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八)

石少华

连日来,干部、战士们都已经十分疲惫。为了长期的准备,我们决定抓住时机,休整两天。休整期间,由赵烈负责警戒工作。我们在山口附近增设了暗哨,如果发现敌情,约定以手榴弹为号:敌人数量在一个排以下时投掷手榴弹一颗,一个以上则投掷两颗,以便能相应作出决断。花塔山区层峦叠嶂,如果开枪为,深山之间往往听不到什么声音,所以使用手榴弹是比较妥当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全盘考虑了下一步的工作,决定由赵启贤执笔,代军区政治部拟定一则电文,经请示批准后下达各军分区和主力团,督促各单位的摄影记者深入到基层去.进行实地采访,充分反映边区军民在反扫荡中的英勇事迹。从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中,我们派了李鸿年和杨国治二位同志,分别前往著名的民兵英雄李勇、李殿冰所在的村庄,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以便真实、深入地反映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沙飞对这些同志的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叮嘱他们一定要在反扫荡结束后尽快返回画报社,把照片、通讯、报告文学等一切形式的作品迅速交上来,以便编辑出版《晋察冀画报》的反扫荡专号

上山20多天了,沙飞时刻都在挂念着上庄村的情况,几次派人去联系。这一次,他打算利用休整的空闲亲自去一趟,并且要我同行。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派王清江赶到第一营地,然后由负责交通的杨四喜连夜下山,请上庄村的干部们第二天晚上到第一营地来见面。

翌日下午,沙飞指定社部由赵烈负责,沙飞和我把马匹留在营地,只带了随身的手枪轻装出发。警卫员王清江已于前一天晚上前去联络,而沙飞又坚决不让他的警卫员赵银德护送,说是这次的任务一要轻装,二要保密,人多了反容易误事。虽然只是几句玩笑话,还是把赵银德急得嗷嗷直叫,沙飞说:你陪赵烈同志留在社部,如有紧急电话或事情,马上前来给我们报告。最后赵银德终于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上了路。

石少华:风雨十年(八)1943年秋季,日寇大扫荡,燃烧村庄。沙飞摄

在弯弯的山道上转了几转,长长的茅草就把我们完全淹没了。我半开玩笑地问沙飞:你今天一定不带赵银德,是不是真有什么保密的事?”

沙飞笑了:还有什么保密的事能瞒得了他哟!我是想让这小伙子休息两天,不过–“他想说什么,可是又停住了,像是有什么心事。

不过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沙飞看看我,没有直接回答。大概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英文教员给我们讲过一句英国人的谚语: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篇故事。

我弄不清他要说什么,所以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沙飞接着说:你有所不知哟。他露出一丝苦笑:在我结婚之前,还另有一番罗曼史呢。他连忙又解释说:你别误会,我说的这个罗曼史可不是追求什么姑娘。而是追求真理。他说着,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像要从他那坎坷而艰难的历程中抹掉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似的。那时候我15岁,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

听了沙飞的叙述,我才知道在他的一生中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二十年代的广东,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此之后又创建了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黄埔军官学校,组织了革命军队。1925年,国民革命军分别进行了东征、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最后,国民革命军终于在19267月出师北伐,向盘踞着半壁河山的北洋军阀宣战。

当时沙飞已初中毕业,年15岁。凭着一股天真的热情,他认为参军便是革命,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担任报务员。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共约十万人。分三路进军:第一路包括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进攻湖南、湖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就在这一路;第二路包括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六军,进攻江西;第三路主要是第一军,进攻福建和浙江。沙飞参加的那支部队究竟属于哪一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只记得,自己随部队一起登上海军的舰船。从海路来到宁波,后来又到过苏州、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根据这种情况推断,他参加的可能正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沙飞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深感上了当。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懊悔。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日益暴露出反共的嘴脸。19273月,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鲁迅也发表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向人民发出了警告。可是不要说像沙飞那样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就是白发苍苍的长者,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呢?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沙飞。他亲眼看到一些勇敢、进步的战友。一夜之间便惨遭杀害,亲身体会到国民党军队内的腐败、专横,勾心斗角。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他彻底地失望了。于是借口母亲病重,要求告假回家。由于他年龄小。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就这样,闯了一年的沙飞,带着深重失望的心情回到了广州。进高中继续自己的学业。

提到这件事,沙飞显出一种深深的自责,而没有半点由于参加过北伐而感到的自豪。但是实际上,他能够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不倦地摸索、思考,而最终走上了真正的革命的道路,这需要多少毅力和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啊!由于这种种原因,也许是因为沙飞本人绝少提及,因此,沙飞的这一段经历鲜为人知。然而只有把历史如实地告诉后人,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老一代,更清晰地看到沙飞严于责的品格,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的艰难历程。

