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宋任穷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老革命家,也是我的老首长。我是1934年认识他的,那时候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当时,中革军委将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团长陈赓,政委就是宋任穷。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宋任穷

有一天,陈赓和宋任穷下基层视察,正好看到我背着一个大包袱到工兵连报道。宋任穷就问我:“小同志,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工兵连报到去。”他说“你到工兵连能行吗?以后要反攻(那个时候不叫长征,叫反攻),你一个人扛一支长枪、200发子弹、四颗手榴弹,能背得动?在工兵连干得了吗?”我说:“是重了一点。”陈赓说:“你还是不要到工兵连去了,到上干队当卫生员。”从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中央根据地到冀南,我一直在宋任穷身边战斗、生活、学习。由于习惯,我一直称呼他宋政委。在我的印象当中,宋政委对青年同志总是那样亲切关心。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以深刻的教育,我从中受益无穷。我心中怀念他,总是想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一些动人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郭德琳同志亲笔写的证明书

 (一)

       宋政委是很关心人的,对老一辈革命家尤其如此。长征期间,中央把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几位老同志送到红军干部团。这几位老同志一路扛着米袋子一路走,还要给上干队同志上课,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岁数,就知道是首长。宋政委看到老人们走得那么辛苦,一路上送了三次牲口。走到贵州扎西的时候,第一次给几位老同志送来毛驴。宋政委说:毛主席让我送个大毛驴给徐老。徐老说:我不要,我能走。徐老要让给谢老。谢老说自己也能走,又要让给成老。成老说我更能走,不要。他们都不要,最后商量了一下,把大毛驴送给上干队萧劲光大队长了。第二次送牲口是在云南金沙江边上。宋政委搞了一个骡子,又要送给徐老。徐老说不要,让给谢老。推来推去,谢老最后接受了。过了金沙江后,部队在打会理县城,上干队没有战斗任务,我正想出去看看前方战事打得怎么样了,一抬头看见宋政委和陈团长又牵来一个骡子。宋政委对徐老说:这是第三次给你送骡子,毛主席一定让我送给你不可。这回你一定要收下来,如果你不收下来,我可交不了差,不然我留下给你当马夫。陈团长说:你再不收下可过意不去了!徐老说:毛主席要送骡子给我,只好收下来了。徐老收了骡子以后,一路上一次没有骑过。宋政委每次见到的时候都问:怎么徐老不骑这个骡子啊?徐老说:我一个人骑了没什么味道,给病号同志驮点米袋子,驮点东西,驮病号,比我一个人骑好得多。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毛主席和徐特立

我们走到云南的时候,有一天中午部队刚走到宿营地驻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敌人从哪里跑过来,一下子打到我们干部团的步兵营那里,还用飞机在我们上空来回轰炸。我报告萧劲光大队长,说今天情况不对头,敌人飞机轮番来炸。当时宋政委和陈团长到前面中革军委纵队去了,萧劲光大队长就叫特科营的迫击炮、重机枪连占领阵地,用火力掩护部队集结起来。这时宋政委和陈团长知道后面的情况后,由中革军委纵队赶了回来,问萧劲光情况怎么样。萧大队长说:我也搞不清楚,敌人从后面追上来了,把部队打得都往小山坡后面跑。机关枪连在阵地上掩护山后面正在集结的部队。宋政委就讲:今天是预想不到的情况,敌人追上我们的尾巴,中革军委挨炸了要先走,你们上干队掩护军委先走。
 
接着,红军干部团在强渡金沙江中立了大功。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宋政委带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率先抢占了渡口。陈团长带着余下的部队接着进发。出发之前,部队正在村外集合,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赶了过来,和陈团长一起作了动员。张闻天说:今天要过金沙江了。陈团长接着讲:大家要轻装,把重的东西都放下,到金沙江还有8里地,轻装好,前面的宋政委、刘参谋长已过了江,我们今天晚上要赶上去过江,大家有信心没有?大家说:有信心!陈团长说:咱们跑步下山,跑不动滚也要滚下去。就这样,我们晚上就过了金沙江。


