的座位走去。一坐下，他就拿摆在茶几上的“熊猫牌”香烟抽起来。
这时，欧洲处于处长急忙到前，靠近他，向他汇报代表团访华的情况。汇报完后，杨勇对邓讲:“我们总参正在开师以上领导干部会，你是总长，请您去作指示。”邓小平回答说:“我就不去了，让国清同志去讲。”韦国清时任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外宾进入南门后，小平同志同外宾握手并在“迎客松”屏风前合影留念。
整个谈话过程，是小平同志讲，外宾有时提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常有一些新颖的观点，给军事外交人员启发很大，听后感到视野开阔了不少。
1978年5月，英国国防参谋长卡麦伦元帅访华，我参加了接待工作，主要负责礼宾工作。这是继法国三军参谋长访华之后，又一个西方重要国家的军队领导人访华。
当时杨成武已调到福州军区当司令，总参工作由杨勇副总长主持。他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伍修权副总长出面接待，华国锋作为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当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见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我总的感觉他同外宾的谈话，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观点和引人入胜的地方。与邓小平相比，的确看出小平同志水平高，思想性强，不愧是世界级领袖人物。
李达“文革”前任军事体育委员会主任
为打破西方大国把持国际体育界、排斥中国及对华友好国家的局面，印尼与中国发起了新兴力量运动理事会。
1965年9月，由中国做东道主，组织各成员国参加新兴力量运动理事会会议。由于有大量的亚非拉代表团参加，国家体委的翻译不够，又从各外事单位和外语院校借调人员。
会议开始前，国家体委组织我们这些翻译集中学习，地点在位于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石驸马大街教育部招待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体委副主任黄中、国际司司长张联华、副司长郭雷。
国家体委的干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贺龙元帅从部队抽调的，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原来是空军的一位少将，副司长郭雷是上校;另外一部分县由团中央抽调的，副主任荣高棠，原是团中央书记。何振梁当时是国际司的副处长，魏纪中是国际司的工作人员，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的。
集训期间，大家主要学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历史，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和接待外宾的注意事项，其中特别强调请示汇报制度，要做到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对女翻译还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让她们不要单独到外宾住房去，要学会善于保护自己。
理事会召开期间，恰逢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的团体操彩排时，周恩来总理、陆定一、罗瑞卿副总理等都到现场审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1965年9月11日全运会开幕，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领导人。
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理事会代表团大都是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我被分配给阿富汗代表团团长当翻译。阿富汗是讲波斯语的，由于我们国家波斯语的翻译太少，而团长会讲法语。他是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的亲戚，又是阿富汗军队的一位将军，是当时阿富汗奥委会的主席。组委会给他安排乘坐美国造的“雪佛兰”轿车，而一般的代表团团长都乘坐苏联产的“华沙”轿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小轿车，感到特别兴奋。
开会期间，代表团都下榻京西宾馆，我们翻译每天坐班车来往于教育部招待所和宾馆之间。京西宾馆是部队的宾馆，当时刚建好。
全运会期间还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参观，比如日本著名的女排教练大松博文，也住在京西宾馆。他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担任中国女排教练的。当时日本女排被称为“东洋魔女”，多次蝉联女子排球世界冠军，这支队伍就是由他一手训练起来的。
