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多面特工”胡均鹤

文/孙海帆

 

1949年初，位于南京老虎桥32号的老虎桥监狱释放了一批犯人，其中有个42岁的中年人叫胡均鹤，他曾任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局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判十年徒刑，而此次被释放是因为国民党即将撤退，将他们放出来给共产党“添乱”，而他接到的具体命令是：潜伏下来当特务。

南京老虎桥监狱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了，两次出来的结果都一样，就是答应给国民党做事，但两次进监狱时的身份却不同，第一次他被捕的时候是1932年12月，当时25岁的他身份是中共团中央书记，那一次，他叛变了。

胡均鹤（1903-1993）

他两次出狱第一时间都找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妻子赵尚芸，他是江苏苏州人，而赵尚芸是东北人，她有个名声响当当的哥哥，就是抗日英雄赵尚志。

虽然这些年胡均鹤一直在人鬼之间变幻，但妻子却对他不离不弃，胡均鹤出狱之后，赵尚芸先安排他在上海歇了几天，然后送他回苏州吴县老家，她知道，在此历史大变革的关键节点上，胡均鹤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未来何去何从。

胡均鹤要想明白是很难的，他的历史太复杂或者说是太丰富了，无论从中共还是国民党的角度来说，他都是“资深”人士。他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过重要职务，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为上下级或为朋友，叛变后，他加入“中统”又遭共产党特工追杀，后又投靠汪伪政府成为重要情报人员，这样又被中统立为“锄奸”对象，如今又成了“潜伏特务”，很可能随时被共产党捕获被再次投进监狱。

经过痛苦的思考，胡均鹤做出了一个救赎自己的决定，就是再次背离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可是，这几乎是异想天开，因为此时共产党即将夺取政权，对任何叛徒都不可能轻易饶恕，因此他这个设想几乎就是个“妄想”。就在胡均鹤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在无锡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个人叫刘毅（又名徐汉光），是原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也是胡均鹤的老朋友，他们两一见面就想起当年他们护送过中共的一个高级干部去新四军驻地的事情，那个人叫潘汉年。

1942年，因为“斗争需要”，时任中共华南情报局的负责人潘汉年和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而潘汉年和李士群之间的联系人正是时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的胡均鹤，可以说，胡均鹤此时也为中共做些工作，当然，他还暗地里给中统提供情报，是个真正的“三面间谍”。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电令滞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王尧山等人撤退到苏北新四军驻地去，但路上面临着日伪的重重封锁和盘查，充满艰险。这时，刘晓建议潘汉年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开通一条更为安全的交通线，潘汉年当即找到胡均鹤并很快再次见到李士群。

潘汉年见到李士群便提出要求，说自己要带几个助手去新四军根据地，问李士群是否能提供帮助，李士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而且指定由胡均鹤负责护送，双方还商定了潘汉年回苏北后继续用电台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

胡均鹤回家收拾行李，先行镇江安排，赵尚芸不无担忧地问他是否有把握护送潘汉年，胡均鹤告诉妻子，镇江站的站长刘毅是他的好朋友，他将让刘毅亲自陪同潘汉年等过长江。

潘汉年

11月，潘汉年和刘晓、王尧山及他们的夫人一行五人乘京沪特快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时胡均鹤和刘毅早在车站等候，随后一行人入住金山饭店，在这个过程中，王尧山显得很紧张，他对刘晓的妻子赵先说胡均鹤是中共的大叛徒，他在1933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被开除了执行委员，1933年党内刊物《斗争》上刊登的文章《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里还点了胡均鹤的名字。潘汉年听闻给刘晓、王尧山作了解释，他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刘晓、王尧山等听了潘汉年的一席话稍微放心了一些。

胡均鹤没有马上安排潘汉年等人去苏北，而是尽地主之谊在第二天陪同他们在镇江金山寺和竹林寺游玩，直到第三天早上才由刘毅护送坐机帆船到达长江对岸的仪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天蒙蒙亮，刘毅就将潘汉年等人唤醒了，他穿着便衣，雇了几个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气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头刘毅停了下来，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讲：“再过去就是罗炳辉将军的驻地了。”潘汉年握着刘毅的手回答说：“谢谢你，谢谢胡（均鹤）先生和李（士群）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现在，胡均鹤和刘毅在无锡想起了潘汉年的“后会有期”，对！应该去找潘汉年，请求他的帮助，胡均鹤和刘毅这两个有着相同经历、都处在困境之中的人在这一点上立刻达成了共识。

