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五）

三

与沙飞分手后，我赶回冀中筹办第三期摄影训练队。当时冀中军区下设六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又都有两个以上的主力团，加上骑兵队和回民支队，号称十万子弟兵。我们这一期训练队，规定每个军分区选派两名同志前来参加，主力团、骑兵团和回民支队各选派一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将全部回到原单位从事摄影工作；另外从军区也抽调了4名学员，总共40多位同志。训练队开学后，总是一天忙到晚，再没得到机会去看望沙飞他们。

1941年夏天，为了筹集画报所需要的印刷材料，聂荣臻司令员委托吕正操和程子华同志，由冀中军区设法解决。当时根据地条件很差，物资奇缺，而冀中军区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临近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干线，相对来讲要方便一些。沙飞派罗光达同志随吕正操司令员到冀中。吕正操同志很快便派侦察员进城联系，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购买了一些器材，分几批送到城外，然后又派了一个营的战士轻装行军，把这批器材背回到晋察冀山区。冀中军区卫生部的顾部长为人爽快，把全部家底都亮了出来，他让罗光达参观了军区仓库，需要什么就给什么。罗光达不虚此行，满载而归。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画报的出版终于有了些眉目。　

1942年11月赵烈、罗光达、裴植、张玉田、李遇寅、李途、何重生在碾盘沟留影    沙飞摄

1941年冬天，冀中军区第三期摄影训练队毕业。学员们分配下去以后，基层摄影组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久出版的《摄影网》就是由第三期学员黎呐等同志创办的。

就在第三期刚刚结业，第四期尚未开学的时候，有一天吕正操司令员派人来找我，说是有事情商量。我赶到司令部，才知道司令员第二天要去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希望我陪他一道去，看看沙飞和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的其他同志。自从上次同沙飞分手，已经将近一年了，所以我听了这消息当然高兴，只是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吕正操同志以为我在犹豫，便对我说：“去看一看，走动走动，这对工作也有好处嘛。见到沙飞，你们好好谈谈，我准你的假。“

吕正操同志是我的老首长，1939年秋我随抗大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时候，就是他去找罗瑞卿校长，把我调到冀中的。

当时吕正操同志有一架德国造的莱卡牌相机，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把这架相机给我看；后来我们成立了摄影科，他又把自己心爱的莱卡相机借给我使用。吕正操同志工作细致，待人热情，我们这一次去晋察冀，他连许多细节都替我考虑到了。他知道我急于开办第四期摄影训练队，便约定让我见过沙飞后先回冀中，不必等他。同时他怕我一个人回来不安全，嘱咐我一定带上通讯员，并且当即让司令部为我的通讯员也准备一匹马。战争年代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的党史、军史中都有记载，然而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许多细微的琐事常常更是难以忘怀。

告别了司令员，我回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向张仁槐部长汇报了这件事，他也非常赞成。

吕正操 冀中军区司令员   1939年于平山县蛟潭庄  沙飞摄

第二天一早，我和通讯员李正义到司令部与吕正操同志会合。吕正操同志的夫人刘沙当时在冀中妇女联合会工作，这次也一同前往；再加上几个警卫员，我们一行十来人骑上马出发了。不久以前我们冀中军区已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背靠着北岳区，与晋察冀军区互为依托，两个军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因此我们清晨出发，下午便到达了目的地。

在司令部门外，远远地就望见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站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沙飞得到消息，也骑着马赶来了。聂司令员迎上来紧紧握住吕正操同志的手，说是冀中军区搞来的印刷器材已经运到，质量很好，有了这些东西，画报的出版就有保证了。吕正操同志把我拉到前边，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摄影科长石少华同志。“聂荣臻司令员对我说：“早就听沙飞同志谈起你，只是还没见过面。“聂荣臻同志对摄影事业非常关心，勉励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整个边区的摄影事业发展起来。这时，肖克等同志陆续来到司令部，我知道他们要开会，便和沙飞一起向他们告辞，到摄影科去了。

北岳山区的冬天很冷，但是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时也会温暖如春。李正义和沙飞的通讯员在后面牵着马，我们俩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竟绕到白求恩大夫的墓地附近了。

