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残酷的阶级剥削，深重的民族压迫，使贵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财粮历来不能自给，是有名的地瘠民贫的穷省。谷正伦等策划的应变活动，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造成了成堆的问题。临解放前，他们开放鸦片烟禁，普遍组织所谓的“反共保民委员会”，实联保联坐，加强控制。谷正伦还亲自挂帅，举办“自卫干部训练班”，将其部队中连以上军官，政府中县以上人员以及所谓的“自然领袖”(即地主武装和惯匪头子)分期分批集训，布置其进行公开与隐蔽的破坏活动。他们到处委任旅长、团长，任其招兵买马，扩充武装。他们还强制群众“空室清野”，胁迫群众上山入洞，在一些地方造成人走地荒。我军入黔后，他们又大肆破坏交通，仅湘黔公路破坏桥梁要隘就有26处，川黔、滇黔等公路干线，均遭破坏。造成公路瘫痪，交通中断。
贵州大中城市，在敌人撤退与我们到达之前都有几天的“真空”时期，由于地下党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广大工人学生英勇护厂护校，爱国人士也出面维持，因而未遭大的破坏，基本上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但敌人策划的反动应变活动和其遗留下的大量社会问题，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贵阳市解放初期，仅散兵游勇即有近万人，敌人撤退时又将800多名在押的惯匪老偷全部放出，这些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就使案件不断，严重时每夜发生案件达40多起。潜伏之匪特又蛊惑人心，策动叛乱，搞得人心不安。
此外还有大量的失业流浪人员，夜晚均露宿街头等待着救济和安置。吸毒贩毒几乎到处都有。全省还有大量职员要包下来，养起来。至于边沿农村，更是穷的可怜，赤身裸体。冻得发抖的人随时可见。我们经营贵州，就是要在这么一个烂摊子上起步。
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党贵州省政府
根据我军将要担负的任务，兵团令十六军驻清镇地区略事休整，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加快入黔。以十七军和兵团直属部队于贵阳周围展开，担负肃清残敌，掩护地方工作开展之任务。兵团领导也做了分工：由杨勇司令员、潘焱参谋长组织精干的前进指挥所，率十六军、十八军入川作战；由苏振华政委、王辉球主任，石新安副主任和十七军首长负责抓地方工作。开初时期，在地方上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贵阳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把贵阳地区原国民党中央的，省属的各系统、各单位的机构、人员和财物等完整地接管过来，力求减少损失、尽快理出头绪，对于全省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早在邵阳会议时，兵团党委和省委领导就曾做过研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军管会的名义进行接管。由预定的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对口接管，但仍嫌力量不足，为此兵团决定将兵团政治部机关之大部，司令部、后勤部机关之一部、十七军机关之一部都拿出来参加接管，并从直属部队又抽调一批干部投入接管，使接管干部总数达792人，团以上干部达111人。
贵阳市军管会由苏振华政委任主任，由陈曾固和十七军军长赵健民任副主任，由军大五分校副校长刘星任秘书长。军管会下设军事接管部(部长石新安)、民政接管部(部长谢鑫鹤)、财政接管部(部长边裕昆)、建设接管部(部长傅家选)、文教接管部(部长申云浦)、公安接管部(部长张金波)。各部按业务需要共分设39个局处。各部于入黔行军途中，就抓紧选调人员，健全组织，认真动员，进行准备。
由于我前卫部队进展快速，公路又被敌人破坏，使接管人员同部队相距越来越远。当兵团进至炉山时，贵阳已解放，兵团立即派副主任石新安、组织部长陈云开率少数精干人员赶赴贵阳先行安排，力求减少混乱。同时动员接管干部尽力加快行程，早日赴任。
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干部入城。22日，军管会正式发出布告，宣布成立。整个接管工作在统一部署下，按照“从上到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接管一致，先接后分”的方针，39个局处的人员分头出动，采取“深入下去，宣传政策，召回人员；接收档案，进行清点；迅速整理，尽快复工”的步骤，经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接管。共接收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184处，员工14601人。其中敌军之医院、仓库、兽医学校等均由部队接管过来。
