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老革命家，也是我的老首长。我是1934年认识他的，那时候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当时，中革军委将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团长陈赓，政委就是宋任穷。
有一天，陈赓和宋任穷下基层视察，正好看到我背着一个大包袱到工兵连报道。宋任穷就问我:“小同志，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工兵连报到去。”他说“你到工兵连能行吗?以后要反攻(那个时候不叫长征，叫反攻)，你一个人扛一支长枪、200发子弹、四颗手榴弹，能背得动？在工兵连干得了吗？”我说:“是重了一点。”陈赓说:“你还是不要到工兵连去了，到上干队当卫生员。”从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中央根据地到冀南，我一直在宋任穷身边战斗、生活、学习。由于习惯，我一直称呼他宋政委。在我的印象当中，宋政委对青年同志总是那样亲切关心。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以深刻的教育，我从中受益无穷。我心中怀念他，总是想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一些动人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
郭德琳同志亲笔写的证明书
宋政委是很关心人的，对老一辈革命家尤其如此。长征期间，中央把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几位老同志送到红军干部团。这几位老同志一路扛着米袋子一路走，还要给上干队同志上课，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岁数，就知道是首长。宋政委看到老人们走得那么辛苦，一路上送了三次牲口。走到贵州扎西的时候，第一次给几位老同志送来毛驴。宋政委说:“毛主席让我送个大毛驴给徐老。”徐老说:“我不要，我能走。”徐老要让给谢老。谢老说自己也能走，又要让给成老。成老说我更能走，不要。他们都不要，最后商量了一下，把大毛驴送给上干队萧劲光大队长了。第二次送牲口是在云南金沙江边上。宋政委搞了一个骡子，又要送给徐老。徐老说不要，让给谢老。推来推去，谢老最后接受了。过了金沙江后，部队在打会理县城，上干队没有战斗任务，我正想出去看看前方战事打得怎么样了，一抬头看见宋政委和陈团长又牵来一个骡子。宋政委对徐老说:“这是第三次给你送骡子，毛主席一定让我送给你不可。这回你一定要收下来，如果你不收下来，我可交不了差，不然我留下给你当马夫。”陈团长说:“你再不收下可过意不去了!”徐老说:“毛主席要送骡子给我，只好收下来了。”徐老收了骡子以后，一路上一次没有骑过。宋政委每次见到的时候都问:怎么徐老不骑这个骡子啊？徐老说:“我一个人骑了没什么味道，给病号同志驮点米袋子，驮点东西，驮病号，比我一个人骑好得多。”
我们走到云南的时候，有一天中午部队刚走到宿营地驻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敌人从哪里跑过来，一下子打到我们干部团的步兵营那里，还用飞机在我们上空来回轰炸。我报告萧劲光大队长，说今天情况不对头，敌人飞机轮番来炸。当时宋政委和陈团长到前面中革军委纵队去了，萧劲光大队长就叫特科营的迫击炮、重机枪连占领阵地，用火力掩护部队集结起来。这时宋政委和陈团长知道后面的情况后，由中革军委纵队赶了回来，问萧劲光情况怎么样。萧大队长说:“我也搞不清楚，敌人从后面追上来了，把部队打得都往小山坡后面跑。机关枪连在阵地上掩护山后面正在集结的部队。”宋政委就讲:“今天是预想不到的情况，敌人追上我们的尾巴，中革军委挨炸了要先走，你们上干队掩护军委先走。”
接着，红军干部团在强渡金沙江中立了大功。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宋政委带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率先抢占了渡口。陈团长带着余下的部队接着进发。出发之前，部队正在村外集合，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赶了过来，和陈团长一起作了动员。张闻天说:“今天要过金沙江了。”陈团长接着讲:“大家要轻装，把重的东西都放下，到金沙江还有8里地，轻装好，前面的宋政委、刘参谋长已过了江，我们今天晚上要赶上去过江，大家有信心没有？”大家说:“有信心！”陈团长说:“咱们跑步下山，跑不动滚也要滚下去。”就这样，我们晚上就过了金沙江。
