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
八
1944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的群英大会如期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各主力兵团的战斗英雄、民兵中的战斗英雄、拥军模范和“子弟兵的母亲“等。边区的党、政、军领导人也都出席了大会。代表们介绍了反扫荡中的许多英雄事迹，其中神仙山阻击战、阜平地雷战英雄李勇和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晋察冀画报第5期，1944年3月出版，封面人物“晋察冀三英雄”，左侧：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邓仕均（又名：邓世军）；中间：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右侧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叶曼之摄
神仙山位于阜平、唐县、涞源和灵丘之间，是北岳区的中心。方圆百余里，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和天然石洞，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经常驻扎在这一带，第三军分区、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学校以及医院、制药厂等单位也都设在附近。反扫荡开始时，军区领导估计日军必然要在这里与我一战。所以命令42团留守神仙山，利用制高点坚持内线作战，以便阻击敌人，为其它主力部队消灭日军创造条件。
果然，日军从平房、金龙洞、马石、马庄分四路向神仙山进攻。我42团采取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一路的战术，从去年9月25日起，一直坚持到9月30日。敌人久攻不下，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胡乱放了一阵枪炮，灰溜溜地撤走了。11月初，日军重新调集了4千多人，兵分九路，用闪电战的方式突袭神仙山，甚至出动了飞机，但是仍然没得到什么结果。后来敌人的一个大队带着500多驮子在神仙山东麓的曹庄台宿营，又遭到我42团的袭击，狼狈逃窜。仅这三次战斗，42团就击毙日军■多人。为此，军区授予该团“神仙山保卫者“的光荣称号。
阜平游击战中，涌现了许多令人钦佩的民兵英雄。阜平城是晋察冀边区的首府，从而成为日军大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扫荡开始，日军的各路人马就直扑阜平。我军区和主力部队都转移到外线伺机打击敌人，而阜平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则坚持在内线斗争，进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内线斗争。敌人从1943年9月16日进入解放区，一路受到民兵游击小组的骚扰和地雷轰炸，走走停停，直到10月2日才进入阜平城。这时阜平城内早已摆好了我们民兵的地雷：走路，脚底下有地雷；挖窖，窖口有地雷；推门，门框上有地雷；抓鸡，鸡窝里有地雷；甚至到菜地里拔萝卜，萝卜下面也有地雷。敌人被炸得胆战心惊，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当天下午就撤到了城外。民兵爆炸英雄李勇，是这次地雷战中的佼佼者。他领导的游击小组，在反扫荡中爆炸地雷69个，炸死炸伤日伪军364人。短短的三个月反扫荡，敌人共在晋察冀地区踏响地雷4400多枚，遭到了沉重打击。在我军缴获的日军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地雷战使我将官在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搬运伤员，如果5个人受伤，那么就会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地雷效果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边区民兵地雷战的广泛开展，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在外线的出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大会还介绍了戎冠秀同志的模范事迹，授予她“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除去戎冠秀之外，还有许多拥军模范到会，他们的事迹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大会告一段落时，《晋察冀画报》的“反扫荡专辑“登场亮相了。我们把“专辑“分发给到会的代表，每人一份；另外还分发给每个单位一包，让他们拿回去送给大家传阅。会场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代表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或者战友们的照片和事迹，都非常兴奋和自豪。这期画刊在当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当天下午，被评选出的英雄、模范集合在广场上，军区机关事先备好了马匹。所有的马头都披红戴花。首长们把英雄、模范们扶上马，并亲自为他们牵马开路，在周围群众的欢呼声中鱼贯而行。文工团员和当地的老百姓还为代表们表演了各种精彩的节目。群英会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采访归来以后，画报社的同志们又熬了一个通宵，将胶片连夜冲洗、放大、撰写说明、对号入座。为了争取尽快发稿，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把编好的稿件送回编辑部；其他人员就地完成最后的工作，有问题及时找代表们核实，明天上午返回驻地。
