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战争年代，因为危险环绕，邓子恢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生下来就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直到解放后，才从老乡家里找回来，孩子已经不小了。但是，过了若干年，林伯渠的儿子越长越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找回来时就是跛脚。周围人都说，一定是抱错了。后来，邓子恢说，其实接回来时他就知道，但是，考虑到林老年纪大了，不忍心给他一个跛脚的儿子，自己儿子多，就将错就错了，后来，两家人处成了一家人。
邓子恢（1896年8月——1972年12月）
战争年代，邓子恢的艰险和功劳就不说了，他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这一系列的职务，足以说明他的功勋。
读这本《邓子恢自述》，当然可以读到他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建国以后，对农业和农村建设的领导。我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邓子恢是中共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他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但是，也不是都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因此，邓子恢又屡受批评。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地走路，犯了“右倾”错误。实际上是批评他。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
1962年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 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甚至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5年1月，邓子恢（中）在广东从化进行农村调查
直到1981年3月9日，中央才为邓子恢平反，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我看了这本《邓子恢自述》，有三个字的评价：太精彩！我不是只说他在革命战争中的那些经历，而是说他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在我看来，他做的很多事情固然精彩，他的思想观点，更是独树一帜，放在今天看，仍然有现实意义，仍然闪耀思想的光芒。
我以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工作，知道邓子恢和刘少奇建国前曾经在华中局有一段时间的共事，彼此很了解。建国以后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邓子恢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农业和农村的工作，民以食为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开年的第一个会议都是研究粮食问题。而邓子恢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他家本来就是福建农村的，他对农村对农民很了解；再一个就是他勤于而且善于做调查研究；第三个是他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看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他当时的一些观点，而且还不是他自己写自述时写的，是上了中央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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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共识。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刘少奇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有功”说；批判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主张，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思想观点。站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高度，不难看出，在探索新中国之路——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刘少奇的独特贡献。】
比如说，1959年6月16日，他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希望保留农民的自留地，本来在合作化时期，农民是有自留地的，但是大办人民公社以后，这个政策就取消了。邓子恢给毛主席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照5%的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这些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让众多的农民不再向市场来征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邓子恢说，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
邓子恢其实看得更远些，他说，农民留一点自由地，由他自由支配，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于防止强迫命令有很大的作用。
1961年的四月份，邓子恢回到家乡福建，他在龙岩地区对当地干部有一个讲话，讲到了要依靠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1958年秋以后这两年来，相当多的地方在生产上瞎指挥，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一条，是不依靠农民种地，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依靠干部，结果就发生了瞎指挥。如密植不根据土地好坏，不根据阳光气候条件，而由地县委统一规定，很多没有经过重点实验、多点实验就全面推广，结果减产，有的全部失败。瞎指挥的基本思想是不依靠农民。
邓子恢认为，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呢？就是要搞清楚农民和工人的基本区别。他说，五八年下半年成立公社，当时是想把农民生活由公社包下来，出发点不错，但是缺乏经济基础，包不了。所以，所有制是农民生存的根本，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解决所有制问题。
邓子恢的很多观点是很超前的，比如说到人民公社，他说，我们的人民公社应该和联合国差不多，一件事情有一个生产队不愿意办的时候，他可以否定你，或者是退出，这是经济制度，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政治上要少数服从多数，经济上不能这样，我吃亏不干，可以退出，互利才能自愿，不自愿拉倒，不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是不能长久的。
有人问他，这几年为什么缺点错误毛病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普遍，这么长时间不能克服？邓子恢说，有各种原因，第一是确实没有经验；第二就是缺少调查研究；第三是民主生活不正常，他引了刘少奇的一句话：你没有经验，人家有经验。你和人家商量一下，把人家的经验变成你的经验。你自己没有经验，又不和人家商量，不允许人家讲话，一讲就是一大堆帽子戴起来！第四就是干部的群众观念薄弱了；第五是运动太多，什么都搞运动，用运动代替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这些话，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感想来。
【《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76年的中国)》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凯歌行进前三年经济恢复的伟大成就，以及1953年开始创业探索的艰难历程。书中对经济恢复，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义秩序”的主张，邓子恢的重要政策思想，反右倾到反冒进作了认真的评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高岗、饶漱石事件，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潘汉年、杨帆事件等的历史背景及事实作了详细探究。它对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研究得很深，生动揭示了我国过渡时期战略转轨的深刻经验教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周说）：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