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6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肖复兴
图片来源：除图注说明外，均来源自摄影世界
我们九人是中学同学。1968年夏天，坐同一列绿皮火车，离开北京，到北大荒大兴岛同一生产队。同在异乡为异客，自然友情加重，常形影不离，于是，被队上戏称为“九大员”。此称谓有时代色彩，盖因当时流行的一个演唱节目叫《八大员》，唱的是部队炊事员、卫生员、通讯员等后勤的八大员。应该说，“九大员”不带贬义，只是谐谑。
北大荒“九大员”全家福：照片前排左起为：龙云、秋子、桂丛，建国，后排左起为：老朱、宗义、嘉元、肖复兴、宝存（作者本人提供）
一
1968年的冬天，在北大荒，第一次见到大雪茫茫。北京也下雪，但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一天晚上，我早早躺下睡觉。那时候，队上派我去七星河修水利，住在南岸底窑的一个跑腿窝棚家。房门被推开，进来一个人，是宝存。九大员中，五人老高三，四人老初三。宝存是老高三，他是扎嘴葫芦，不爱说话。
初到北大荒，吃凉不管酸，自以为急公好义，为队上被冤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三位当地老农鸣冤叫屈，九大员齐上阵，和生产队的头头叫板。农场领导视为事件，派来工作组，主要整九大员。工作组开始分化九大员，认定我是罪魁祸首。原因除我主要上蹿下跳外，是我倒霉的出身。整人的目标缩小而集中，准备把我和这三个所谓反革命“一锅烩”了。
派我去工地干活，算是一种惩戒吧。白天干活，晚上回窝棚睡觉，孤苦伶仃，闭门思过，逼我就范认罪。队上没有一个人敢理我，世界一下子缩小在一个小小的窝棚里。窝棚里，只有这跑腿子一人。
宝存是第一个来底窑安慰我的，但我不想听他的安慰，和谁都不想说话，便假装睡着。眯缝着眼睛，看见他坐在炕沿上，望着我，望了半天。跑腿子指着我，对宝存说：他刚躺下，叫叫他！他摆摆手，说：别叫了，让他睡吧，我就是来看看他。
他就那么一直坐在我的身边，望着我，一言不发。我知道他的心意，从我们二队到这里6里地，中间要穿过底窑一片老林子。正是冰天雪地，又是大晚上，来回12里，一步一步踩在雪窝里。我心里很感动，却又真的不想说话，就那么死拧，没有和他说一句话，看着他默默走了。
事后多年，我对宝存说起这件往事，宝存说：我知道你没睡着。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笑了，说：我听见你放了个屁，哪有睡着了还放屁的？
二
1970年的春节前夕，一连几天大雪纷飞，猫冬无处可去，嘉元拉上我到知青食堂里玩。食堂一专多用，既吃饭，也开会、演节目，专门搭建了一个高出地面的舞台，不开会或没有文艺演出的时候，放一个乒乓球台，那是大家用椴木板拼接自制的。球台很正规，按照标准尺寸，涂上墨绿色的油漆，四边再涂上一圈白漆，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只是没有球网，用一块薄松木板代替。
我和嘉元打乒乓球，打了快一下午，突然变换了花样，嘉元说咱们比赛，谁输谁要买一筒罐头请客。为过年，队上小卖部进了好多水果和鱼肉罐头，成为知青过年打牙祭的最好选择。比赛第一场，自然是我赢了。嘉元去小卖部买罐头，回来告诉我，其他罐头都被人买光了，只剩下了香蕉罐头。
那种香蕉罐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一个长圆形的铁皮罐头里，直杵杵的，只立着四截，是两根香蕉从中间各切成了两截。我和嘉元打一场比赛，就到小卖部去买罐头，每一场都是我赢，嘉元一直跑到小卖部把香蕉罐头买光，我们把罐头里的香蕉一根根吃光。吃得我的肚子都撑得慌了，那一夜的年夜饭也没有吃多少，连打嗝都带有香蕉味儿。
为什么每一场比赛，都是我赢？
那一年，工作组撤了，我幸免于难。知道我心情郁闷，嘉元好心陪我过年。
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常会想起香蕉罐头。我再未见过那样的香蕉罐头。
三
