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江涛走进抗日革命队伍是经八路军驻陕（西安）办事处介绍，从延安学习后赴山西敌后抗日，其间在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太南办事处战斗了三年。为此我十分关注抗战时期全国八路军办事处的史料，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专程参观了“永远的丰碑——全国八路军办事处史实展”。
这个“史实展”位于西安北新街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四合院内，青瓦白墙的平房建筑既展现历史沧桑，又显得质朴庄重。展览分为三部分：“同仇敌忾，抗日御侮”、“坚强堡垒，红色桥梁”、“培育爱国之情，激发报国之志”。“史实展”以246幅历史照片和23件实物组成，重点介绍了八路军驻陕（西安）、驻甘（兰州）、驻南京、驻武汉、驻新疆（乌鲁木齐）、驻桂林、驻洛阳、驻重庆等16个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
“八办”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派往国民党统治区或游击区开展军事联络与统战工作的机构，这些机构存在的时间与环境差异较大。例如存在时间最短的南京“八办”仅三个月（1937年8月至10月），而存在时间最久西安“八办”长达九年（1937年9月至1946年9月）。又如大部分“八办”地处我国的大、中城市，少部分“八办”（如豫北“八办”、太南“八办”）位于偏僻的乡村。各“八办”的主要任务略有不同，总体为：宣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待我党和各界过往人员、以公开身份掩护隐蔽斗争、筹集转运经费与物资、输送培养干部和进步青年、营救被捕人员及恢复党的地方组织等。
宣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重庆“八办”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也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所在地。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或以中共代表、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南京“八办”在叶剑英、李克农等人领导下，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与国民党谈判、恢复党的地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8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与国民党代表在此会面。
武汉“八办”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领导了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斗争。1938年3月，宋美龄、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邓颖超等任职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名难童。同年4月，郭沫若在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宣传工作。
上海“八办”通过结交宋庆龄、许广平等知名人士，成立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难民救济会等组织，大力支持了《救亡日报》、《每日译报》等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
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国共摩擦不断发生。1940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给洛阳“八办”电报指示：令其与卫立煌交涉，坚持黄河以南至长江以北、陇海路东段为新四军防区。朱总司令亲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解决了两军防区及活动区域、八路军在中条山的运输线、释放八路军兵站被俘人员、补发八路军被扣军饷等问题。洛阳“八办”及时向中央汇报时局进展，全体人员聆听朱总司令的形势报告。
1941年，国军27军范汉杰不断向我晋东南八路军129师挑衅。刘伯承、邓小平派太南“八办”主任李新农前往陵川27军军部，与范汉杰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解决了越界纠纷问题，使我129师得以专心对付日军第36师团。1942年，国军27军预8师（师长陈孝强）在“五一大扫荡”中遭日军袭击，被迫退到我太行四分区防区平顺县内。我军主动出击阻击日军，掩护了预8师后撤。李新农奉命与陈孝强接洽，安排其休整，提供了粮食、医药和住房等保障。事后陈孝强转来热情的感谢信，此事成为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接待我党和各界过往人员
全国各地的“八办”是迎送我党我军领导同志、接受上级指示、汇报工作之处，也是接待国民党上层统战对象、国际友人、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之地。
西安“八办”接待的过往人士最多，如周恩来会见过国军胡宗南军长，朱德会见过白求恩大夫，林伯渠会见过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此处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汉斯.米勒、印度援华医疗队等。
由于我东三省被日军占领，我党人员前往苏联的通道需途经甘肃和新疆，位于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八办”担负了接送任务。周恩来去苏联治伤如此，王稼祥、任弼时、邓颖超、贺子珍等亦如此。这里被周恩来称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部”。
洛阳“八办”建立了东、西、南、北四条交通线，护送过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徐海东、左权、彭雪枫等领导同志，还有党的七大代表、八路军总部人员、作家战地访问团、著名进步艺术家等。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破坏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从太行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线。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林县任村设立了豫北“八办”，建立了太行至冀鲁豫的地下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干部、运送物资的重要任务。截至到1945年，护送刘少奇、陈毅、萧华、朱瑞等安全通过地下交通线的同志达一万多人次，豫北“八办”主任王百评受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