“过去看看吧。“沙飞知道我还没到过这儿，便提议说。我点点头，随他走进那青松掩映的墓地。沙飞默默地伫立在白求恩大夫的墓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知道他对白求恩大夫十分敬重，而且很有感情。白求恩在晋察冀的许多照片都是沙飞拍摄的：与聂荣臻将军畅谈，与村里的孩子嬉戏，在滚滚激流中游泳……，那一幅幅充满情趣的画面，凝结着多少同志式的挚爱、理解和友情。我没有去惊动他，悄悄退到一边，仔细打量着那座精致的墓茔。这是不久以前由边区的能工巧匠们自己修建起来的，圆型的墓顶上雕刻着地球的经纬坐标线，象征着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据当时的工程师张维同志介绍说：边区交通不便，原材料都很短缺，因此修建这座陵墓的全部材料都取自本地。然而边区军民在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建起来的这座陵墓能够那样精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离开白求恩大夫墓地，直到傍晚我们才回到摄影科。一边吃晚饭，沙飞一边向我介绍了画报的筹备工作。他说，平西军区原来准备印钞票，托地下党组织物色了几个印刷和制版方面的技师，他们能够解决铜版印刷、套色印刷等各种技术问题。后来由于平西军区距离北平太近，环境残酷，难以支撑一个大规模的印刷厂，所以他们已同意把这些技师调到军区来。这真是个好消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一批技术人才往往比弄到一些器材和设备更加困难。而沙飞同志创办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把人才问题摆在首位，不仅尊重人才，而且善于团结、培养和使用人才，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谈到器材问题，沙飞一再感谢冀中的支援，同时还告诉我：军区的兵工厂也答应为画报社赶制一部分印刷机。画报社虽然还只是在筹备当中，沙飞却已经对未来的办刊方案有了许多具体的设想。他很喜欢冀中军区的《摄影网》，认为这个刊物内容充实，特别是印成笔记本大小的开本，便于前线的战士们传阅、保存和携带。

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夜，沙飞要我多住一天，陪他去参议会采访、拍照，我同意了。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会场离军区驻地大约30多里，由于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所以开幕式搞得很隆重，还专门盖了一座简易的礼堂。除去边区和军区的负责同志之外，各个方面都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代表文艺界的是木刻家沃渣、诗人田间、作曲家周巍峙和摄影家沙飞。沙飞不仅要参加会议，还要带领摄影的同志们拍摄照片，报道大会的盛况，简直忙了个四脚朝天。因此开幕式结束以后，我们便匆匆告别。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五万多日军开始对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冀中是华北的咽喉，交通便利，物产丰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妄图通过这次扫荡，彻底摧毁冀中根据地和我军主力，拔掉这根卡住他们喉咙的硬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吕正操司令员决定率领主力部队跳出重围，到扫荡圈外面去打击敌人。当时，我们摄影训练队的第四期学员正待结业，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学员共80余人。为了让他们学完，军区决定把训练队连同摄影科一起转移到地方，在敌后与日寇周旋。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在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晋察冀画报》在北岳山区诞生了。这是抗日战争中出版于敌后的第一本大型画报，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尝试。画报出版后，边区、延安、乃至大后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地下工作者把画报送进北平、天津，更是引起了各方面极大的震动。敌酋冈村宁次看到画报以后，根本不相信会是在边区印刷的，于是下令在北平、天津和保定等城市大肆搜查，毫无结果，很长时间以后才根据情报证实了真相。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在平山县碾盘沟创刊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证明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于打击敌人、鼓舞人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而沙飞同志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智慧，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冀中反扫荡以后，冀中军区机关转移到北岳区。1943年，中央决定吕正操同志率部分主力部队到贺龙同志领导的晋绥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则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副政委，政委仍由聂荣臻司令员兼任。与此同时，我被调到晋察冀画报社担任副社长(当时叫副主任)。另外还有一些同志调到军区。根据我的建议，组织上任命流萤同志接替我原来的职务，担任了冀中军区的摄影科科长。

这一年的初秋，我和负责暗房工作的宋贝珩同志去晋察冀军区报到。为了让流萤同志与沙飞见见面，听取沙飞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所以我也请他跟我们一同前往。

从此以后，直到沙飞同志辞世，我们在一起生活、战斗、工作了将近十年。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