197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烟泡儿铺天盖地刮了一整天。那时，我在猪号喂猪。干完活，刚吃完晚饭不久，饲养棚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人，浑身是雪，像个雪人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他摘下帽子，抖落下雪花，我才看出，是桂丛。他早已从我们二队调到场部兽医站工作。我心里很是惊讶，从他那里到我这里，要走整整16里的风雪之路呀。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他不容分说，让我赶紧穿好衣服，匆忙拉着我就往外走。外边的雪下得正猛，我们两人冲进风雪中，白茫茫的一片，立刻吞没了我们。
一路上，我才知道，兽医站有一个外号叫做曹大肚子的人，是钉马掌的，不知怎么听说二队出了我这么一号人，挨整后发配到了猪号。桂丛告诉他，这个肖复兴是自己的同学，而且，还告诉他我特别想看书，把从北京带去的一箱子书都翻烂了……只那么随便一聊。就在那天傍晚要下班的时候，曹大肚子对桂丛讲：你让你的那个同学肖复兴来找我！他不是爱看书吗？
桂丛说：“你听听，他这口气，不小呢。我这不立马儿就跑来找你，不管他是真有书还是假有书，明天一清早，他来上班看见你在兽医站等着他呢，先表明咱们心诚。”
他想得真周到。那时，队上只有队部里一部电话，根本不会为我跑到猪号那么老远去传电话，桂丛只好跑那么远，顶着风雪来回32里的奔波，我心里翻起一阵热浪头。
那天晚上在兽医站，我和桂丛挤在一个热被窝里，屋外的风雪呼啸了整整一夜。
四
1973年的秋天，父亲突然病逝。当时，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古，三人先后赶回北京（姐姐还带着她的孩子）。家里两间小房，一时挤不下那么多人。建国未卜先知，让我到他家借宿。
当时，接到父亲突然病故的电报时，我和建国正在豆地里割大豆。那地垄一垄8里长，每人一天一垄，从早割到天黑，才能割到头。是个落日熔金的黄昏，电报送到地头，喊我的名字。我急匆匆赶回队里，找头头请假回家。晚上，建国对我说：回家住不下，就住我家吧。我给家里写了封信，你带回去，给我爸。
建国和我同岁，大我一个月。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两家住得很近，也知根知底很熟。我常到他家串门，他家是两大间房，比我家宽敞，但除父母外，他的弟弟和妹妹都住在家里。那时，真是想不了那么多，回到北京第一天晚上，拿着建国写给他爸爸的信，像拿着房卡一样，那么理所当然就来到建国家。他爸爸看完信，二话没说，当下，让他妹妹去单位宿舍挤挤，让我和他弟弟睡里屋，老两口睡外屋。沙场秋点兵一般，安排妥当，让我赶紧洗洗睡下。
一连几天，把父亲的丧事处理完，送姐姐和她的孩子回呼和浩特，才离开建国家。现在想想，怎么也应该送建国的父母一点儿礼物表示感谢才是。那时，竟然没有送一点儿东西。每天早晨，建国的母亲都是早早买好早点，等我起床吃。老太太缠足，想着老人家踩着小脚，为我买早点，总忍不住落泪。建国弟弟在一旁，不住劝我，老人说建国弟弟：爸爸不在了，就让他哭吧，哭出来好受些。
五
1978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年，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秋子也回到北京。在北大荒，秋子已经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东城区环卫队，负责跟车倒垃圾。怎么那么巧，他负责我们学院棉花胡同那一片。两个大垃圾桶，就在学院门口西边一点儿，每天晚上，垃圾车都会开来，秋子都会跟车过来，将那两个大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
一墙之隔，我在墙里面的教室读书的时候，秋子每天在墙外倒垃圾。这让我有些不自在，外出的时候，生怕碰见秋子，觉得会有些尴尬。时代变迁中，个人渺小得如一粒灰尘，可以忽略不计，随便被风吹到哪里。
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学院大门外，还是碰见了秋子一次。那时候，我正和同学准备到南锣鼓巷的小饭馆喝两盅，不巧碰见了秋子，正想躲开，听见他大嗓门儿叫我的名字。他没有我那么虚荣，我替他鸣不平，他却安慰我说：也没什么，干这活儿，工资高，夜班还有补助，老哥放心。
多年以后，说起这一次学院大门前的邂逅，秋子说不记得了。不过，秋子记得那时候每天晚上他都会跟着车到那里倒垃圾，指着学院里灯火明亮的大楼，他带着几分骄傲，跟他的同事说：我的同学就在这里面上学！