贵阳的接管工作由于方针对头，步骤稳妥，接管干部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深受群众拥戴，因而进展顺利，达到了不乱不烂的要求，为全省工作的开展开了个好头。
贵阳市解放后，五十师于15日上午即入城警备，在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下，迅速稳定了秩序，有效地制止了敌人撤退后一度猖獗的抢劫活动。为了尽快地建立革命秩序，统一领导全市的治安工作，于军管会成立的同时，即建立了贵阳市警备司令部，由汪乃贵任司令员，胡华居为政治委员。由五十师机关兼警司机关，以一四八团和兵团警卫团为贵阳警备部队。
由于敌人的应变破坏，贵阳的社会秩序一度很乱。为进一步稳定治安，警司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将贵阳市划为七个治安区，由兵团司政机关、后勤机关、十七军军部，五十师师直、一四八团、一四九团和警卫团分别负责，各治安区均指定指挥长和政委、负责组织武装巡逻纠察，登记集训和遣散散兵游勇，集中小偷流氓强制劳动，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接管的顺利进行。
早在入黔之前，军委和二野就指示五兵团要兼贵州军区。兵团于邵阳会议时，根据进军部署，于10月22日发布命令，组建了镇远、铜仁、遵义、安顺和毕节军分区，并确定五十一师师部进驻都匀。入黔后，又及时向各分区派遣部队，掩护地方工作之开展。
镇远军分区：曾宪辉任司令员、张绍武任副司令员、袁自清为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11日与地委、专署一起抵达镇远。兵团令一五三团随同进至镇远展开。
铜仁军分区：马宗凯任司令员、李树荣为副政委、吕伯川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中旬与地委、专署一起进抵铜仁。兵团令十七军补训一团(不久改为兵团警卫二团)随之进驻铜仁。
安顺军分区：韩国锦任副司令员，翁可业为副政委，张友中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21日与地委、专署一起进入安顺。此时四十九师和十七军侦察营已集结于该地区。
遵义军分区：李程任司令员，陈璞如兼政委，孙大坤任副司令员，刘正庚为参谋长，任涛任政治部主任。在进军至黄平时，分区与地委、专署一道由瓮安、余庆直接进入遵义。十六军随校随分区一起到达。不久兵团又令警卫团两个营进驻该地区，协助开展地方工作。
毕节军分区：侯国祥任司令员，赵欲樵兼政委，黄友若任参谋长，王之翰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2月3日与地委、专署一起进抵毕节。兵团令十八军一六二团和十六军侦察营驻该地区，负责对云南和威宁方向敌之警戒，以保障我主力入川侧翼之安全；同时担任掩护当地地方工作开展之任务。
五十一师随同独山地委、专署于11月22日进至都匀。该师令一五二团于贵定一带展开，一五一团则向都匀以南展开。
分区以一六二团驻大定地区，该团当即解放了纳雍。十六军侦察营于12月17日解放赫章，全歼该县保警队，并驻于该地，担负对威宁方向之警戒。
12月上旬，贵阳军分区组建，调马宗凯任司令员，崔子明兼政委，顾汉臣任副政委，吕云峰任参谋长，田化一任政治部主任。军区调给贵阳分区一个警卫连，分区又扩军组建起一个独立营。1950年元月，分区与贵阳地委、专署一起迁驻花溪。
各分区赴任后，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立即挂出牌子，贴出布告，召开大会，宣布政策，趁我进军胜利之势，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使当地群众深受鼓舞，治安有所好转，局势趋于稳定。
各分遣部队坚决执行兵团指示，以最好的纪律和作风同当地人民见好面。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每到一地都做到水满缸、院扫光、人人做好事、做宣传。使驻地迅速出现一片崭新的面貌。
我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戳破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很多被敌人胁外出的群众纷纷归来。不少边沿县的代表跑一、二百里来“请大军去解放”他们，这就为地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各部队还在分区统一指挥下清剿残匪，保护交通，维护治安，协助地方征粮，帮助建党建政，使一些重点地区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在我取得马官屯战斗和进占毕节胜利之后，黔敌已组织不起防线。其四十九军只剩2千多人。八十九军只有万余人，另有保安部队约万余人。敌人已陷入绝境。有的已准备起义。根据这一动向，兵团决定对退入黔西南之残敌，尽力争取其起义。对贵州境内其他残敌，也力求政治解决。