理事会开幕式是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的，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出席。贺龙副总理致开幕词，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长也在会上致辞。
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是观摩我们的全运会，我曾陪着阿富汗代表团团长到良乡飞机场观看过跳伞比赛，到龙潭湖观看了航海模型比赛。观看航模比赛时，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军体主任李达上将也在主席台观看，我为他和阿富汗将军担任翻译。阿富汗将军对军体项目感兴趣，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代表团在京期间还参观了位于南苑附近的“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当时汽车里面没有空调，参观公社时还有许多土路，扬起了很多灰尘，把窗户关上实在是闷得要命，让这位将军也吃了苦头。
在京期间，这位将军牙疼，我陪他到协和医院看病。在大学期间涉及到医学方面的词汇学得很少，所以翻译起来很吃力。比如医生讲，回去以后不要再感染，“感染”两个字怎么也翻译不出来，说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后来我让医生用英文讲，这才算解围。
新兴力量运动会理事会闭幕之后，一些代表团都到外地参观访问，因阿富汗将军国内有急事，就没有到外地去，我也就结束了陪同任务。
整个接待工作之后，荣高棠副主任在西苑宾馆餐厅请所有参加接待的各单位同志吃饭。那时的西苑宾馆跟友谊宾馆一样，是庭院式宾馆，50代负责待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援华专家。
1972年12月，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再次访华，因为阿军工部长恰地皮要援助一点也不客气，好像中方欠他们什么似的，这次是毛主席唯一一次没有见巴卢库。
叶剑英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欢迎宴会，文艺晚会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叶帅等领导陪同观看。李达上将刚被解放出来，被任命为副总长。我请他上台与其他首长一起谢幕，他因被关了好几年，不知怎么办，始终不愿上台。
原定巴卢库一行参观位于故宫西边的出土文物展览，这是刚发现的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因日程改变，半夜又与参观单位联系不上，我们通过一号台告诉了守卫的警卫部队，请他们通知故宫我们不去参观了。一号台是最有效的，不管首长走到哪里，她们都能联系得上。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声音不是很好，工作联系起来很不方便。有一天代表团参观八达岭长城，有一许急事要找陪同的首长，我们的一位参谋只好乘工作车到长城当面报告。
巴卢库和夫人由总政主任李德生陪同，先到沈阳、大连参观，留下一部分人继续会谈。在鞍山还为他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外宾抵长沙，李德生把班交给张才千副总长。
巴卢库回阿不久，约1975年霍查开始动手清洗老干部，包括巴卢库在内的不少“元勋”被杀害。此事被当时曾去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徐帅预见，对于阿内部是否团结，他做出了与外交人员完全不同的判断。
1973年10月，瑞典陆军司令阿姆格伦访华，一行在朱开印副局长陪同下，从北京乘空军的伊尔-18飞机到大连、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访问，并从深圳过罗湖桥经香港回国。
在北京送行的机场发生一个小插曲。前一天晚上，我让李君桐打电话通知各位送行的首长第二天送行的时间、地点。我特别对他强调一定要通知是西郊机场，不是东郊机场，因我们乘空军的专机那时都从西郊机场起降，后来才改为南苑机场。
第二天早晨，代表团和送行的首长都到齐了，就是不见李达副总长的身影。左等右等也不来，最后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长办公室，回答说早已出来了。我们告诉送行的是在西郊机场，秘书才明白是搞错了地方，李副总长跑到了东郊首都机场。
朱开印十分生气地质问李君桐是怎么通知首长的。
利用这段时间，同去送行的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王栋不断地与阿交谈，了解瑞典一些情况。
当李达副总长赶到机场休息室，满脸的不高兴。这时，装甲兵副司令贺晋年为我们解了围。他说：“李副总长，我们这些人都到了西郊机场，就你一个人搞错了，说明外事局的同志通知是对的。”李副总长什么都没有说，与外宾握了手，送上飞机。