他这么一说，让我非常羞愧。
六
九人中，老朱年长我一岁。中学时代，留一撇小胡子，尤显老大哥的样子。他是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政治和学习齐头并进。高中三年，我只是闷头读书，和他交往不多，交往多在“文革”之后，原因很简单，我们两人出身一样，一下子同为天涯沦落人，走得近了些。都说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其实，友情一样，也讲究门当户对。不同阶层的人，友情如果有，也会如桌椅的漆皮一样，即便没有磕碰，也容易脱落。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老朱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比我们应该上大学的年龄，晚了12年。老朱上的是东北林学院，在哈尔滨。1981年的冬天，我在哈尔滨的《小说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星星般的眼睛》，写的是刚考入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年龄和我们一样大，一样已经结婚，刚刚怀孕，为此上大学必然要经历的艰辛。
老朱在报纸上看到《小说林》这一期的目录，立刻跑到街头，几乎跑遍哈市的邮亭，才买到这一期的《小说林》。连夜读完我的小说，立马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写了读完这篇小说的感想，他说他很激动，因为小说女主人公的经历、心理和心情，和他一样。最后，他不忘幽默了一句：除了不能怀孕以外。
那时候，我们爱写信。记得老朱离开北京到北大荒，带着一厚沓簇新的信封，信封上印着飞翔的白鸽。在老朱写给我的信中，这是最长的一封。可惜多年颠簸迁徙，这封信让我遗失了，觉得很对不起老朱。想起41年前的冬天，哈尔滨的街头冰雪覆盖，不是那么好走的。在迷蒙街灯和风雪中奔走的老朱，只不过为买一本有我的小说的杂志。
如今，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还会有人给你寄来这样手写的长信吗？
七
宗义手巧。最早让我见识的，是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冬天，拆洗棉被后，再把被子缝上，我们男知青，要请女知青帮忙。宗义不用，自己会缝。而且，他还会织毛衣。宗义手巧，来自家传，他父亲是八级木工。遗传基因厉害！
1992年，乔迁新居，宗义最先来到我家祝贺。他环顾一周，看看还是四壁皆空的屋子，指着面积最大的一间屋子说：书房就是这间了！然后，他指着最长的一面墙，不容分说地对我说：书柜就摆在这儿！我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望望我，英雄所见略同一般，忽然仰头笑了起来。
毕竟是老同学，他知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刚从北大荒回北京那一年，我花了22元买了一个只有三层的小书架，宗义就知道了，我的书房的梦之始。
宗义接着对我说：买书柜的活儿，就交给我了，到我们厂子买！
他在北京木材厂。那时，他们的车间做了一批出口美国的组合式板式书柜，2.15米高，宽90厘米，深35厘米，是当时最新式的书柜。他说：我已经跟我们车间主任说了，给你留几个，出厂价卖给你。你量好屋子的长度，需要买几个，告诉我。
我买了6个书柜，宗义找车给我从车间拉到家。书柜的上面几层没有玻璃门，宗义又帮我买好玻璃，自己在车间做好安装玻璃门的铁合页，再帮我一一安上。整整一面墙的书柜巍然屹立在房间里。宗义退后几步，环视一遍，对我说：大功告成，你的书房梦实现了！
八
2007年大年初一，京津高速上出车祸，我躺进天坛医院的病房里。昏迷后，一觉醒来，睁眼一看，龙云坐在床头柜边的椅子上，正望着我。我惊奇地问他：你怎么来了？他嗔怪我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来吗？其实，我是想说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出车祸跑来了？
