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灯号｜我军攻打息县吸引火力，“护送”邓小平政委同刘伯承司令员会合

■赵阳（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团驻在息县城北、汝河南岸一个临河的村子里。二十一日下午，我和韩国锦团长正在研究工作，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报告！”没等应声，纵队骑兵通信员闯了进来。他额头上挂满了汗珠，显然事情紧急。“这是纵队潘焱参谋长写给团长和政委的信。”

信上写着：“韩国锦团长、赵阳政委：邓小平政委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与中原局今晚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明日拂晓前到达息县包信集以南附近村庄宿营。你团与骑兵团负责护送。你团由团主要领导同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今晚进到包信集以西附近村庄宿营。要坚决完成任务。”

“太好了！”我和韩团长一起喊出声来。自从一九四七年七八月我军跃进大别山以来，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迅速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打退了敌人三四十个旅的集中合击。现在，邓政委要出大别山了，这意味着中原战局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们的心里又浮起隐隐的担忧：淮河南岸，敌人布防了几个师的兵力，两个月前，我们一纵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时，曾在淮河以南北向店一带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想到这里，我们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我和韩团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召开党委会。会上，我传达了纵队首长的指示，并对如何执行任务提出了意见。会议决定，由我和韩团长带四个连队去执行任务。

夜里九点，队伍出发了。从驻地到宿营地只有四十多里路，为了隐蔽行动，我们绕开村庄，避开大路前进。半夜十二点，我们赶到了指定的宿营地。三点钟，我们派往淮河方向去的两名侦察员回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野司首长快到宿营地了。邓……邓政委，他们已经平安渡过淮河了，正在向北行进，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五点钟，流动哨兵报告：野司机关已全部进入宿营地。还不到起床时间，宿营地已经一片欢腾，那些回到班、排的哨兵、侦察员全都成了新闻人物，大家围着他们问长问短，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兴高采烈。

下午三点钟，黄参谋跑来说：“政委，野司来电话，让你马上去。”我顺手把工作笔记本揣在兜里，翻身跃上马背。村子相邻距离不远，我二十多分钟就赶到了。野战军李达参谋长正指着地图向另外两个同志在说什么。我向他敬礼后，作了自我介绍。“好，好，你来了！”李达参谋长笑着和我握了握手，领我走出了这间屋子。我跟着他跨进后院，向右一拐，进了北屋。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邓政委。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用稻草灰染的布棉军衣，正在处理文电。

“这是七团政委赵阳同志。”李达参谋长向邓政委介绍。我忙举手敬礼。邓政委离开办公桌，上前握住我刚刚放下来的右手，“坐，坐。”邓政委指指火堆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他自己也顺手拉个凳子坐下了。“你们部队到息县有多少天了？”“一个多月了。”我回答。“战士们的棉衣都解决了吧？”没等我答话，邓政委接着又问，“有没有鞋子穿？”“棉衣在大别山就解决了，现在主要是鞋子困难，但战士们在大别山普遍学会了打草鞋，不少战士还利用破军衣缝成两个口袋当袜子穿……”

听到这里，邓政委笑起来，连声说：“这好，这好，千万不能让战士们赤足行军噢！”他亲切的笑容，热情的话语，消除了我的拘束。接着，我又向邓政委和李参谋长汇报了我团来息县的工作。当首长们知道息县城里的敌人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而且我们已有打息县县城的准备时，邓政委若有所思地问我：“今晚去打，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我把原来的作战方案作了汇报。邓政委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把茶杯放下，果断地说：“今晚，你们和骑兵团都不要去送我们了，我们自己走，你们去打息县县城。兵分两路，你们向西南，我们向东北。”

“那……”我有点不安了。息县境内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没有摧垮，地主土匪武装十分猖獗，没有部队护送，这能行吗？邓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比画着讲给我听：“你看，你们和骑兵团一起去打息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调动淮河南岸的敌人北渡淮河，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策应大别山的斗争；再一个，打下息县县城，歼灭城里的守敌，有利于发动群众，开辟息县的工作。这意义是很大的，要坚决完成任务，把息县打下来。”

这时，骑兵团团长、政委和韩国锦团长都来了。邓政委又对我们讲了大别山对敌斗争的形势和打息县的意义。大家对打下息县很有信心，但也都希望先把首长护送到目的地后再去打。邓政委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望着大家说：“今晚你们去打息县县城，把声势搞得大一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边去，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护送。”

二十三日拂晓，我团和骑兵团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解放了息县县城。不久，我们欣喜地得知：攻打息县，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邓小平政委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安全到达临泉县以南之韦寨，同刘伯承司令员胜利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