晚间，全团部队露宿在金沙江河滩上。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兵分两路上山。二营从左面上，陈赓团长、宋政委带了我们上干队和一营、三营从右面上，经过一场激战后，占领了通安州，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这位营长说:“你消灭我们倒容易，我们后面的增援部队马上就来，你们可小心了。”很快，敌人的増援部队从会理方向过来了，有一个旅。宋政委和陈团长商量说:“我们最早过了金沙江，现在军委纵队还在后面山上，一军团、三军团、九军团、五军团都还没有过江。敌人要来进攻我们，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无论有多少敌人来增援，我们都要把敌人消灭掉，死守通安州，保证渡口的安全，保证后续部队安全过江.”宋政委和陈团长随即把部队布置好。敌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过了金沙江，在对面斜坡上休息。这个时候，宋政委和陈团长就发布命令，叫特科营的重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一营和三营冲到敌人眼前，把敌人一个旅的部队基本上消灭光了，追出了30里地。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过了金沙江以后，红军又强渡大渡河。我们干部团从冕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第一个夜晚是在山上露营，第二个夜晚没停步，一直往大渡河赶。我们从安顺场过了大渡河以后，担任警戒任务，防止大渡河东面的敌人向西增援。我看到宋政委、陈团长在大渡河边上，组织指挥部队一船一船地渡江。总共只有几艘船，一船接着一船渡过去。大家站在河岸边看，河面上一个水浪翻起后，船一下子没踪影了，我们整个心都揪起来了。宋政委和陈团长也和大家一样，很着急。过了会，船的影子又冒了出来，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
接下来，就是过雪山—夹金山了。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可大不一样。这座山海4700多米，我们是从海拔4200米的一个口处翻过去的。总政治部交代，过夹金山只能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一两点间通过，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总政治部还发通知，要求过这座山时不能说话，不能唱歌，不能吹号。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原因，只是听说如果吆喝了、唱歌了、吹号了，会惊动山神，山神发怒就要遭灾的。我们从宝兴南面出发，原定在夹金山脚下烧迹宿营，过了宝兴的时候传来命令，干部团不能在烧迹宿营，要到夹金山雪线以下的一个新寨子露营，以保证中革军委纵队第二天能在10点钟以后翻越夹金山口。我们按指定路线到了新寨子并在那里露营了。天还没有完全黑，露营工作就安排好了。我正准备让几个老人到帐篷里休息时，宋政委来了。他看到我说:“小郭，几个老人在哪儿？”我说:“老人都在这里。”他说:“你要把帐篷架好，保证晚上能让几个老人在帐篷好好睡觉，明天好上山。”其实，哪里有什么帐篷，其实是把被单拉开，就算是帐篷了。宋政委又亲自看望几位老人，亲切地和他们说:“这里晚上冷，老人家们要好好注意保暖。”
长征时期合影。左起：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
我帮几个老人把帐篷安排好后，就在他们帐篷边上露营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四点钟开始向山上进发。按规定不能吹军号，也不能吆喝。可是四点来钟，吹起床号，吹吃饭号，吹集合号，吹前进号，三十几个单位，三四十把军号一吹，违反了上面的命令。宋政委和陈团长带了一营部队，首先往山坡上上，我们在山窝下集合后，也出发了。天很黑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说天亮以前当然是最黑的了。怎么办呢？不能不前进。大家就手拉手，你拉我，我拉你，保证相互不走散，一旦走散就很容易掉到隘口里面。正在这个时候，天上吱吱叫，像现在的战斗机往上冲的声音，当时大家说是鬼叫了，其实是风从隘口吹过，空气流动发出的啸声。前方陈团长和宋政委带着一营部队已经住山上上了两百公尺，我们后面的还没有怎么动。天空慢慢有点泛白了，突然间冰雹铺天盖地下了起来，每一颗都有乒乓球那么大，打得我们无处躲藏。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宋政委和陈团长两个人在前面山坡上喊:“各连各排，成连成排地手拉手，一齐往上冲啊!”那声音很大，在“冲上去就是胜利”的鼓舞下，部队官兵不管下多大的冰雹，手拉着手就往山上冲去，待冲到山上后，天也亮了。有的被冰雹打到了头，打得脑袋疼。斗篷打得只剩下竹架子。大家是浑身都疼，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翻过雪山隘口，我们就能下山去了。可是那个隘口又是一个难关。从上面稍平一点的地方往下看，看到我们前面走过的同志，就有几个牺牲在那里，有的嘴里还咬着饼子，有的被雪埋住了，有的死在路边上。当时我也倒下去了，命是萧劲光大队长叫通讯员把我拉下山来保住的。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关心，我也就把命丢在那山上了。