那天傍晚,我和沙飞平安地抵达第一营地。我们先看望了房东老汉和老大娘。接着便让杨四喜汇报了这一带的情况。

据杨四喜的汇报,我们转移到第三营地之后,敌人曾三次企图进山。第一次派了10多个日军。由汉奸引路,摸到了山口附近。结果踏响了地雷,只好拖上几具尸体和伤员溜走了。第二次敌人又派遣汉奸和特务在对面山头上爬坡侦察。

当他们接近我们警戒哨的射程时。我们打了一排枪,敌人死、伤3名。为了避免暴露人数,我们没有出击追赶,又让敌人把尸体和伤员拖走了。第三次敌人增派了大约两个班,但是在山下受阻于我们的地雷,未能进山。而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并且让敌人不知虚实,所以仍未出击。

听到这些情况,沙飞肯定了杨四喜等同志的决断,他说:敌人是来侦察的。是要看看你杨四喜是不是在唱空城计。你只有稳坐泰山,他才会相信你‘空城不空呢!”

杨四喜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哪敢唱空城计?要没有你们在后头坐镇,我还真有点害怕呢。

好啊!”沙飞拍了拍杨四喜的肩膀,你不敢唱我敢唱,不过你可得给我当那个把门的老兵啊?”

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工兵班的一个小伙子不知道《空城计》是怎么回事。于是沙飞一本正经地清了清嗓子,拉开架式讲了起来:话说当年诸葛亮错用马谡,痛失街亭,司马懿率领魏军直逼西城……”

大家正听得高兴,王清江领着两个村干部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上庄村的民兵队长,另一个我没见过。沙飞介绍说:

他是上庄村的副村长兼治安员。这次反扫荡,由于我们及时向村干部们通报了各方面的情况,并协助他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乡亲们的转移非常顺利,大家也都很平安。据两位村干部说,当地的区政府对上庄村的工作很重视,要求民兵尽全力帮助我们保护好画报社的器材。同时区政府还发动了邻近村庄的民兵队伍,命令他们对附近的日军进行轮番骚扰,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从花塔山转移到东、西两侧。几天前民兵队抓到了一个跟随日军扫荡的汉奸特务,问出了不少情况。其中有一点对我们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是极为有用的,即:驻扎在上庄村的一部分日军,近日内已向灵邱一带开拔。

这次大扫荡虽然像以往一样来势凶猛,手段残暴,但是由于抗战爆发以来日军不断延长自己的战线,兵源不足和供给不足的矛盾已经大大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人的新兵日益增多,老兵日益减少,小部队作战的素质越来越差,常常不得不避免一些冒险性的出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便减少自己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民兵的夜间偷袭就显得格外奏效。敌人在夜间往往不敢出击,只是盲目地开枪、开炮。

我们了解到上庄一带的情况后,心里踏实多了。抗日战争时期冀察冀老百姓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用文字是写不完的。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临别的时候。沙飞再三请两位村干部向乡亲们转达问候。最后又从挂包里取出一张图纸交到副村长手里,说:我们在后山藏了一点粮食,这是地形图,请乡亲们拿出来救救急吧。

谁都知道粮食在这种非常时期的价值,那位副村长连忙推托,说是村里眼下还有粮。沙飞不由分说地抓住他的手:不要客气了,我的好同志,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嘛。

黎明前我们让杨四喜送两位村干部下山,第二天中午返回自己的营地。

石少华:风雨十年(八)1943年秋季日寇大扫荡纪实沙飞摄

自从反扫荡以来,晋察冀日报社也像我们一样,把笨重的机器和设备都坚壁起来了,只留下几部轻便的印刷机,继续出版刊登国内、国际电讯稿的小型刊物,供领导机关了解近期的重要情况。他们的驻地距我们所在的花塔山口约二十几里。我们除通过总机同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外,每两天还派专人去那里取一次电讯稿。《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沙飞作为《抗敌报》草创时期的负责人之一,始终对《晋察冀日报》的情况非常关心,同时他与报社总编辑邓拓同志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天,通讯员把刚刚取回的电讯刊物送到我和沙飞的房间,小声对我们说:报社发行科长告诉我,这两天不要去取电讯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转移。

为什么?”沙飞立刻警觉地追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倒没出什么事.听说是因为报社在那儿驻地时间太长了,怕走漏消息。

知道转移地点吗?”

马兰–“通讯员压低了声音。

我可就在这儿说了啊,发行科长嘱咐我一定保密的!”

可你到底还是没保住哟!”沙飞故意板着脸说。

可是……”通讯员急得脸都红了。您不是问我吗?”