说着，他从桌子上端来一锅排骨汤让我喝：吃什么补什么，快补补你的骨头。
我以为汤是他爱人熬的，他告诉我是他自己熬的。熬好汤，他抱着汤锅就赶过来了。
看着我喝汤，他对我说：我已经给老朱发信了。他没有回，听说是去国外旅游了。
他，老朱，和我，是最要好的中学同学。老朱从国外旅游回来到医院看我的时候，告诉我：好家伙，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就看到龙云一连发来十几条短信！
记得从北京到北大荒，第一夜，住在七星河畔的老乡家，第二天才能过河到大兴岛。这一天夜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睡着，半夜起来，先后走到外面，第一次见到北大荒的夜，真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三人碰见一起，不禁感慨，龙云对我们说了句：睡不着，感情回潮啊！时过50多年，这句话记忆犹新。只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才理解这句话的意味。那时候，“路线回潮”是流行语。对“回潮”一语的活学活用，显示了龙云语言的敏感和天赋。
在北大荒，龙云和我一样，爱好写作。此时，他已经是人艺的剧作家。《小井胡同》《荒原与人》让他声名大噪。但在朋友之间，友情比剧本更重要。按他的话说是：现在汤比药重要！
一连几天晚上，龙云都会来医院看我，顺便带来他熬的一锅汤。有时是排骨汤，有时是鸡汤，有时是乌鸡汤，有时是鲫鱼汤，有时也会是疙瘩汤。他会做的汤真多。
九
曾经将郁达夫诗句“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改为“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朋友九大员”。
经过半个多世纪，还能够是朋友，足堪纪念。爱情白头偕老的少，友情白头偕老的也不多见。爱情即使被冲淡，因有婚姻依赖也可以维持时间长久；友情没有任何约束，经得住时间磨洗，就越发难能可贵了。
如今，九大员中，长者老朱因女儿远嫁东瀛而住日本大阪，一衣带水，却也一水相隔，和大家难得一见。
宝存的妻子早逝，和女儿相依为命，独身多年。10多年前，我和老朱登门相劝，终于和当年我们大兴岛二队一位北京女知青结为连理，彼此知根知底，晚年得伴，苦尽甜来，也算有福。
嘉元南京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退休后，技不压身，多年活计不断，近年来才“金盆洗手”，带着老婆到处旅游，得山水之悦。
宗义的儿子秉承了他的心灵手巧与聪慧，北大数学系毕业后，不断跳槽，不断升迁，不断挣钱，前两年生下个男孩，在顺义的高档社区买了大房子，接宗义老两口去住。宗义带两岁的小孙子，虽累也不亦乐乎。
秋子在环卫队工作没两年，便被提升为环卫队的头头。是金子在哪儿也能发光，他有这份底气和自信。只是他身宽体胖，虽每天坚持万步走路，但每晚必要吃个大馒头方能入睡，老婆如何苦口婆心相劝，他就是难改旧习。去年突然身体不适，连夜送进急诊室，心脏血管安上一个支架。
建国多子多福，虽和我们同处于独生子女时代，唯独他有三个孩子。不过，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也够他受苦受累的。即便再苦再累，建国工作勤奋，且崇尚革命年代的理想，以及吃苦不诉苦的精神。当监狱长的时候，将监狱建设成全市的模范监狱。上过电视，警服在身，格外醒目。
龙云和桂丛，先我们而去。龙云新的剧作尚未完成，那么早突然离去，令大家猝不及防。桂丛是半夜发病，自己打车去医院，车在医院门前马路边停下，到医院大门，只有一条10多米的小径，桂丛却一头倒在小径上，再未起来，更是令人唏嘘悲叹。
僧亡塔在，树老根存。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如斯。九大员，无论怎么说，辉煌过也好，蹉跎过也好，欢笑过也罢，悲伤过也罢，已经进入岁晚暮深的人生尾声。唯一回忆常存，且历久弥新，犹如老树，斑驳枝头，依旧开满鲜花如昨。
在回忆中，友情更加美好。时间，为友情磨出了包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荒友”九大员 ｜草地·百家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