过了夹金山以后，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红军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组成新的红军学校，仍编在军委纵队。但到了阿坝以后，张国焘坚持要南下，不愿意北上，甚至要搞党内斗争。毛主席得知情况以后，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部一部连夜出发，继续北上。
那个时候我在红军学校卫生队当看护长，听到吹紧急集合号。当时月亮已经偏西了，大概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集合起来就往前走，走到天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叫达维的地方。当时卫生队队长对我说：“今天你带队伍，一定把部队带好，不能散掉。”我说:“大家休息一下，吃饱一点，不要走散了，把粗粮倒掉。”
接着，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前方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红军学校的教育长叫得最凶。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之时，毛主席来到现场。他说:“同志们!有么子吵的呢？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都是阶级兄弟嘛!北上是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愿意北上的北上，愿意南下的南下。有么子吵的？走吧!我们不久又还要会合的嘛!”这时候，宋政委来了，看到我，他说:“小郭你还在等什么，还不走。”我说“等你们和毛主席。”宋政委说:“我们都来了嘛，毛主席也来了，快走，不要等了。”“北上，我们是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我们坚决北上，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宋政委的态度非常坚决。
宋政委很关心青年。他有时候到我们卫生队来，看望病号和负伤的同志。他明确向我交代，对这些伤员、病号，得好好治疗，上好药，让他们安全地前进。重病号要用担架抬着，保证他们也安全地跟我们一块走。到吴起镇的时候，我患了重感冒，病越来越重，到瓦窑堡的时候发起高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药，没有办法治，最后烧得不行，我找卫生所所长把党费交了。以后又烧到40多度，看来是没有救了，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但是脑子还清醒。我听到一个声音:“郭德琳，你病怎么样了？你认识我吗？”我睁开眼睛一看，是宋政委，忙说:“宋政委，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的病不要紧吧？”他说:“小郭，不要紧的，不会死的，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不要着急。”这么大一个首长来看我，给我莫大的鼓舞。我当时想，不应该死，还得为革命做工作才行。我就叫班长张万春去河里面弄些冰块来，在我身上擦。这么一弄，我的高烧竟退了，病也好了。
第二天，我清醒了，组织科长张云清同志来看我。他说，昨天宋政委来看你。你没有死，又活过来了。宋政委又叫我来看你，你要好好的休息，会好的，再不要病了，休息好了还要为革命干事呢。知道你身上没有几个钱，从党组织经费里面给你五块钱。你好了，愿意吃什么，买点，保养身体。
不久，我调到红军大学第三科警备大队当指导员。这个警备大队成员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将近300人，下辖四个中队，驻扎在甘肃庆阳。这一段时间，我跟宋政委将近一年半没有见面。
1937年8月4日，校部袁国平政委，把我和连长张宪庭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央来电，调警备大队三个中队到援西军去。”袁国平说，警备大队，留一个中队在庆阳，三个中队去前方，你们哪个愿意留下来?
我和张连长商量，提议正职上前方，副职留在后方。袁政委说，好，你们正职上前方，副职留在庆阳。8月5日，我和张连长带着警备大队3个中队12个班，从庆阳出发，走了三天多，到了陕西的淳化县。我们到司令部报到，头一个接待我们的是李达参谋长，他说:“你们来得好，我们欢迎。”然后，宋政委也来了，他当时是援西军政治部主任。他问我带来多少部队。我说3个大中队12个班200多人。他说:“好，我们援西军穷得连警卫连都没有，你们来了就在司令部当警卫连。我们司令部的警备任务就由你负责了。”晚饭后，李达参谋长和宋政委亲自到部队视察，同每个班长都握手，都表示欢迎。不大一会儿，刘伯承司令员在李达参谋长陪同下也来看望我们。刘司令一看我，说:“哎呀，你这个小同志，部队是你帯来的？”我说:“是的。报告首长，我们警备大队奉命来到这里，听候首长的指示。”刘司令说:“指示啥子，你们就是直属部队的警卫连。警卫工作就靠你们了。你们来了就好，大家就安心了。”首长们这么亲切对待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感动，纷纷说:“怎么首长这么关心我们，都来欢迎我们呀?”