晚间,全团部队露宿在金沙江河滩上。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兵分两路上山。二营从左面上,陈赓团长、宋政委带了我们上干队和一营、三营从右面上,经过一场激战后,占领了通安州,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这位营长说:你消灭我们倒容易,我们后面的增援部队马上就来,你们可小心了。很快,敌人的増援部队从会理方向过来了,有一个旅。宋政委和陈团长商量说:我们最早过了金沙江,现在军委纵队还在后面山上,一军团、三军团、九军团、五军团都还没有过江。敌人要来进攻我们,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无论有多少敌人来增援,我们都要把敌人消灭掉,死守通安州,保证渡口的安全,保证后续部队安全过江.宋政委和陈团长随即把部队布置好。敌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过了金沙江,在对面斜坡上休息。这个时候,宋政委和陈团长就发布命令,叫特科营的重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一营和三营冲到敌人眼前,把敌人一个旅的部队基本上消灭光了,追出了30里地。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过了金沙江以后,红军又强渡大渡河。我们干部团从冕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第一个夜晚是在山上露营,第二个夜晚没停步,一直往大渡河赶。我们从安顺场过了大渡河以后,担任警戒任务,防止大渡河东面的敌人向西增援。我看到宋政委、陈团长在大渡河边上,组织指挥部队一船一船地渡江。总共只有几艘船,一船接着一船渡过去。大家站在河岸边看,河面上一个水浪翻起后,船一下子没踪影了,我们整个心都揪起来了。宋政委和陈团长也和大家一样,很着急。过了会,船的影子又冒了出来,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


接下来,就是过雪山—夹金山了。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可大不一样。这座山海4700多米,我们是从海拔4200米的一个口处翻过去的。总政治部交代,过夹金山只能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一两点间通过,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总政治部还发通知,要求过这座山时不能说话,不能唱歌,不能吹号。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原因,只是听说如果吆喝了、唱歌了、吹号了,会惊动山神,山神发怒就要遭灾的。我们从宝兴南面出发,原定在夹金山脚下烧迹宿营,过了宝兴的时候传来命令,干部团不能在烧迹宿营,要到夹金山雪线以下的一个新寨子露营,以保证中革军委纵队第二天能在10点钟以后翻越夹金山口。我们按指定路线到了新寨子并在那里露营了。天还没有完全黑,露营工作就安排好了。我正准备让几个老人到帐篷里休息时,宋政委来了。他看到我说:小郭,几个老人在哪儿?我说:老人都在这里。他说:你要把帐篷架好,保证晚上能让几个老人在帐篷好好睡觉,明天好上山。其实,哪里有什么帐篷,其实是把被单拉开,就算是帐篷了。宋政委又亲自看望几位老人,亲切地和他们说:这里晚上冷,老人家们要好好注意保暖。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长征时期合影。左起: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

 

我帮几个老人把帐篷安排好后,就在他们帐篷边上露营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四点钟开始向山上进发。按规定不能吹军号,也不能吆喝。可是四点来钟,吹起床号,吹吃饭号,吹集合号,吹前进号,三十几个单位,三四十把军号一吹,违反了上面的命令。宋政委和陈团长带了一营部队,首先往山坡上上,我们在山窝下集合后,也出发了。天很黑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说天亮以前当然是最黑的了。怎么办呢?不能不前进。大家就手拉手,你拉我,我拉你,保证相互不走散,一旦走散就很容易掉到隘口里面。正在这个时候,天上吱吱叫,像现在的战斗机往上冲的声音,当时大家说是鬼叫了,其实是风从隘口吹过,空气流动发出的啸声。前方陈团长和宋政委带着一营部队已经住山上上了两百公尺,我们后面的还没有怎么动。天空慢慢有点泛白了,突然间冰雹铺天盖地下了起来,每一颗都有乒乓球那么大,打得我们无处躲藏。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宋政委和陈团长两个人在前面山坡上喊:各连各排,成连成排地手拉手,一齐往上冲啊!那声音很大,在冲上去就是胜利的鼓舞下,部队官兵不管下多大的冰雹,手拉着手就往山上冲去,待冲到山上后,天也亮了。有的被冰雹打到了头,打得脑袋疼。斗篷打得只剩下竹架子。大家是浑身都疼,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翻过雪山隘口,我们就能下山去了。可是那个隘口又是一个难关。从上面稍平一点的地方往下看,看到我们前面走过的同志,就有几个牺牲在那里,有的嘴里还咬着饼子,有的被雪埋住了,有的死在路边上。当时我也倒下去了,命是萧劲光大队长叫通讯员把我拉下山来保住的。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关心,我也就把命丢在那山上了。