这件事应该是李副总长的秘书王振西搞错了，但他不承认，他说是外事局通知错了。李君桐也不服气，跑到李副总长那里讲道理。李是舒同的儿子，李涛上将的养子，和李副总长的孩子都很熟悉。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没有让李君桐检讨，也没有让王振西认错。王振西后来当了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武官、军事科学院外军部部长。
瑞典外宾结束访问后，我们把他送到罗湖口岸，那时深圳这个城市还没有，只是一个小县。罗湖口岸很小，我们看到外宾步行过桥，桥的那边挂着米字旗，桥的这边挂着五星红旗。
我们还到文锦渡参观，这里只有一个小岗哨，一十个战士执勤，四周全是农田。这就是当年的深圳。
1976年8月，我们接待了南斯拉夫老战士代表团，团长是南老战士协会主席纳吉大将。他曾同铁托一起参加反法西斯的游击战，南建国后曾担任过贝尔格莱德军区司令。
因对方提出访华要求时间很紧，我们上报的请示报告，不能按部就班通过机要往上送。所以我就先跑外交部会签，然后跑到李达副总长家里。李副总长还说：“你们请伍修权副总长出面，请对了。他50年代在那里当大使，还同铁托一起打过猎。”
从李副总长住处出来后，我又赶到京西宾馆，找到正在开会的张才千副总长审批。我把文件送到他手上，他说：“李副总长看过了，我就不看了。”然后他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他已经看过了，我们当时理解凡是领导圈圈的即表示同意。这样争取到了时间，我们也不着急了。
出面接待的伍修权副总长，当时还是军人协会主席。以后小平同志指示，军队里不能成立任何其他组织，于是军人协会被取消。
张震让部下敬酒敬得朝鲜大使一个劲儿向女服务员敬礼
1982年4月1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50周年，外事局为朝鲜使馆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在外事局接待室，由张震副总长、徐信总长助理出面宴请朝鲜驻华大使全明珠和夫人，武官金炳浩大校和夫人，以及所有朝鲜外交官。
张震副总长首先讲话，他说：“中朝两国两军的友谊非同一般，这种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在席间，他调动大家给大使和武官敬酒。
大家都知道朝鲜同志跟我们的习惯一样，爱敬酒爱闹酒。我在第二桌，外宾有副武官和其他外交官，大使、武官夫妇在主桌，我们响应张震副总长的号召，纷纷到主桌去向大使和武官敬酒。
那一天喝了7瓶茅台，最后全明珠大使见到我们的女招待员一个劲地敬礼，急得他夫人在旁边直拉他的衣服。
武官副武官也喝多了，为了不出交通事故，我们让外事局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回使馆。
在劝外宾喝酒方面不是没有教训。1971年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离任回国，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副部长送行请吃饭，让对方喝多了，结果大使的司机回使馆的路上把我们的一个工人给压死了。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这两位副部长。
第二天，武官金炳浩大校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请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记者，介绍朝人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
武官见到我还说：“王东莫(朝鲜语王同志)，昨天晚上张震副总长请我们吃饭，非常好，饭后，我乘的哪辆车回使馆的，我都不知道。中国同志热情，非常好!”
另外，我们还组织朝鲜使馆全体外交官到位于顺义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举行报告会和联欢活动，张震副总长陪同前往。我们还安排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表演节目，耿莲凤和张振富表演了男女声二重唱。
张万年帮助王光明退休前出任武官
1983年为外国驻华武官团休假打前站时，在武汉住在军区四所，入住时，迎面走来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军人，很威武、气度不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军区外事科康秘书，他告诉我，这是刚调来当军区副司令的张万年。他当时住在招待所里，后来搬到军区首长小洪山院里和我岳父（潘振武1969年由总参外事局局长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住隔壁。
1993年他当了总参谋长，在外事活动中，我们聊天时，他说:“你岳父很好，保持了老红军的传统我刚到军区工作什么都不懂。他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你岳母还送了不少他们种的菜。两家处得很好”。