他们打听到，现在潘汉年人在香港，于是决定派刘毅去香港找潘汉年。为了让刘毅能早日到达香港，经济拮据的胡均鹤咬牙拿出了几十块银元，赵尚芸从手上褪下了金戒指交给刘毅，让他做盘缠，结果，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的嘱托，竟然在香港见到了正在那里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华南局的工作潘汉年，潘汉年了解情况之后，建议他们去找在丹阳的饶漱石和扬帆，同时将这个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扬帆。

饶漱石

饶漱石、扬帆都是潘汉年多年的同事，饶漱石此时是中共华东局书记，而扬帆正在准备接管上海和苏南的警察局，管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情报干部。而说起来，胡均鹤也和饶漱石是熟人，他们曾在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共过事。

胡均鹤有些迫不及待，在刘毅回来之前，他已经先找过刚刚解放苏州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要找饶漱石，陆政也让他去丹阳，于是在1949年4月，胡均鹤来到了丹阳。饶漱石当然记得胡均鹤，听说他来找，就先让扬帆见他，他交代扬帆，当他和胡均鹤见面时，他自己会假装路过扬帆的办公室，见见胡均鹤，也算是“对弃暗投明这的一种鼓励吧”。

胡均鹤正在和扬帆说这话，见“老熟人”饶漱石进来，十分激动也非常尴尬，当年在中共时自己的地位不低于饶漱石，而如今他已经是中共大员、“一方诸侯”，胡均鹤有些手足无措。但是，胡均鹤毕竟是个“老牌特工”，他知道，如果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是很难过政治这一关的。

胡均鹤立刻告诉饶漱石，他在苏州见到了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国，并及时报告解放军将其抓捕归案，并当即表示，如能让自己为解放军工作，他愿意提供“中统”特务在上海潜伏人员名单以立功赎罪。饶漱石听说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这样，按照饶漱石的指示，杨帆安排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主任，胡均鹤又穿上军装，成为饶漱石“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重要棋子，饶漱石的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肯定。进入上海以后，饶漱石听到有两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主动自首，非常高兴：“第一个来自首的一定不能杀，国民党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们地下党的，我们也要用这种办法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组织。”饶漱石后来还专门提出解放前的关系可以用，特务可用，在一定的时候公开用，用特务整特务，但必须注意掌握尺度。

扬帆

多年之后，据有关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胡均鹤作出的正式结论中称：“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胡均鹤为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

从中共高级干部到叛徒，再到中统特务、汪伪特务、潜伏特务，再变身为上海公安人员，胡均鹤前半生可谓随波逐流、跌宕起伏。而此时的胡均鹤因为“反特”有功，也看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人生，可是好景不长，随着饶漱石和潘汉年的“出事”，胡均鹤再次面临着人生的巨变，而他后来被“永载史册”，主要因为他是“潘汉年案”的直接见证人。

虽然穿上了军装，但胡均鹤并不是正式的解放军干部。当时扬帆负责的上海公安局社会处主管反特斗争，下属第二室主管情报，而胡均鹤的情报委员会就归二室管理，属于外围机构，并不列入公安局编制，委员会也只有胡均鹤一个主任及副主任、秘书三个人，并没有其他委员。

1949年的上海 

但是，就这么几个人的“情委会”，对当时上海的“反特”、“反间谍”工作还是做出一定的贡献。据后来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特情人员约2000多名，其中来自敌阵的有65%。而且在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敌特活动也非常积极，所以，扬帆给胡均鹤的“情委会”下达指令是，第一步，摸清上海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特务情况，第二步，进行上海反动党团特务登记等。 

“获得新生”的胡均鹤当然不会放过“将功赎罪“的机会，他工作非常积极，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情报资源，建立了编制外的情报网路，只要一得到敌特活动的信息就立刻汇报并由公安部门采取行动，在胡均鹤的帮助下，一大批潜伏特务被抓获，多次破坏活动被终止，其中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特派杀手刘全德刺杀陈毅案，就主要靠胡均鹤处的特情高激云提供的情报破的案。另外，1950年7月，国民党保密局派来的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总队少将站长封企曾，也是靠情委会的特情朱崇文提供的情报抓捕的。

特务刘全德 

胡均鹤的反戈一击,使台湾国民党特务部门非常恼火。他们通过电台的广播威胁他,后来又派了一个特务对他进行试探，企图策反。当时上海解放不久，时局尚不安定，谣言四起。在关键时刻经常动摇的胡均鹤，这一次却非常坚定。他不但没有被国民党所吓倒，还协助有关部门抓捕了这个派遣特务。 