不久，部队改编成八路军一二九师，宋政委担任师政训处副主任。改编那一天，每个战士都舍不得把帽子换掉，舍不得把咱们的红五星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都叫着喊着说:“干革命，打了几年蒋介石，现在我们又要来戴他们的狗帽子，不干!”怎么办？我就跟宋政委报告:“战士都不愿意换帽子，都有意见了，怎么办?”宋政委说:“你小同志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有一个法子。帽子换还是可以换，换下来帽子允许他们包起来存着。”宋政委说:“这个法子好，跟大家开会动员去，把帽子换下来保留着。换帽子换衣服不换鞋，我们的心还是红军，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样就说得通了”这之后，通过反复做工作，战士们心中的疙瘩解除了，很快就接受换装。第二天部队检阅完毕，宋政委又来到我们连队，表扬我们，说:“你们走在最前头，很整齐很好。”
二九师进入山西以后，打的第一个胜仗是奇袭阳明堡飞机场。这之后，刘伯承师长帯领七七一团到七亘村设伏，打击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日军西进。一天晚上，师直部队驻扎以后，李达参谋长说:“明天要打仗，你们警卫连早点吃好饭，明天早晨准备同首长一起到前面去。”其实，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个排三个班，一共六七十个人，凑不足一个连。我早早就起来，吃了早饭后，就带着部队到师部。师长说:“搞来搞去吃饭时间都耽误了，快天亮了。”当时，七七一团夜里准备打埋伏，由于轻敌，事前遭到日本鬼子袭击，被打散了。师长带着我们跑到七亘村前面一个山坡下的小庙边。刚到那里，天就亮了。我们听到前面的情况不对。师长拿望远镜一看，各个山头上到处都在打，他说:“到处都在打，究竟哪一个是我们，哪一个是敌人，谁也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参谋长说:“咱们下到小庙，赶紧给太原打电话报情况。”当时刘师长、宋政委、李达、刘志坚等师部首长都在一块。我赶紧派支部书记带一个班到前面的路口守着，掩护首长安全。师长在打电话的时候，山上的参谋报告:“敌人向我们后面迂回了，到我们指挥部的后面了。”李达参谋长问我:“你们还有多少人?”我说:“还有两个班。”李达参谋长就说:“你们掩护首长转移，把两个班都带到山上。”我就带着部队往山上跑。正往上跑的时候，宋政委对我讲:“郭德琳，眼睛放亮一点!”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我们搞军事的心里都清楚。他又问我:“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明白了!”他催我快上去。刚一上山顶，我们就跟日本鬼子碰上了，敌人也来和我们抢这个山头。如果这个山头被敌人抢占了，势必把我们的后路切断了。我立即命令七班长先把山坡抢过来了。七班长冲上去后，回来报告:“指导员快上来，山崖下有好多个日本鬼子都在吃饭。”我说:“你们扔手弹下去，打得敌人乱叫。”我带人也跟了上去。我们和鬼子争抢这个山顶，来来回回地打，连续抢了三次，总算把敌人打下去了，山坳的路口也被我们占领了，从而成功地掩护了首长们安全转移出危险地带。我们一路退，一路掩护着。当我们追上师直部队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准备走了。李达参谋长说:“刘首长说今天你们警卫连打得不错，圆满完成了保卫首长安全转移任务。你快来，我们吃饭了。”宋政委也说:“今天你们打得很激烈，打得很猛，打得很好。”
在山西左权县，师部决定把警卫连扩大为警卫营，把连长调去当营长，另外调了一个人当教导员。宋政委把我叫过去，说:“郭德琳，你仍在一连当指导员，带着一连，任务比当教导员的任务还重。你要带领一连始终保持优良传统，保证师部首长的安全，这是你最大的责任。你思想要想得通，不要闹情绪。”我说:“你放心，我听从首长安排，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连的战士后来不断往外调，但优良的传统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个部队后来发展为警卫团、总部警卫团，到抗美援朝的时候，扩展成为一个师。
1938年，李聚奎和宋任穷（中）、陈再道（左）在南宫
1938年，宋政委受命到冀南，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同年，师首长率领主力部队到冀南，帮助打开冀南的局面。当师首长准备返回山西时，为了冀南军区政治部的建设，宋政委把我留下了。他说:“你不能走，这里的工作需要你，有些工作要独立干的。”我说:“我凡事听你的。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当组织股长。科长是副主任兼的。在工作当中，宋政委几次叫我去谈话，教我怎么做干部工作，第一件事情，要了解干部，要把干部情况摸清楚，把各军分区的干部组织情况摸清楚;第二件事情，要发展党员，所有的县大队都要建立党的总支部，然后在连队建立支部组织：第三件事情，要组织巡视团，你当副团长，到各军分区巡视工作。我就根据他的指示，组织科里的工作，了解情况，抓党的建设。有一次，抗大一次派来将近300名干部，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一天晚上也有好几个开小差跑了。我就跟宋政委汇报。他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跟你汇报，请求指示。”