过了夹金山以后,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红军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组成新的红军学校,仍编在军委纵队。但到了阿坝以后,张国焘坚持要南下,不愿意北上,甚至要搞党内斗争。毛主席得知情况以后,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部一部连夜出发,继续北上。

那个时候我在红军学校卫生队当看护长,听到吹紧急集合号。当时月亮已经偏西了,大概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集合起来就往前走,走到天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叫达维的地方。当时卫生队队长对我说:今天你带队伍,一定把部队带好,不能散掉。我说:大家休息一下,吃饱一点,不要走散了,把粗粮倒掉。”


接着,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前方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红军学校的教育长叫得最凶。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之时,毛主席来到现场。他说:同志们!有么子吵的呢?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都是阶级兄弟嘛!北上是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愿意北上的北上,愿意南下的南下。有么子吵的?走吧!我们不久又还要会合的嘛!”这时候,宋政委来了,看到我,他说:小郭你还在等什么,还不走。我说等你们和毛主席。宋政委说:我们都来了嘛,毛主席也来了,快走,不要等了。”“北上,我们是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我们坚决北上,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宋政委的态度非常坚决。


宋政委很关心青年。他有时候到我们卫生队来,看望病号和负伤的同志。他明确向我交代,对这些伤员、病号,得好好治疗,上好药,让他们安全地前进。重病号要用担架抬着,保证他们也安全地跟我们一块走。到吴起镇的时候,我患了重感冒,病越来越重,到瓦窑堡的时候发起高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药,没有办法治,最后烧得不行,我找卫生所所长把党费交了。以后又烧到40多度,看来是没有救了,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但是脑子还清醒。我听到一个声音:郭德琳,你病怎么样了?你认识我吗?我睁开眼睛一看,是宋政委,忙说:宋政委,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的病不要紧吧?他说:小郭,不要紧的,不会死的,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不要着急。这么大一个首长来看我,给我莫大的鼓舞。我当时想,不应该死,还得为革命做工作才行。我就叫班长张万春去河里面弄些冰块来,在我身上擦。这么一弄,我的高烧竟退了,病也好了。


第二天,我清醒了,组织科长张云清同志来看我。他说,昨天宋政委来看你。你没有死,又活过来了。宋政委又叫我来看你,你要好好的休息,会好的,再不要病了,休息好了还要为革命干事呢。知道你身上没有几个钱,从党组织经费里面给你五块钱。你好了,愿意吃什么,买点,保养身体。

不久,我调到红军大学第三科警备大队当指导员。这个警备大队成员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将近300人,下辖四个中队,驻扎在甘肃庆阳。这一段时间,我跟宋政委将近一年半没有见面。


1937年8月4日,校部袁国平政委,把我和连长张宪庭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央来电,调警备大队三个中队到援西军去。袁国平说,警备大队,留一个中队在庆阳,三个中队去前方,你们哪个愿意留下来?


我和张连长商量,提议正职上前方,副职留在后方。袁政委说,好,你们正职上前方,副职留在庆阳。8月5日,我和张连长带着警备大队3个中队12个班,从庆阳出发,走了三天多,到了陕西的淳化县。我们到司令部报到,头一个接待我们的是李达参谋长,他说:你们来得好,我们欢迎。然后,宋政委也来了,他当时是援西军政治部主任。他问我带来多少部队。我说3个大中队12个班200多人。他说:好,我们援西军穷得连警卫连都没有,你们来了就在司令部当警卫连。我们司令部的警备任务就由你负责了。晚饭后,李达参谋长和宋政委亲自到部队视察,同每个班长都握手,都表示欢迎。不大一会儿,刘伯承司令员在李达参谋长陪同下也来看望我们。刘司令一看我,说:哎呀,你这个小同志,部队是你帯来的?我说:是的。报告首长,我们警备大队奉命来到这里,听候首长的指示。刘司令说:指示啥子,你们就是直属部队的警卫连。警卫工作就靠你们了。你们来了就好,大家就安心了。首长们这么亲切对待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感动,纷纷说:怎么首长这么关心我们,都来欢迎我们呀?