在1951年，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上海巡视侦察破案时就指出“以特反特”“一是破了案，还有些是大案要案”，对扬帆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发现特情人员有问题，立即究办”,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特情人员此时已经“弃暗投明”了，但过去有问题的仍要处理，而且表达了对使用胡均鹤的不满。

罗瑞卿（1906-1978） 

扬帆在读书时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非常具有斗争经验，也能非常好地把握政策尺度。其实早在使用胡均鹤等人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对胡均鹤的使用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弄不好即使抓了大量的特务，维护了上海的稳定，也有可能被“秋后算账”、“引火烧身”。因此他也早就定下了今后“结合对办理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处理，将情委会网络内的这部分人一并处置”的善后策略。 

事实上，在胡均鹤等情委会的人员在拼命“戴罪立功”的同时，扬帆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1949年6、7月间，扬帆在社会处务会议上宣布情委会的成立，可只过了半年，到1950年的2月，社会处改编为政保处，原情委会的主管二室缩编伪情报科，情委会则改为情报科的外围机构情报室，胡均鹤为副主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各城区也成立了政保股，除由原社会处二室派出干部外，也有情委会派去一些编制外的人员协助建立情报网。 

到了1951年，“反特”的高峰期过去，加上“镇压反革命”开始，上海市公安局结合对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分子的处理，对特情人员也开始处理了，结果，在1500多名来自敌人阵营的特情中，继续留任的仅14名，约占1%，其中有罪恶有民愤的也都逮捕问罪了。

当年的《上海公安画报》 

胡均鹤这次还比较“幸运”，他没有被问罪，只是被免去了情报室副主任的职位“回家待业”，但他已感到大事不妙，他脱下军装回到家里，心里七上八下，他对妻子赵尚芸说：“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安慰他说：“不会吧？你的历史，扬帆、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听到此，胡均鹤只能苦笑，他心里明白，扬帆此时已经是自身难保。 

其实，解放初期“反特有功”的扬帆此时已经被免去上海公安局局长的职务，非但如此，他的几条“罪状”也被人整理出来。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员，特别是对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错误”；二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留在社会上当做“工作关系”加以利用，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很得力，致使一些并未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分子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造成不良影响；三是被控制的“敌台”有掌握不力、运用不当的问题。1950年春天，敌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其中2月6日这一次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一大批工厂企业的轰炸损失最为严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个被控制的“敌台”曾向敌方提供过一份有关上海电厂企业生产情况的情报，因而被怀疑这其中有因果关系。结果，上海公安局对当时扬帆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都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就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实，这个数据的来源是一则笑话，谁知这笑话竟成为扬帆日后“反革命的重要罪证”，被写进材料在全国党代会上散发。 

时隔30多年，即在“潘扬案件”人员已被平反之后，才有人说出了数据的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众人一阵大笑，据说事情因为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成为定论。

 当时作为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如此严重的“大错”，主管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而扬帆的认错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它受到更严厉的批评，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到了1953年初，扬帆不幸患了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欠佳，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这一去就是近两年，可以说，直到现在，扬帆问题的性质仍然界定在工作问题范畴之内。但到了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之后，由于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批准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的是他，而具体负责人又是扬帆，于是扬帆的问题就和饶漱石联系在一起审查，这样，在1954年12月31日已经回国并在正在家中休息的扬帆被突然叫到上海公安局，当晚遭扣留，过了两天，又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而在三个月前，提心吊胆在家呆了三年的胡均鹤已经被捕，说起来，这位前中共共青团书记还是第一次走进共产党的监狱。

潘汉年（左一）与陈毅（右一）在上海 

扬帆、胡均鹤出事了，让一个人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个人就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潘汉年，除了他在工作中直接和饶漱石、扬帆、胡均鹤有直接联系，原则上他支持和同意过扬帆在公安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在所谓的“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也自然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和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也是由他介绍投奔苏区的这些事情外，还有一段他和胡均鹤共同经历的事情压在他心头让他喘不过气，这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也是一件多次错失向党汇报机会的事情，更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件事情，而胡均鹤则是这件事情最直接的见证人。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镇江到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去李家会见了李士群，李士群不同潘汉年谈新四军的问题，却话题一转大谈所谓当前形势，并急切地对潘汉年说：“汪（精卫）先生日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想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情报，不能就此得罪李士群，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汪精卫（1883-1944）