11月21日，二野刘邓首长发出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四项忠告。为我们争取敌军起义提供了有力武器和造成更为有利的形势。兵团党委和首长也及时提出工作要求，并要求各分区首长也要亲自出面工作。苏振华政委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弄清情况，制定对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迅速打开局面。
在贵州，首先起义的是驻遵义的国民党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贵州第二绥靖司令吴剑平等。这些将领原来就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反动统治不满，在解放前就已同我地下党同志建立了联系。当我军解放遵义时，他们带领其属下734人宣布起义。接着又活动二七五师师长陈德明率其两个团共3000多人于金沙起义。该部起义后开往遵义。我即任命陈德明为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此时川东南宋希濂部被我击溃后，其二二七、二二八团(统由二二八团长陈鉴明率领)退入遵义地区。陈德明师长利用胞兄弟关系，说服陈鉴明率部起义。兵团令警卫团派出干部帮助其部队改造，并迅速进行了整编。
在镇远地区，当我解放镇远后，国民党镇远专员任盛廉率其独立营(四个连)逃往施秉乡下躲藏观望。镇远分区及时动员其好友与我方代表一起到乡下动员其起义归来。经过谈判，任盛廉于11月下旬宣布起义，将其独立营及全部装备，计炮8门，各类枪300多支，电台一部全部交给分区。该分区趁势又接连争取了台江、三穗等县长起义。省人民政府都及时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贵阳解放后，兵团敌工部和十七军敌工部立即设立联络站和交际处，通过登记和安排国民党校以上军官，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敌十九兵团逃离贵阳时，也留下人员观察动向。在我大力宣传下，其八十九军三二八师的代表找到我十七军司令部联系，兵团决定由赵健民军长接见。接见中了解到谷正伦、韩文焕、何绍周等均已逃往重庆，十九兵团和其各军、师领导人，多同李弥不和，他们既不愿入滇，又对我疑虑甚大，不敢起义，正处于举棋不定，犹豫观望之中。针对这一情况，赵健民军长向其详细阐明我党政策。鼓励他们要多做工作，力争其全部正规部队和保安部队一同起义。这样既可扩大影响，又可避免他们互相牵扯，形成阻碍。并决定我同八十九军建立电台联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也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也正在展开联络起义的工作。经近半个月的谈判，和敌军内部的串连，终于达成协议。我方答应以起义部队对待，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家者发给路费。对方答应保证滇黔公路不被破坏，确保畅通。
12月10日，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兼二七一师师长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联合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接着经过他们进一步工作，敌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独立一师师长糜有池(兼贞丰县长)。独二师师长罗湘培，独三师师长程奎朗亦随之宣布起义。
另有桂系黔桂边区万世炯部(含二三四师)，也向杨勇司令员来电表示愿意起义。赵健民军长当即复电表示欢迎。该部随之按我方要求开赴都匀，接受改编。12月12日，他们共同派出代表上交了其部队的兵力、装备、驻地分布等表报文件，表示愿服从我之领导。兵团苏振华政委接见了他们的代表给予鼓励。此后兵团命令十九兵团归我十七军领导。各保安部队归所在分区领导，待以后进行整编。并任命谭本良为兴仁专署解放委员会主任，刘鹤鸣为毕节专署支前委员会主任。
驻黔西南敌军起义后，兵团和省委决定派军大五分校副政委李一非和夏德义同志与地方同志一起组成军政工作团，于1950年元月赴兴仁，在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和地下党的积极协助下开展工作。此后，又以工作团为基础，组建了兴仁地委、专署的领导机构。兵团令四十九师率一四五团和一四七团进驻兴仁地区，由该师兼军分区，汪家道任司令员，李一非兼分区政委，夏德义为分区副政委。