不久,部队改编成八路军一二九师,宋政委担任师政训处副主任。改编那一天,每个战士都舍不得把帽子换掉,舍不得把咱们的红五星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都叫着喊着说:干革命,打了几年蒋介石,现在我们又要来戴他们的狗帽子,不干!怎么办?我就跟宋政委报告:战士都不愿意换帽子,都有意见了,怎么办?宋政委说:你小同志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有一个法子。帽子换还是可以换,换下来帽子允许他们包起来存着。宋政委说:这个法子好,跟大家开会动员去,把帽子换下来保留着。换帽子换衣服不换鞋,我们的心还是红军,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样就说得通了这之后,通过反复做工作,战士们心中的疙瘩解除了,很快就接受换装。第二天部队检阅完毕,宋政委又来到我们连队,表扬我们,说:你们走在最前头,很整齐很好。
(二)
二九师进入山西以后,打的第一个胜仗是奇袭阳明堡飞机场。这之后,刘伯承师长帯领七七一团到七亘村设伏,打击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日军西进。一天晚上,师直部队驻扎以后,李达参谋长说:明天要打仗,你们警卫连早点吃好饭,明天早晨准备同首长一起到前面去。”其实,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个排三个班,一共六七十个人,凑不足一个连。我早早就起来,吃了早饭后,就带着部队到师部。师长说:搞来搞去吃饭时间都耽误了,快天亮了。当时,七七一团夜里准备打埋伏,由于轻敌,事前遭到日本鬼子袭击,被打散了。师长带着我们跑到七亘村前面一个山坡下的小庙边。刚到那里,天就亮了。我们听到前面的情况不对。师长拿望远镜一看,各个山头上到处都在打,他说:到处都在打,究竟哪一个是我们,哪一个是敌人,谁也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参谋长说:咱们下到小庙,赶紧给太原打电话报情况。当时刘师长、宋政委、李达、刘志坚等师部首长都在一块。我赶紧派支部书记带一个班到前面的路口守着,掩护首长安全。师长在打电话的时候,山上的参谋报告:敌人向我们后面迂回了,到我们指挥部的后面了。李达参谋长问我:你们还有多少人?我说:还有两个班。李达参谋长就说:你们掩护首长转移,把两个班都带到山上。我就带着部队往山上跑。正往上跑的时候,宋政委对我讲:郭德琳,眼睛放亮一点!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我们搞军事的心里都清楚。他又问我: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明白了!他催我快上去。刚一上山顶,我们就跟日本鬼子碰上了,敌人也来和我们抢这个山头。如果这个山头被敌人抢占了,势必把我们的后路切断了。我立即命令七班长先把山坡抢过来了。七班长冲上去后,回来报告:指导员快上来,山崖下有好多个日本鬼子都在吃饭。我说:你们扔手弹下去,打得敌人乱叫。我带人也跟了上去。我们和鬼子争抢这个山顶,来来回回地打,连续抢了三次,总算把敌人打下去了,山坳的路口也被我们占领了,从而成功地掩护了首长们安全转移出危险地带。我们一路退,一路掩护着。当我们追上师直部队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准备走了。李达参谋长说:刘首长说今天你们警卫连打得不错,圆满完成了保卫首长安全转移任务。你快来,我们吃饭了。宋政委也说:今天你们打得很激烈,打得很猛,打得很好。


在山西左权县,师部决定把警卫连扩大为警卫营,把连长调去当营长,另外调了一个人当教导员。宋政委把我叫过去,说:郭德琳,你仍在一连当指导员,带着一连,任务比当教导员的任务还重。你要带领一连始终保持优良传统,保证师部首长的安全,这是你最大的责任。你思想要想得通,不要闹情绪。我说:你放心,我听从首长安排,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连的战士后来不断往外调,但优良的传统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个部队后来发展为警卫团、总部警卫团,到抗美援朝的时候,扩展成为一个师。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1938年,李聚奎和宋任穷(中)、陈再道(左)在南宫