汪精卫的秘书陈春圃接待了潘汉年，不一会儿，汪精卫来到了客厅。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揭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套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过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同年，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往返上海、苏南也与胡均鹤和刘毅有过接触，但随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会见汪精卫，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如此重大的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会面，按说懂得党的政策和纪律的潘汉年应该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汇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潘汉年却多次失去了汇报的机会。

潘汉年回到根据地，恰逢华中局“黄花塘整风”进入尖锐复杂的重要时刻。潘汉年对“整人有术”的时任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有所忌惮，又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当时也被整的厉害，于是，在向饶漱石汇报此次敌占区之行时，只说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一些有关“扫荡”的情况，而南京之行见到汪精卫一事便没有如实向饶漱石报告。他担心授人以柄，饶漱石会利用这件事情整他；他打算去延安时再直接向中央主要负责人说清楚这件事。不料，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南京和重庆方面都先后将这件事情传出，并有意渲染和歪曲，延安方面因未接到潘汉年的报告便加以否认，潘汉年因此失去一次向中央汇报的机会，从而变得十分被动。

1944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潘汉年被华中局推选为七大代表。他离开黄花塘经上海，再从徐州取道太行山晋冀鲁豫根据地，于1945年1月29日辗转到达延安。

这一次，潘汉年决心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谁知，在潘汉年到达延安前夕，饶漱石先向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违反纪律，在根据地有自由主义等。可中央十分信任潘汉年，认为饶漱石不了解情况。因此当潘汉年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准备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如实汇报并显出有些诚惶诚恐、吞吞吐吐之态时，毛泽东没有等潘汉年说下去，便笑着说：“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总之，中央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毛泽东的一席话，一时竟使潘汉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深感激动和欣慰，以致潘汉年缺乏勇气，不敢一吐为快。后来潘汉年曾对友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等他离开延安时，又深深后悔了。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饶漱石，其中重点说明：“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潘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又强调：“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事情就这样被阴差阳错地复杂化了，潘汉年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向党解释清楚的机会。而到了1955年“高、饶事件”之后，潘汉年不得不向中央和毛泽东和盘托出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时，已经为时已晚，毛泽东见到潘汉年的交代材料后大为震怒，当即批复“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指示逮捕潘汉年，这样，潘汉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此时，胡均鹤也已经在秦城监狱里了。

胡均鹤是在1925年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28年后，他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之后又过了28年到1983年才被放出来。在狱中，胡均鹤常常翻来覆去地回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过去的场景不断浮现在眼前。

瞿景白（1906-1929）

—-1928年他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

—-1930年，他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筹备主持的，中央和各苏区都有代表参加。会址设在凤阳路（当时叫白克路）后的一幢大楼里。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楼。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镇机关，还从四川调来了一个叫李一超的青年女子当他妹妹作掩护。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

—-1932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上海中央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他心里暗暗叫苦，他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什么，就将他带走了。他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也晓得儿子在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想方设法将机关已经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央委员的胡大海来到此地，看见了暗号，但见四下平静，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一起落入敌手。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胡均鹤当时的化名）”。

—-他在狱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但在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大叛徒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史济美另想办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共产党刊物，放到胡均鹤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了。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他长叹一声，落水了。

—-1933年春节前，他从狱中出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赵尚芸。此刻赵尚芸刚刚生了个儿子，她一见到胡均鹤便百般埋怨，胡均鹤似乎也有点后悔，说是要随赵到东北去，隐姓埋名，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以取得党的谅解。话虽是这么讲，人却带着赵尚芸到了南京。这件事以后，胡均鹤始终对他的妻子怀有内疚，赵尚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是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均鹤明知他们的身份，但也从不为难他们，还拿出一些欠款送给他们。

—-他叛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但当时中共地下党对叛徒的惩罚让他胆战心惊，只好转移到北方活动。

—-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又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为老牌特务徐兆麟。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胡均鹤只身赴沪，又将已在香港定居的赵尚芸接到上海，在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附近法租界的僻静处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来。

—-1939年，他再次“叛变”，从中统变成汪伪情报人员，他与丁默邨、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胡均鹤晚年在家中过生日

思前想后，胡均鹤是能想得出自己这样一个人迟早是难逃牢狱之灾的，但他绝对想不到他尊重和信任的潘汉年也落得和自己同样的下场甚至比他更加悲惨。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获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鹤仍在囹圄之中。他还翘首以待着潘汉年来替他作证，将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作为离休干部（因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参军的，而且参军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享受待遇，直到1993年3月以86岁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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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传记片）：[新传]：“多面特工”胡均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