1993年5月陪同罗马尼亚军官休假团回到北京后，张万年总长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会见宴请。在宴会前，我向他汇报了罗军官在华休假参观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外宾尚未到达，我就向他讲了武汉的情况，我和潘延延同他一起合影留念。
从这之后，还有不少外事话动与他见面，彼此就更熟悉了。1996年12月，我出国担任驻扎伊尔首席军事专家前，刚好我岳母也在北京，我陪着她和潘延延还有二妹潘安莉和妹夫熊焰一起，到位于北新桥张万年的家中去看望他。
这时他已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的常务工作。在会客室，他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张副主席的夫人钟佩召也在座。他说，他刚到空军宣布了刘顺尧任空军司令的命令。
他对我岳母说：“你的这两个女婿表现都很好。”
潘振武将军的二女婿熊焰，出身汉阳的一户贫困家庭，1968 年入伍。由于文章写得好，他开始在连队当报道员，后来调到军报当记者。1976 年之后，他被调回武汉军区宣传部当干事、处长。1985 年军区合并，张万年希望他调到广州军区，当了广州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从广州又调总政宣传部当局长、副部长。他最后一任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96年12月，我被任命为驻扎伊尔首席军事专家。由于扎局势动乱，蒙博托政权垮台，我们所有军事专家不得不撤回国内。撤退前夕，我在首专办门前的小广场一边散步，一边考虑：回国后怎么办？原来的职务已经有人担任，最好是到二部当武官。如果不当武官，在机关闲呆两年，打打杂就退休了，这样我也不甘心。
回国后，除了到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外，老战友李东辉对我还算照顾，让我陪同欧洲一些国家来华访问的代表团。
由于没有具体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看书，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和其他一些书籍。这段时间摆脱了事务性的工作，倒是可以安下心来读书的。
要到二部去当武官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干部就不少，自己的干部还安排不完。
这时我给军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张万年副主席写了封信，介绍我的情况和我想当武官的愿望。我的考虑是，张副主席对我比较熟悉，他了解我。
很快，张副主席在我的信上批示：请总参酌办。主管外事和情报的副总长熊光楷看到张副主席的批示后，马上指示总参二部，让他们尽快给我找位子，并说我的年龄等不起了。他并且交代说，我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不需要再到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武官班学习。很快，江泽民主席签发命令，任命我为驻阿尔及利亚陆海空军武官。
前排右一为徐信
徐信克捷克
武官到离任时，该国大使一般都要在使馆为其武官举行到离任招待会，为老武官送行，向使团、武官团介绍新武官。一般情况驻在国军方都要派代表参加，我们是外事局领导为首出席。
只有一次例外，捷克斯洛伐克驻华武官到离任拜会徐信总长助理时，老武官在讲话时，为越南说了一些好话，当时中越边界打完仗不久，中越关系很紧张。
徐总长助理听了该武官讲了一通之后很不高兴，马上请他退场，弄得该武官下不了台。事后，他让秘书打电话让外事局礼宾处去一位副处长参加该武官的离任招待会。
何其宗不好意思让董占林老领导出面迎接
1985年12月，何其宗副总长率军事代表团访扎。
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主要由驻在国武官处负责，首席军事专家办公室协助。因为国防部外事局的同志在出访和接待方面有经验，黄友奎武官希望我们帮助他，共同接待好代表团。为此，首席军事专家派我与武官处一起筹备并全程陪同。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首都和有我军事专家工作的巴桑贡固、博马、基桑加尼。
扎军方接待能力有限，武官处和首专办各派一辆车供代表团其他成员使用，去下扎伊尔省的巴桑贡固和博马。然后从博马乘扎军方的C-130运输机去上扎伊尔省的基桑加尼，这里是扎第三军区的所在地。
扎军陪同的有海军参谋长马瓦准将，扎驻华武宜蒙吉利中校。一下飞机，飞机场没有扎军方任何人，也没有车辆等候。这是扎军方组织工作的疏漏，当时蒙吉利武官很不好意思，说他都快生病了。这时，他叫来几辆出租车，将大家拉到所住的宾馆。
1988年10月，副总长何其宗应邀访问了巴基斯坦、西德、英国，代表团成员有总参军务部部长邢智勇、总参装备部副部长曹刚川，外事局副局长傅加平。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随行的还有何其宗的秘书肖东，为了减少工作人员，连亚洲处负责的巴基斯坦都由我负责了。
