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八）

五

连日来，干部、战士们都已经十分疲惫。为了做长期的准备，我们决定抓住时机，休整两天。休整期间，由赵烈负责警戒工作。我们在山口附近增设了暗哨，如果发现敌情，约定以手榴弹为号：敌人数量在一个排以下时投掷手榴弹一颗，一个连以上则投掷两颗，以便能相应作出决断。花塔山区层峦叠嶂，如果开枪为号，深山之间往往听不到什么声音，所以使用手榴弹是比较妥当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全盘考虑了下一步的工作，决定由赵启贤执笔，代军区政治部拟定一则电文，经请示批准后下达各军分区和主力团，督促各单位的摄影记者深入到基层去．进行实地采访，充分反映边区军民在反扫荡中的英勇事迹。从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中，我们派了李鸿年和杨国治二位同志，分别前往著名的民兵英雄李勇、李殿冰所在的村庄，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以便真实、深入地反映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沙飞对这些同志的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叮嘱他们一定要在反扫荡结束后尽快返回画报社，把照片、通讯、报告文学等一切形式的作品迅速交上来，以便编辑出版《晋察冀画报》的“反扫荡专号“。

上山20多天了，沙飞时刻都在挂念着上庄村的情况，几次派人去联系。这一次，他打算利用休整的空闲亲自去一趟，并且要我同行。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派王清江赶到第一营地，然后由负责交通的杨四喜连夜下山，请上庄村的干部们第二天晚上到第一营地来见面。

翌日下午，沙飞指定社部由赵烈负责，沙飞和我把马匹留在营地，只带了随身的手枪轻装出发。警卫员王清江已于前一天晚上前去联络，而沙飞又坚决不让他的警卫员赵银德护送，说是这次的任务一要轻装，二要保密，人多了反容易误事。虽然只是几句玩笑话，还是把赵银德急得嗷嗷直叫，沙飞说：“你陪赵烈同志留在社部，如有紧急电话或事情，马上前来给我们报告。“最后赵银德终于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上了路。

1943年秋季，日寇大扫荡，燃烧地村庄。沙飞摄

在弯弯的山道上转了几转，长长的茅草就把我们完全淹没了。我半开玩笑地问沙飞：“你今天一定不带赵银德，是不是真有什么保密的事?”

沙飞笑了：“还有什么保密的事能瞒得了他哟!我是想让这小伙子休息两天，不过–“他想说什么，可是又停住了，像是有什么心事。

“不过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沙飞看看我，没有直接回答。“大概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英文教员给我们讲过一句英国人的谚语：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篇故事。“

我弄不清他要说什么，所以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沙飞接着说：“你有所不知哟。“他露出一丝苦笑：“在我结婚之前，还另有一番罗曼史呢。“他连忙又解释说：“你别误会，我说的这个罗曼史可不是追求什么姑娘。而是追求真理。“他说着，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像要从他那坎坷而艰难的历程中抹掉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似的。“那时候我15岁，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

听了沙飞的叙述，我才知道在他的一生中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二十年代的广东，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此之后又创建了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黄埔军官学校，组织了革命军队。1925年，国民革命军分别进行了东征、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最后，国民革命军终于在1926年7月出师北伐，向盘踞着半壁河山的北洋军阀宣战。

当时沙飞已初中毕业，年15岁。凭着一股天真的热情，他认为参军便是革命，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担任报务员。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共约十万人。分三路进军：第一路包括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进攻湖南、湖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就在这一路；第二路包括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六军，进攻江西；第三路主要是第一军，进攻福建和浙江。沙飞参加的那支部队究竟属于哪一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只记得，自己随部队一起登上海军的舰船。从海路来到宁波，后来又到过苏州、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根据这种情况推断，他参加的可能正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沙飞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深感上了当。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懊悔。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日益暴露出反共的嘴脸。1927年3月，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鲁迅也发表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向人民发出了警告。可是不要说像沙飞那样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就是白发苍苍的长者，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呢?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沙飞。他亲眼看到一些勇敢、进步的战友。一夜之间便惨遭杀害，亲身体会到国民党军队内的腐败、专横，勾心斗角。“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他彻底地失望了。于是借口母亲病重，要求告假回家。由于他年龄小。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就这样，闯了一年的沙飞，带着深重失望的心情回到了广州。进高中继续自己的学业。

提到这件事，沙飞显出一种深深的自责，而没有半点由于参加过北伐而感到的自豪。但是实际上，他能够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不倦地摸索、思考，而最终走上了真正的革命的道路，这需要多少毅力和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啊!由于这种种原因，也许是因为沙飞本人绝少提及，因此，沙飞的这一段经历鲜为人知。然而只有把历史如实地告诉后人，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老一代，更清晰地看到沙飞严于责己的品格，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的艰难历程。