好了,沙飞拍拍通讯员的肩膀,出去以后不许乱讲,有人问也不准说,记住了吗?””是。通讯员敬了个礼,出去了。

沙飞点起一支烟,默默地走到军用地图前面,细细地查看着,思索着。我知道,他是在为报社的同志们担心呢。战斗在敌后,是常常需要转移的。否则过久地滞留在一个老地方,就难免被敌人盯住.从而带来不必要的牺牲。然而要在反扫荡的战斗间歇里进行转移,有时又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过了好一会儿,沙飞才抬起头来对我说:我在马兰住过,村子旁边是条小山沟,很隐蔽,是个好地方。话虽这样说,我从他的神色里仍然感到几分不安。

当晚九点半钟左右,电话员进来报告说: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通报晋察冀日报社在转移途中与一股日军遭遇,手榴弹和枪声响了二十几分钟,军区要我们加强警戒。沙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命令电话员立刻设法接通晋察冀日报社的电话。

不用说,要在短时间内接通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时间判断,晋察冀日报社肯定是在出发途中与敌人遭遇了,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一切都需要等待。对于沙飞来说,这几个小时一定比别人更难挨。他不停地吸着烟,焦急地走动着。大约在凌晨一时,电话终于接通了。沙飞一把抓起听筒,顾不得呼叫对方的代号就大声说:我是沙飞,请老邓听电话。报社的电话员告诉:邓拓同志受了伤,正在接受治疗。沙飞又问:丁一岚同志在吗?”对方说:丁一岚同志现在还没有找到,报社的电话刚刚装好,正在设法联系。沙飞明白情况比较严重,不宜在电话里多问了,于是便通知对方我们立刻派人去联络,请报社警卫人员作接应准备。

石少华:风雨十年(八)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在平山县滚龙沟村    沙飞摄

放下电话,沙飞考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马兰离花塔山不算远,可以从小路过去。邓拓认识赵烈和赵银德,常去取电讯的通讯员同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们很熟。所以我看可以让他们三个一起去一趟,弄清情况。我同意他的意见,立刻让通讯员去请赵烈来作具体安排,最后商定赵烈等同志一定于次日夜晚赶回。 

整整一夜,沙飞几乎都没有睡,直到第二天赵烈从晋察冀日报社带回了详细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晋察冀日报社的这次转移是了充分准备的。他们事先派出十几位同志在马兰接应,转移的前几天,又派了侦察小组,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对沿途情况进行了反复侦察。从报社原来的驻地到马兰村,必须越过一条公路,公路附近又是一片河滩。汛期过后,山里的河滩就大都干涸了,形成一片难以隐蔽的开阔地。好在当地老乡在路边种了很多玉米和高粱,虽然秋收已过。玉米秆和高粱秆仍然留在地里,可以作为屏障。据侦察,这一带没有敌军驻扎.只是白天偶尔有过路的日、伪军部队。当天下午曾有一千多人的日军主力通过了公路.然而傍晚以前一切又归平静,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其他情况。这样,晋察冀日报社决定按计划在天黑以后开始转移。

当时,报社分为印刷和编辑部两部分。印刷厂的同志多半年轻力壮,有不少从各部队抽调上来的干部、战士,身体素质好,战斗验丰富;而编辑部的同志主要是从平、津等城市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战斗经验和体力也相对差一些。为了保证安全,邓拓同志率领印刷厂的工人队伍为前导,编辑部随后,同时还派出一部分工人在侧翼武装掩护。

那一夜天色很黑,又是雾,十几米以外的东西便分辨不清。当队伍的大半已经越过公路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哨兵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们仔细观察,才发现从公路的一端出现了一股日军。距离已经很近了,他们立刻投出一排手榴弹,同敌人交了火。听到枪声,后面的同志马上撤离公路,分散隐蔽。而侧翼的掩护部队和附近的民兵则迅速靠拢过来,投入战斗。事后才知道,这是一股掉了队的日军,大约有20多人,他们也没有料到会与我们的队伍遭遇。双方打了一会儿,日军听到我们的掩护部队和民兵从侧后方打来的枪声,以为是中了埋伏,所以就拼命地沿着公路,边打边跑了。

邓拓同志那几天刚刚患了感冒,是骑在骡子上随大家转移的。战斗一打响。他的警卫员便跑到前面,紧紧抓住骡子的缰绳。可是这牲口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受到手榴弹、枪声的惊吓,一阵猛跑,挣脱了警卫员手里的缰绳,把邓拓同志重重地摔了下来,胳膊刚好碰在一块石头上,疼痛难忍。大家赶忙搀扶着邓拓同志撤到马兰村。

队伍到达马兰后,发现印刷厂无一重大伤亡,编辑部的同志却无影无踪。大家都很着急,先后派出两个侦察组沿途寻找。

邓拓同志的爱人丁一岚,是1938年底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1942年与邓拓结婚后,调到报社,在编辑部工作,所以这次是随编辑部转移。医生看到邓拓同志臂部受伤,便不准大家向他汇报编辑部的事。所以沙飞打电话询问丁一岚的情况,报社的同志也没敢多谈。在战争年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和意外,然而在情况得到最后的证实之前.谁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担心。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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