出访前，这些国家的使节为代表团饯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还专门请何其宗代他向巴陆军参谋长贝格上将转达他的问候。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是实权人物，像哈克、穆萨拉夫这些陆军参谋长都走到过前台，当了总统。贝格将军就对我们讲过，他本人不愿意到前台。
因为我们是贝格将军的客人，巴方十分重视，我们乘巴航的班机抵首都伊斯兰堡，非常准时，可见巴航也不敢马虎。在机场，贝格将军亲自迎接，我驻巴使馆武官王学谦、副武官谷景书也到机场迎接。王学谦在瑞士当武官时，我随人防代表团访瑞时就认识，谷景书更是老战友、老同事，这时他已调到二部工作。由于他英文水平高，曾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这次参观访问也都是他当翻译。
我的另一位同事马树贵也调到二部工作，这时在巴当副武官。
出了机场，巴军方接待的警力非常强，在车队前有吉普车开道，上面驾着机枪，真枪实弹，另外还有不少警车。
抵达饭店后，给我们订做衣服的裁缝早已等候，给代表团每人做了一套西服加背心，料子都是英国的高级面料。待我们最后一站到卡拉奇时，这套衣服已经挂在饭店房间的衣帽间。
会谈除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外，重点谈了军援军贸问题。
巴总统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三天的访问日程非常紧张。我们乘直升飞机到离首都不远的地方观看了巴方举行的军事演习，贝格上将亲自陪同。
我们一行还到了白沙瓦，这里离阿富汗很近，巴军方还让我们看了巴阿边界的哨所。那里真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访问中，我同何其宗副总长聊天，他1985 年访问扎伊尔，我们就认识。我说:“听说你是四川（南充三营）人。”他也知道我是四川人，他告诉我，他1959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高中班。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肚子，体院附中也就解散了。为了找出路，他就报名参军，1961年夏初在成都市青龙街第三人民医院入伍体检。
我告诉他，那一天我也去体检了。据说，当时周总理指示，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招兵，以改变军队的现状，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后来当了广州军区司令的刘镇武、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等都是1961年高中毕业应征人伍的。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劝我不要当兵，说还是上大学好，这样就没有去当兵。
何当年应征入伍到54军给130师长董占林当警卫员。他说，原本是想当三年的兵再说，那时他父母还反对他当兵。没有想到这一当就当成了副总长。他当了副总长到兰州视察工作，让秘书打电话给兰州军区说，请董占林副司令不要出面接待他，他不好意思。
回国后，我们在京西宾馆总结，准备写总结报告上报中央军委。总参军务部邢部长写参观军校这部分，总参装备部曹刚川副部长写外军装备这部分，我写外事部分，然后由我把这些几部分凑在一起写出报告。这个报告上报后，成了当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参阅件。这个报告介绍了我们访问的三个国家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有装备方面的，有院校建设方面的。在报告中，我们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供军委领导参考。
与曹刚川的交往
1985年访问扎伊尔的军事代表团成员中有曹刚川，当时是总参装备部副部长，
曹刚川原在装备部当参谋，1978 年提为副处长，1982年直接从副处长提升为副部长。
在基桑加尼参观我培训的第41突击旅时，旅长马贝上校就送礼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因我曾去过几次看望我们的军事专家，与他也熟悉了。有一次，我去军营时，他还安排了仪仗队让我检阅。
原来的方案是送曹刚川一些小的象牙制品，我建议他，送曹刚川的礼品应与梁光烈的一样。尽管曹刚川是副军职务，但他是总参装备部的副部长，我们援助扎的军用物资是他起决定作用。结果旅长采纳了我的建议，也送了一根象牙雕。一根象牙雕了许多小象，象牙是弯的，所以取名叫大象过桥。
1996年夏天，俄罗斯军队边防局局长居古拉耶夫大将来华休假，曹当时担任了副总长。他陪同到大连休假，我作为欧洲处副处长也陪同前往。在 64 军军长葛振峰请吃饭时，曹谈到了他有一根漂亮的牙雕时，我将其中的故事告诉了葛军长。