那天傍晚，我和沙飞平安地抵达第一营地。我们先看望了房东老汉和老大娘。接着便让杨四喜汇报了这一带的情况。

据杨四喜的汇报，我们转移到第三营地之后，敌人曾三次企图进山。第一次派了10多个日军。由汉奸引路，摸到了山口附近。结果踏响了地雷，只好拖上几具尸体和伤员溜走了。第二次敌人又派遣汉奸和特务在对面山头上爬坡侦察。

当他们接近我们警戒哨的射程时。我们打了一排枪，敌人死、伤3名。为了避免暴露人数，我们没有出击追赶，又让敌人把尸体和伤员拖走了。第三次敌人增派了大约两个班，但是在山下受阻于我们的地雷，未能进山。而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并且让敌人不知虚实，所以仍未出击。

听到这些情况，沙飞肯定了杨四喜等同志的决断，他说：“敌人是来侦察的。是要看看你杨四喜是不是在唱空城计。你只有稳坐泰山，他才会相信你‘空城‘不空呢!”

杨四喜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哪敢唱空城计?要没有你们在后头坐镇，我还真有点害怕呢。“

“好啊!”沙飞拍了拍杨四喜的肩膀，“你不敢唱我敢唱，不过—你可得给我当那个把门的老兵啊?”

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工兵班的一个小伙子不知道《空城计》是怎么回事。于是沙飞一本正经地清了清嗓子，拉开架式讲了起来：“话说当年诸葛亮错用马谡，痛失街亭，司马懿率领魏军直逼西城……”

大家正听得高兴，王清江领着两个村干部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上庄村的民兵队长，另一个我没见过。沙飞介绍说：

他是上庄村的副村长兼治安员。这次反扫荡，由于我们及时向村干部们通报了各方面的情况，并协助他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乡亲们的转移非常顺利，大家也都很平安。据两位村干部说，当地的区政府对上庄村的工作很重视，要求民兵尽全力帮助我们保护好画报社的器材。同时区政府还发动了邻近村庄的民兵队伍，命令他们对附近的日军进行轮番骚扰，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从花塔山转移到东、西两侧。几天前民兵队抓到了一个跟随日军扫荡的汉奸特务，问出了不少情况。其中有一点对我们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是极为有用的，即：驻扎在上庄村的一部分日军，近日内已向灵邱一带开拔。

这次大扫荡虽然像以往一样来势凶猛，手段残暴，但是由于抗战爆发以来日军不断延长自己的战线，兵源不足和供给不足的矛盾已经大大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人的新兵日益增多，老兵日益减少，小部队作战的素质越来越差，常常不得不避免一些冒险性的出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便减少自己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民兵的夜间偷袭就显得格外奏效。敌人在夜间往往不敢出击，只是盲目地开枪、开炮。

我们了解到上庄一带的情况后，心里踏实多了。抗日战争时期冀察冀老百姓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用文字是写不完的。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临别的时候。沙飞再三请两位村干部向乡亲们转达问候。最后又从挂包里取出一张图纸交到副村长手里，说：“我们在后山藏了一点粮食，这是地形图，请乡亲们拿出来救救急吧。“

谁都知道粮食在这种非常时期的价值，那位副村长连忙推托，说是村里眼下还有粮。沙飞不由分说地抓住他的手：“不要客气了，我的好同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嘛。“

黎明前我们让杨四喜送两位村干部下山，第二天中午返回自己的营地。

1943年秋季，日寇大扫荡纪实。沙飞摄

自从反扫荡以来，晋察冀日报社也像我们一样，把笨重的机器和设备都坚壁起来了，只留下几部轻便的印刷机，继续出版刊登国内、国际电讯稿的小型刊物，供领导机关了解近期的重要情况。他们的驻地距我们所在的花塔山口约二十几里。我们除通过总机同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外，每两天还派专人去那里取一次电讯稿。《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沙飞作为《抗敌报》草创时期的负责人之一，始终对《晋察冀日报》的情况非常关心，同时他与报社总编辑邓拓同志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天，通讯员把刚刚取回的电讯刊物送到我和沙飞的房间，小声对我们说：“报社发行科长告诉我，这两天不要去取电讯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转移。“

“为什么?”沙飞立刻警觉地追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倒没出什么事．听说是因为报社在那儿驻地时间太长了，怕走漏消息。“

“知道转移地点吗?”

“马兰–“通讯员压低了声音。

“我可就在这儿说了啊，发行科长嘱咐我一定保密的!”

“可你到底还是没保住哟!”沙飞故意板着脸说。

“可是……”通讯员急得脸都红了。“您不是问我吗?”