在毕节地区，经我方积极争取，驻威宁之国民党独四师师长马昆(兼威宁县长)于12月4日向昭通和毕节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毕节分区侯国祥司令员亲自同其会谈，及时派出军代表进入该师，并任命马昆为威宁县解放委员会主任。
在铜仁地区，我军解放铜仁后，国民党铜仁专区保安副司令欧阳信诚，保安团长寥云魁逃往梵净山。他们扩充部队，数次袭扰我地方工作干部。铜仁分区仍耐心进行争取，派出代表赴江口农村同他们进行谈判，敦促其起义。经反复工作，其部队于1950年元月宣布起义，开入铜仁，愿接受分区领导。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争取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局势的稳定，为我主力入川、入滇作战消除了后顾之忧，也为瓦解整个西南地区之敌，发挥了重大作用。
支援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是我入黔后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由于敌人大肆破坏，全省交通干线已陷瘫痪；解放后吃公粮的人又大大增加，而我们所能征集到的粮食又有限；加之土匪的骚扰破坏，困难相当严重。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整个大西南，我们的困难才能最终解决。因而不管眼前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从整体利益出发，坚决完成支前任务。全省的支前工作就是按照这一要求进行的。
为了统一和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兵团进入贵阳的第三天，即11月24日就组建了支前领导机构——贵州省支前司令部，以十七军军长赵健民任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徐运北为政委，兵团军政处长何光宇任参谋长。下设供应部和交通部。以贵阳军管会财政接管部部长边裕昆兼任供应部长，兵团供给部长董志常为副部长；以贵阳军管会建设接管部部长傅家选兼任交通部长、十七军副参谋长孙仁道为副部长。各专区也都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着重解决入川入滇作战部队的食粮供应和保持交通畅通的问题。
交通方面主要是抢修被敌人破坏的桥梁。为此，交通部组织了有关方面参加的抢修委员会，以十七军司令部作战和侦察科干部为主组成办公室，由兵团工兵总队和四野工兵六团并动员交通部门职工突击抢修。当时技术力量和物资器材都极为困难。我工作人员就深入群众，请出工程技术人员，制订抢修方案，逐家逐户动员职工出来施工。筹集器材物资，就依靠广大职工到仓库废料堆中找，从报废的车辆设备上拆卸，到旧货摊上去买。经部队和广大职工日夜苦战。首先修通了主要干线的26座桥梁，保证兵团主力按时入川、入滇作战。至1950年2月又修复20多座桥梁，保障了四兵团部队和大量地方干部及时入滇。与此同时还积极发动和组织职工突击抢修汽车，使之尽快地投入了支前运输。
支前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的供应。各地、县遵照省委和兵团的要求，于解放后，立即组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下乡征粮。很多县长、书记带头与群众一道参加运粮，抓紧入库。敌人对征粮工作疯狂破坏，我征粮人员牺牲甚大。为保证支前，供应部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规定驻黔部队、机关的食粮主要靠自己动手征集，仓库粮食首先用于保证过境部队和前线的需要。
由于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在进军西南，解放贵州的战斗中，兵团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和二野前委赋予的任务。主要是：
在向湘西集结过程中，十八军奉命归四野指挥，参加了同敌桂系部队的作战，两次担负迂回断敌退路之任务。部队冒滂沱大雨，日夜兼程，攀越高山峻岭，行进于崎岖小道，夜间得以绑带连结进军，过险道得靠手拉手通行。桂系军队作战狡猾，开初我军因缺乏经验吃过小亏，由于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战术，一仗比一仗打得好，提高了部队山地作战能力，也为后来的进军和作战积累了经验。
兵团主力出敌不意，直出贵州，按时解放贵阳，把敌人所谓的“最后战略”体系割裂开来，为我入川入滇，解放整个大西南，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