1988年10 月，曹刚川参加何副总长率领的访问团，筹备出访工作时，傅加平副局长交代我给曹刚川办外交红皮护照，按规定只有外事局领导能办外交护照。我把傅的意见告诉了护照组，请他们与外交部领事司同志协商。还算不错，这次为曹刚川副部长办好了外交护照，他很高兴。
在白沙瓦观看巴基斯坦军事演习，访问结束后，我们一行乘机离卡拉奇到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
在机场只有联邦德国国防部礼宾处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接待，当时就感到东方与西方在接待工作上的差别。
由礼宾处长带着车队到当时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下榻的宾馆很一般，在我们国内只能算三星，是一个小宾馆。
第二天，代表团与联邦德国的副总长、总装备部长会谈。这次访问实际上是对联邦德国国防国务秘书(国防部副部长)访华的回访，因此，双方主要是友好往来，交换意见。会谈时，桌子上摆放的很简单，没有招待员，矿泉水自己打开喝。只是会谈休息时，大家到旁边的咖啡室休息，喝咖啡或茶、饮料。
联邦德国国防国务秘书会见了代表团。德军总装备部部长在波恩郊区的一个乡间餐馆请代表团吃饭。德国人很能喝啤酒，这位中将很能喝，结果与曹刚川较上劲儿了。他们两人一口气就喝了一大杯，结果上车后，曹就有些不行了，傅加平和我还笑话他。
1984至1986年驻扎伊尔首专办工作期间，我萌生了当武官的念头，由于条件不成熟，仅仅是想法而已。
1992年下半年，在我担任欧洲处领导时，主管外事的副总长徐信想让外事局两位50年代出生的参谋当领导，让我和另一位领导（即欧洲处的处长）去总参二部当武官，把位子腾给他们。
在接待瑞士副总长雷格里少将时，总参二部副部长姬胜德对我讲过。据说，准备让我到刚果(布)当武官。我对他讲了我的困难，主要是孩子小，正在念初中，而我爱人工作单位离我们的住地又远，没办法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听了我的说明后，他未表态，只是说把我的情况报告总参首长。
1992年12月，在接待立陶宛国防部长时，当秦基伟与外宾会谈完后，离欢迎宴会还有一段时间，秦部长找人下象棋。曹刚川当时刚当副总长，参加了会谈。会谈后，他邀我同他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散步。在散步中，我向他讲了总参让我出去当武官的事情，并说明了我的实际困难。（或许曹副总长说了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梁光烈
梁光烈1985年访问扎伊尔时是20军军长。他是四川三台人，与我是老乡，所以很快我们就熟悉了。他是中央委员，到北京来开中央全会时，住在北太平庄的远望楼宾馆，我专门去看过他。
1988年4月，法驻华武官雷沛庭中校向外事局提出要到我空降部队去跳伞，经批准，由我陪同前往。
从飞机上跳伞有一定的风险，出发前我和他在外事局接待室签了生死文书，双方确定了责任。如果是我们的责任则由我方负责，如果是他的责任则由他自己负责。
我陪同他乘火车抵郑州，由空降兵第43师负责接待。在郑州作稍事停留，参观了黄河，然后乘车去开封，在师部受到了师长李家洪的接待。他曾于1985年率我空降兵代表团访问过法国，1999年12月担任空降兵15军军长，以后当了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
该师为法武官的跳伞作了充分的准备，保证做到万无一失。武官跳伞非常成功，过去他在法军部队就跳过许多次。法军空降兵隶属陆军，而我军则归空军领导。师里负责外事的同志还陪同在开封参观了相国寺、龙亭、包公祠、仿宋一条街。
我利用在开封的机会，看望了1978年9月陪同法军跳伞队的该师副师长于德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我还去看望了20军军长梁光烈，我们是1985年他访问扎伊尔认识的，因为是四川老乡，彼此都熟悉。他对我讲，他过去在武汉军区作战部当副部长，后来调到野战军先当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85年当了军长。他到北京来参加中央全会，我曾赠送他非洲的象牙工艺品。这次他对我说：“你把我柜子里的钧瓷瓶拿走，作个纪念。”
后来他调到54军当军长，他军里（127师380团）战士徐洪刚在回家的车上勇斗歹徒，成了英雄。他当军长的也脸上有光，不久他调到北京军区当参谋长、副司令员。在外事活动中，我们还经常见面。我的儿子在北京军区63军当兵时，我还打电话给他请他多关照。之后他调到沈阳军区当司令，遇到1998年大洪水，抗松花江的洪灾。这之后他又调到南京军区当司令员。
2002年他调到北京当总长时，曾到外事办公室视察工作。(1998 年国防部外事局改名为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他在视察中问外事办主任詹懋海，我现在干什么。詹回答说，王光明已经于2000 年退休了。
钱树根副总长没有架子
在王光明大校最后一个岗位——驻阿尔及利亚三军武官任上，他促成了钱树根副总长访阿。