“好了“，沙飞拍拍通讯员的肩膀，“出去以后不许乱讲，有人问也不准说，记住了吗?””是。“通讯员敬了个礼，出去了。

沙飞点起一支烟，默默地走到军用地图前面，细细地查看着，思索着。我知道，他是在为报社的同志们担心呢。战斗在敌后，是常常需要转移的。否则过久地滞留在一个老地方，就难免被敌人盯住．从而带来不必要的牺牲。然而要在反扫荡的战斗间歇里进行转移，有时又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过了好一会儿，沙飞才抬起头来对我说：“我在马兰住过，村子旁边是条小山沟，很隐蔽，是个好地方。“话虽这样说，我从他的神色里仍然感到几分不安。

当晚九点半钟左右，电话员进来报告说：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通报—晋察冀日报社在转移途中与一股日军遭遇，手榴弹和枪声响了二十几分钟，军区要我们加强警戒。沙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命令电话员立刻设法接通晋察冀日报社的电话。

不用说，要在短时间内接通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时间判断，晋察冀日报社肯定是在出发途中与敌人遭遇了，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一切都需要等待。对于沙飞来说，这几个小时一定比别人更难挨。他不停地吸着烟，焦急地走动着。大约在凌晨一时，电话终于接通了。沙飞一把抓起听筒，顾不得呼叫对方的代号就大声说：“我是沙飞，请老邓听电话。“报社的电话员告诉：邓拓同志受了伤，正在接受治疗。沙飞又问：“丁一岚同志在吗?”对方说：“丁一岚同志现在还没有找到，报社的电话刚刚装好，正在设法联系。“沙飞明白情况比较严重，不宜在电话里多问了，于是便通知对方我们立刻派人去联络，请报社警卫人员作接应准备。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在平山县滚龙沟村    沙飞摄

放下电话，沙飞考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马兰离花塔山不算远，可以从小路过去。邓拓认识赵烈和赵银德，常去取电讯的通讯员同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们很熟。所以我看可以让他们三个一起去一趟，弄清情况。“我同意他的意见，立刻让通讯员去请赵烈来作具体安排，最后商定赵烈等同志一定于次日夜晚赶回。 

整整一夜，沙飞几乎都没有睡，直到第二天赵烈从晋察冀日报社带回了详细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晋察冀日报社的这次转移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们事先派出十几位同志在马兰接应，转移的前几天，又派了侦察小组，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对沿途情况进行了反复侦察。从报社原来的驻地到马兰村，必须越过一条公路，公路附近又是一片河滩。汛期过后，山里的河滩就大都干涸了，形成一片难以隐蔽的开阔地。好在当地老乡在路边种了很多玉米和高粱，虽然秋收已过。玉米秆和高粱秆仍然留在地里，可以作为屏障。据侦察，这一带没有敌军驻扎．只是白天偶尔有过路的日、伪军部队。当天下午曾有一千多人的日军主力通过了公路．然而傍晚以前一切又归平静，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其他情况。这样，晋察冀日报社决定按计划在天黑以后开始转移。

当时，报社分为印刷厂和编辑部两部分。印刷厂的同志多半年轻力壮，有不少从各部队抽调上来的干部、战士，身体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而编辑部的同志主要是从平、津等城市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战斗经验和体力也相对差一些。为了保证安全，邓拓同志率领印刷厂的工人队伍为前导，编辑部随后，同时还派出一部分工人在侧翼武装掩护。

那一夜天色很黑，又是雾，十几米以外的东西便分辨不清。当队伍的大半已经越过公路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哨兵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们仔细观察，才发现从公路的一端出现了一股日军。距离已经很近了，他们立刻投出一排手榴弹，同敌人交了火。听到枪声，后面的同志马上撤离公路，分散隐蔽。而侧翼的掩护部队和附近的民兵则迅速靠拢过来，投入战斗。事后才知道，这是一股掉了队的日军，大约有20多人，他们也没有料到会与我们的队伍遭遇。双方打了一会儿，日军听到我们的掩护部队和民兵从侧后方打来的枪声，以为是中了埋伏，所以就拼命地沿着公路，边打边跑了。

邓拓同志那几天刚刚患了感冒，是骑在骡子上随大家转移的。战斗一打响。他的警卫员便跑到前面，紧紧抓住骡子的缰绳。可是这牲口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受到手榴弹、枪声的惊吓，一阵猛跑，挣脱了警卫员手里的缰绳，把邓拓同志重重地摔了下来，胳膊刚好碰在一块石头上，疼痛难忍。大家赶忙搀扶着邓拓同志撤到马兰村。

队伍到达马兰后，发现印刷厂无一重大伤亡，编辑部的同志却无影无踪。大家都很着急，先后派出两个侦察组沿途寻找。

邓拓同志的爱人丁一岚，是1938年底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1942年与邓拓结婚后，调到报社，在编辑部工作，所以这次是随编辑部转移。医生看到邓拓同志臂部受伤，便不准大家向他汇报编辑部的事。所以沙飞打电话询问丁一岚的情况，报社的同志也没敢多谈。在战争年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和意外，然而在情况得到最后的证实之前．谁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担心。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