他说:“明天早上开个大会，向大家宣布一条政策，参加抗日是你们自愿来的，干革命抗日是艰苦的，愿意抗日的就留下，感觉不方便、还想回家的同志，回你们地方上去的，可以报名回去，不要晚上走，个人偷着跑。”第二天早晨我就召开会议，按照宋政委的指示，跟大家讲清楚了，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冀南“扫荡”得厉害，每逢春天、冬天就肯定有。我记得大概是1938年冬或1939年春，有一次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村庄以后，跟敌人碰上了。我们转来转去，南面、北面、东面都有敌人。形势很紧张，宋政委赶紧组织部队迅速转移，让我带着警卫营掩护部队。宋政委很镇静，组织得当，没有使部队遭到损失。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就说这么一个例子。
1938年9月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宋任穷（右二）和徐向前（左一）、符竹庭、萧华（右一）一起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平原作战比山地作战困难。平原是一马平川，几十里外都看得清楚。要坚持平原游击战是很困难的。为了对付敌人不断“扫荡”、到处建立据点，我们动员群众挖沟。刘师长讲:“平地造山，怎么造呢？就是挖沟，在深沟里运动，挖了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部队安全。再一个，敌人的汽车不好开过来，他的骑兵也不好跑，我们在沟里面好打敌人。”宋政委动员各分区、各县都挖沟，当时的交通沟甚至可以走大车。挖了沟以后，我们就自由了，敌人也没有办法。这是坚持平原斗争的一条重要措施。但这之后敌人也学会了，也挖沟，甚至挖得比我们的还深，人下去就上不来，这样来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困难，怎么办呢？大部队化整为零。当时我已经在二十五团工作，根据宋政委的指示，把部队分成小股，在邢台以东各县坚持斗争，有一部分还改穿便衣，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二十五团作战是有成绩的，曾两次缴获大炮。有一次是我带领二营，在武衡打埋伏，12分钟结束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排，缴了一门三八式大炮。军区找我们去汇报说:“你们埋伏打得好。”还有一次是在东西高村，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又缴了一门八八式大炮。我们把这个大炮拉到军区藏了起来，后来到反攻的时候起了大作用。我们团还参与了百团大战，破坏德石铁路，我们的方法比较巧妙，敌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修复。
战斗间隙，我有时回到军区，向宋政委汇报工作，或者去看望他。见到我以后，他总是问长问短，部队怎么样，仗打得怎么样，很亲切。他把我当成亲人看待，叫我小同志，说小同志不要再调皮了，如果有好吃的就拿出来招待我。当然，那时候非常艰苦，没有什么吃的，无非是馒头，有几粒花生米就了不得了。
就这样，我在宋政委的亲切关怀下，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八路军指挥员。现在，我和一些老同志们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感到兴奋。
郭德琳（1915-2016），江西兴国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卫生员。参加了长征。1936年郭德琳从红军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做校政治部的青年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29师新编第9旅第25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炮兵旅政治部主任，护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铁道兵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长。
1949年6月后，郭德琳历任浙赣铁路军事总代表、杭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等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8年，转业。1962年，任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1982年7月离职休养，2002年1月起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2016年8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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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总字子弟）：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