1938年,宋政委受命到冀南,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同年,师首长率领主力部队到冀南,帮助打开冀南的局面。当师首长准备返回山西时,为了冀南军区政治部的建设,宋政委把我留下了。他说:你不能走,这里的工作需要你,有些工作要独立干的。我说:我凡事听你的。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当组织股长。科长是副主任兼的。在工作当中,宋政委几次叫我去谈话,教我怎么做干部工作,第一件事情,要了解干部,要把干部情况摸清楚,把各军分区的干部组织情况摸清楚;第二件事情,要发展党员,所有的县大队都要建立党的总支部,然后在连队建立支部组织:第三件事情,要组织巡视团,你当副团长,到各军分区巡视工作。我就根据他的指示,组织科里的工作,了解情况,抓党的建设。有一次,抗大一次派来将近300名干部,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一天晚上也有好几个开小差跑了。我就跟宋政委汇报。他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跟你汇报,请求指示。他说:明天早上开个大会,向大家宣布一条政策,参加抗日是你们自愿来的,干革命抗日是艰苦的,愿意抗日的就留下,感觉不方便、还想回家的同志,回你们地方上去的,可以报名回去,不要晚上走,个人偷着跑。第二天早晨我就召开会议,按照宋政委的指示,跟大家讲清楚了,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冀南扫荡得厉害,每逢春天、冬天就肯定有。我记得大概是1938年冬或1939年春,有一次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村庄以后,跟敌人碰上了。我们转来转去,南面、北面、东面都有敌人。形势很紧张,宋政委赶紧组织部队迅速转移,让我带着警卫营掩护部队。宋政委很镇静,组织得当,没有使部队遭到损失。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就说这么一个例子。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1938年9月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宋任穷(右二)和徐向前(左一)、符竹庭、萧华(右一)一起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平原作战比山地作战困难。平原是一马平川,几十里外都看得清楚。要坚持平原游击战是很困难的。为了对付敌人不断扫荡、到处建立据点,我们动员群众挖沟。刘师长讲:平地造山,怎么造呢?就是挖沟,在深沟里运动,挖了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部队安全。再一个,敌人的汽车不好开过来,他的骑兵也不好跑,我们在沟里面好打敌人。宋政委动员各分区、各县都挖沟,当时的交通沟甚至可以走大车。挖了沟以后,我们就自由了,敌人也没有办法。这是坚持平原斗争的一条重要措施。但这之后敌人也学会了,也挖沟,甚至挖得比我们的还深,人下去就上不来,这样来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困难,怎么办呢?大部队化整为零。当时我已经在二十五团工作,根据宋政委的指示,把部队分成小股,在邢台以东各县坚持斗争,有一部分还改穿便衣,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二十五团作战是有成绩的,曾两次缴获大炮。有一次是我带领二营,在武衡打埋伏,12分钟结束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排,缴了一门三八式大炮。军区找我们去汇报说:你们埋伏打得好。还有一次是在东西高村,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又缴了一门八八式大炮。我们把这个大炮拉到军区藏了起来,后来到反攻的时候起了大作用。我们团还参与了百团大战,破坏德石铁路,我们的方法比较巧妙,敌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修复。

战斗间隙,我有时回到军区,向宋政委汇报工作,或者去看望他。见到我以后,他总是问长问短,部队怎么样,仗打得怎么样,很亲切。他把我当成亲人看待,叫我小同志,说小同志不要再调皮了,如果有好吃的就拿出来招待我。当然,那时候非常艰苦,没有什么吃的,无非是馒头,有几粒花生米就了不得了。


就这样,我在宋政委的亲切关怀下,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八路军指挥员。现在,我和一些老同志们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感到兴奋。
作者简介

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郭德琳
郭德琳(1915-2016),江西兴国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卫生员。参加了长征。1936年郭德琳从红军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做校政治部的青年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29师新编第9旅第25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炮兵旅政治部主任,护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铁道兵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长。
1949年6月后,郭德琳历任浙赣铁路军事总代表、杭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等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8年,转业。1962年,任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1982年7月离职休养,2002年1月起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2016年8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101岁。


照片来自网络公开资料,鸣谢作者!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总字子弟):缅怀老革命家、老首长宋任穷同志

(浏览 305 次, 今日访问 2人 )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