以公开身份掩护隐蔽斗争
“八办”是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窗口”，大多设有秘密电台与交通站，便于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时局与军政情况，制定斗争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据统计：1937年至1947年，“八办”先后在湖北、湖南、广西、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苏、上海、香港、海南、新疆等地建立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38部，形成了在国统区的无线电台通讯网。
洛阳“八办”的电台与位于延安的党中央、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西安“八办”、重庆“八办”、新四军彭雪枫部、中原局、北方局等保持密切联系，是“八办”和中共河南省委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式。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中共的信任超过了蒋介石，他有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密探阻挠，发给我党我军领导人的电报也通过洛阳“八办”电台发送。
桂林“八办”的李克农利用公开合法身份，既做统战联络工作，也做情报工作。其秘密电台设在桂林市灵川县的路莫村，秘密交通站设在与路莫村相距1公里的八里街。
筹集转运经费与物资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抗战期间筹集到大量的国际救援物资，在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得到了沿途“八办”的全力支持。
香港“八办”的廖承志等争取到香港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大量经费，以个人名义汇到桂林交通银行，由我地下党员施振（时任桂林交通银行存款部科长）利用工作之便，将款项提交桂林“八办”，再由桂林“八办”分发给抗日前线和华南、华东各省的我党地下组织。从1939年到1941年，经桂林“八办”向抗日前线输送的军需品，如汽车、汽油、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就有数百种之多，特别是延安党中央和抗日前线的无线电台、广播器材，主要是经桂林“八办”提供或转运的。
西安“八办”于1937年9月成立了八路军的第一支汽车队，到1939年已有22辆汽车，担负着将抗战物资运往各地的任务。根据1938年《三月份汽车运输统计表》显示，从西安“八办”运往延安、云阳、洛川等地物资的汽车就有八十九部次。
武汉“八办”组织民众在江汉关献金台为抗战献金，将筹集到的大批抗战物资和美国纽约华侨捐献的救护车等送往前线和敌后。
驻甘与驻新疆“八办”承担了与苏联之间的物资往来的运输任务，例如1937年冬到1938年夏，从新疆运来的12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由此送到边区。
豫北“八办”为打破敌伪对我太行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组建货站大量收购根据地的花椒、核桃、草药、煤炭等特产，利用敌占区的关系卖到大、中城市，换回经费与生活用品、军需品。该“八办”为太行根据地解决了吃盐难题，运回的物质还有西药、造币纸、印刷机、电池、工字钢等，仅运回的一批弹药就有30万发子弹。
输送培养干部和进步青年
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安“八办”、武汉“八办”与延安各学校合作建立“招生委员会”，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安吴堡青年训练班等输送了大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抗日进步青年。具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期间，经西安“八办”送往延安的爱国青年就达2288人。
新疆“八办”协助当地创办了坦克学校、炮兵学校和飞行学校，聘请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员。新疆航空队是中国人民空军的摇篮，陈潭秋等同志常在“八办”向该航空队的党员学员传达中央文件、听取汇报、做出指示。这些学员中有14位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将领。该“八办”的林基路担任了新疆大学的教务主任，为该校制定了校训、校歌。
营救被捕人员恢复地方组织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在此各大小监狱里曾关押着很多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从1937年8月至10月，南京“八办”营救、接待了陶铸等1000多名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使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投入到抗战中去。南京“八办”帮助长期被国民党破坏的长江中下游党的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先后组建了中共南京市委、江苏省委、湖北省工委、浙江省临时工委、皖中工委等党的组织。
红军西路军失败后，千余名失散的干部战士逃离虎口、艰难跋涉到兰州，流落街头或做苦力。兰州“八办”的同志四处访问调查、收容、接待，帮助他们前往延安。1937年8月，兰州“八办”的谢觉哉、彭加伦委托高金城（抗日救国民族英雄、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张掖以福音医院为掩护，营救西路军流落失散的200余人。同年年底，兰州“八办”的谢觉哉和西安“八办”的林伯渠共同与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交涉，将准备移交给卫立煌的1500名被俘西路军战士解救回延安。
1941年12月香港“八办”协助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700余人、国际友人近100人。
我从“全国八路军办事处史实展”得知：目前国内建立的“八办”纪念馆仅有八处，四处为国家级（驻重庆、驻西安、驻桂林、驻洛阳），四处为省级（驻新疆、驻武汉、驻甘肃、驻南京）。抗战时期，“八办”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涌现出众多卓越的精英。“八办”的历史仅仅依靠几个展览或者几部书籍难以全面记录，真心希望能将这段光辉的历史较完整、详细、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此文刊登在2019年第四期《长治方志》第九期《红色太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