在完成进军作战任务的同时，担负了经营贵州的繁重任务，完成了接管城市、建党建政，肃清残敌，维护治安，支援前线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在斗争中，兵团部队同贵州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贵州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胜利是通过极为艰苦的斗争取得的，入黔以来，虽未经严重的战斗，但部队进军是极为艰难的。进入贵州后，近两个月，部队很少遇到过晴天，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雨中渡过的。贵州山高坡陡，公路又多为敌人破坏。为追歼逃敌，有时要连续数日兼程，爬悬崖，过急流，历尽艰险。据十六军统计，入黔后，行军中仅掉入山涧牺牲和病亡同志即达81人，摔死骡马100余匹。负责地方工作的同志，面临千头万绪的工作，既要进行严重的对敌斗争，又要处理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都经历连续数日不分昼夜的紧张工作，很快地理出了头绪，避免了损失，打开了局面。
整个解放贵州的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俘敌6911人，缴各种炮94门，各类枪4206支，电台6部，汽车100辆，战马112匹，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还争取了共约3万余敌军起义。作战中，我伤亡82人。
上述胜利的取得，主要是靠党中央、毛主席和二野刘邓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从兵团工作说，主要经验是：
一、以高度的全局观念，自觉执行中央和二野的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从开始进军的动员和准备，一直到进入贵州开展各项工作，兵团党委反复强调要以高度的全局观念来贯彻执行军委的作战方针。因而部队在进军中，不管多么艰难，也按时进到指定位置、完成作战任务。对经营贵州的各种困难，都能自觉地忍受和克服。这种高度的全局观念，是贯彻落实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把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统一安排，并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而不仅保证了我军胜任了双重任务，而且还促进了部队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军政军民的团结，使我们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有了可靠保证。
三、把战斗解决和政治解决结合起来。蒋介石不得与心的统治和我军的节节胜利，决定了敌人必然要瓦解，大量敌军起义是势必要出现的。兵团党委和首长适应这一历史趋势，及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坚决执行毛主席瓦解敌军的指示，各级主要首长亲自出面做工作，取得了争取大多数黔军起义的重大胜利。
四、不断改善和加强后勤工作，保障了进军的顺利进行。进军期间，部队的粮油、雨具、鞋子等供应，都比渡江时期要好。
事实证明：入黔前夕，兵团和省委决定的经营贵州工作实行逐步发展的稳妥方针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我军进展和敌人的瓦解极为快速，到处都要求解放和接管，使工作步子越迈越大，力量日益分散。本来人数就很少的一个县的接管班子(全体干战百人左右)，没有多久，又要一分为二去接收两个县。而隐蔽的敌人，正在其应变计划下，加紧和农村封建势力相勾结，乘机对我地方工作大肆袭扰破坏。各地不断告急，部队则到处“救火”，越来越难以应付。数万敌军起义过来，我又无力及时派出足够力量帮助其改造，使潜伏之敌又有了一个空子可钻。
贵州解放后，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相对平静之后，局势就日渐紧张起来，一场不可避免的严重斗争，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原打算今天把本篇章结尾了的，可发现还有好些有关五兵团所辖各军，特别是十八军的去向并没有清楚。虽然公众号之前发布了有关五兵团参加完成成都战役任务回师贵州后的地方化转变及剿匪斗争征程。这次介绍了五兵团进军西南，经营贵州的过程，还是缺了中间有关五兵团入川参加成都战役及进滇解危的战绩介绍，所以确定继续把五兵团入川会战和进滇部分再用两三期发布了。欢迎持续关注公众号，谢谢！
—— 未完待续 ——
GAO JIAN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暨贵州军区战史》资料编辑整理。
2024.10.15.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把红旗插向大西南（三）——二野五兵团进军西南经营贵州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