由于阿尔及利亚国内恐怖活动不断，局势特别紧张，所以阿方基本上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中阿两国军事交往也基本上停滞。随着局势的缓和，使馆向外交部建议恢复交往。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迈提于1998年10月15日至18日访问了阿尔及利亚。阿方对此访十分重视，总统、总理都会见。在那时，许多国家没有与阿交往，中国能派出高级代表团是对阿最好的支持。
在铁木尔副委员长访阿之后，我写信给国防部外事办西亚非洲局局长贾晓宁、副局长郗海涛，详细地说明了阿的安全情况，并建议国内派团访阿，恢复已中断7年之久的两军交往。
1999年3月13日至17日钱树根副总长访阿，主要成员有北京军区副司令朱启中将。
在筹备钱副总长访阿与阿军方的交涉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安全问题，阿方对此访也十分重视。阿军方安排钱副总长乘坐防弹车。
代表团的将军们原没有安排防弹车，我坚持并希望阿方也安排防弹车，阿方最后也满足了我的要求。
筹备工作中，我们还报回不少有关阿的国情、军情的材料并建议了在会谈中需要谈的问题。
阿方安排钱副总长一行住国宾馆，国宾馆刚好和我们武官处是街坊，我们全力保障。早晨，大使、武官两位夫人煮好稀饭，带些可口的咸菜送到国宾馆。我还在武官处请代表团吃饭，没有炊事员，我请医疗队的炊事员帮忙。我同医疗队的关系很好，他们是湖北省派出的。
代表团在阿期间，阿国防部秘书长吉马少将在国宾馆举行欢迎宴会，总参谋长拉马利中将在国防部会见，在海空军分别会见了海空军司令。
在首都，代表团参观了后勤基地和军事综合技术学校。在参观后勤基地之后，阿军方送给钱副总长一个大炮模型，这个模型做得很精致。钱副总长是炮兵出身，作为礼品送给他是很恰当的。
在阿军国防工业部长的陪同下，代表团还到南方参观我北方工业公司帮建的枪厂，并会见了在那帮助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
阿方对我代表团的安全工作下了大力气。整个访问，布置了许多警力。钱副总长坐的主车旁边就有四辆警车保护，前面开路的有两辆警车，后面还有一辆警车殿后。在去南方参观时，从机场到工厂，沿线每个路口都有警车，加在一起有几十辆。
钱副总长还到使馆给使馆全体同志作了一次报告，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和军队情况。大使宴请代表团一行，使馆党委委员都参加。
在访问期间，我一直陪着钱副总长，向他汇报情况，从各方面保证访问成功。
我和他还比较熟悉，在他当兰州军区参谋长时，外事局组织他随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到欧洲访问过，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以后他调到总参当总长助理，在外事活动中接触更多了。
钱副总长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表哥叶心正的儿子在47军宣传队工作，想复员到重庆他爱人工作的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工作，而部队又不肯放他走，因为他是骨干。我把这件事给他讲后，当时担任兰州军区参谋长的他给47军军长打了招呼，这件事就办妥了。
钱副总长告诉我，他在担任47军军长时，就认识我的表侄叶荫，说他表现不错。
阿方对钱副总长的访问为什么那么重视？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国家派军事代表团访阿。代表团抵达之前，我宴请阿军外联司的军官，他们特别提到，是我提的好建议促成了代表团访阿。
后来我回国后，外事办张邦栋副主任告诉我，钱副总长一行回国，他到机场迎接。在机场贵宾室，钱副总长对他讲，这次到阿尔及利亚访问，王光明组织得很好，他非常满意。
此外，我还协助北方工业公司驻阿办事处接待了国防科工委张副主任，促成了中国电子工业公司派团访阿和阿军总参通信部长访华。北方工业公司、中船总在阿设有办事处，他们在阿的办事处都归我领导。武官处既领导又做好保障工作，促进两国的军工合作也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有重大事情，阿军方都要找我联系。
我还促成了阿军总长拉马利中将访华，这是阿军第一位总长访华。阿军总长是实权人物，因为阿是经过数年的武装斗争才取得独立的，也是通过枪杆子建立了政权的。
1992年1月伊斯兰激进极端分子赢得选举要上台时，阿军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另行成立政府，阿才没有成为第二个伊朗。而军队的第一把手——总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脚色。在与离任的中国大使交谈中，拉马利说，面对阿现在的局势，我们必须找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有能力的人来当阿总统。结果，布特弗利卡当选。从这话中就可以看到军队的分量。
钱副总长访阿时也当面邀请拉马利访华。1999年9月，他终于成行。阿军总参谋长访华，是促进两军关系的一件大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诗外刀光英雄地）：军事外交人员与几位总长、副总长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