当晚，我到潘自力部长那里汇报工作，当时他是个单身汉，所以很欢迎我们这些人常去坐一坐。我首先谈到了沙飞的近况：他冻伤目前已基本愈合，只是暂时仍不能走路；他坚持要回到画报社边工作边休养，医院方面也同意了。我们准备最近就接他出院。潘自力同志赞成这个安排，他说：“沙飞这个同志是闲不住的，我了解他，回到画报社对他是个安慰，也许反而会有好处。“接着，他又嘱咐我一定安排好沙飞回社后的工作和生活，确保他的身体迅速复原。
沙飞同我商量过的两份报告已经由主管部门批复，潘部长把批复件交给我，并作了一些交代。关于罗光达的调动问题，边区政府已经同意，目前他正办理移交手续，过不了多久便可以回到画报社。派李鸿年去北平工作的设想也得到了城工部的批准，准备先安排他到城工部接受训练，今后他由城工部和画报社双重领导。
潘部长还告诉我，他同意我们举办第五期摄影干部训练队（此处所说第五期，应是石少华以他在冀中已经举办的四期训练队为顺序。就晋察冀军区而言，不算1941年7月在平山陈家院办的那一期，这期实为第一期，顾棣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中便是这样确定的——编者）的计划，并根据沙飞和我草拟的报告，向北岳区各军区、各主力团发了通知，让参加训练的学员在3月1日(1944年)以前到画报社报到。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军区领导为了充实画报社的技术力量，同意由我们到抗大一分校和陆军学校去挑一批学员，经过训练后归画报社分配使用。
潘自力同志又详细询问了反扫荡减员以后的画报社的工作情况，一再说，“赵烈同志牺牲了实在可惜，以后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应该再补充一个指导员。“画报社本来是应当设一名政治委员的，但是在画报社成立时，潘自力等领导同志为了加强正、副主任的责任感，只安排赵烈担任指导员，负责社内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全面的业务工作则由正、副主任主管。这样就便于明确责任。
潘部长很会做人的工作，同他谈话，时间似乎总是过得很快。我从他那里出来时，夜已经深了。
采访群英会的照片经过洗印和筛选，很快便挑出一些准备发稿的较好作品。记得其中一幅是汪洋同志拍摄的。汪洋当时是抗敌剧社的副社长，对戏剧、摄影和电影都有兴趣。那张照片拍的是“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她骑在马上，笑得很自然，牵马的领导形象突出，周围群众的情绪也很集中。经研究，我们决定用较大版面刊登了这幅作品。
朱良才送别戎冠秀 汪洋1944年摄
赵启贤和杨国治在核对所有的采访照片时，发现有两位战斗英雄的照片被漏拍了。为了对战士们负责，也为了保存这段完整的史料，我们立刻派人前去补拍，同时抽出几个同志负责重新核对存档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坚决避免张冠李戴的情况出现。
第二天清晨，我们为沙飞作好安排，把他从医院接回到画报社。医院的木匠专门为沙飞做了一副担架。驻地的村公所还派来四个民工，帮着抬担架。沙飞卧在担架上，还像过去那样满不在乎地开着玩笑：“我这腿没冻掉，反倒衣锦还乡了啊!”
程管理员在我们那间屋里为沙飞重搭了一张木板床，担架可以直接放上去，十分方便。画报社的木匠又按照担架的宽度，做了一张小折叠桌，这样沙飞就可以坐在担架上批阅文件了。沙飞见大家都替他忙来忙去的，心里感到很不安，总是有点抱怨地说：“你们要是再这么搞，我可就回医院去啦!”当然，他是不会回医院去的，只要同画报社在一起，他就比什么都高兴。
这段时间，沙飞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938年冬天，《新华日报》曾转载陈克寒采写的一篇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通讯，其中提到晋察冀《抗敌报》副主编沙飞的名字。王辉从这里得知了沙飞的音信。1940年底，王辉奉命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调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更多地看到了从根据地发来的报纸。可以想见，她当然也是《晋察冀画报》的热心读者。1944年夏天王辉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以后，认识了一些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过的同志，打听到不少有关沙飞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沙飞已经入党，但是仍未成家。
有一天，王辉在杨家岭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如实汇报了自己与沙飞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同志立刻要王辉写一封信，答应设法转给沙飞。后来他从聂荣臻同志那里听说耿飚同志要带领一队人马回晋察冀，便亲自将王辉的信委托给他们。沙飞接到信后，曾通过内部电台发去一封电报，欢迎王辉和孩子们前来团聚。这封电报由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转给党校六部，交到王辉手里。但是由于王辉在党校的学习尚未结束，邓颖超同志劝她学习完再去晋察冀。
这些事情沙飞不大愿意公开，但是从他那副喜滋滋的神态里，我们已经体会出某种特殊的涵义。
沙飞喜欢热闹，自从他回来以后，不断有人来看望他：丘岗、高天辉是头一批客人，接着又来了夏兰、周游……。
一天，师容之同志匆匆前来，说是他很快就要随主力部队去延安了。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仍然不断与我军制造摩擦，一旦抗战结束，内战的危险是人所共知的。也许正因如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晋察冀军区抽出几个主力团，开往延安。
师容之与沙飞很熟，也谈得来，正巧王清江在这时闯进来，说印刷厂有事要我去处理，我便暂时告别，让他们两个先谈。当我重新回到房间来的时候，沙飞正颇有点神秘地交给师容之一封信，师容之微笑着说：“放心吧，不管多么难，我也会尽力而为的。“说完还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没有多问，但是分明已经感觉到，那封信一定是沙飞转给爱人的。我不禁暗暗为他感到高兴。
沙飞夫妇的离异，经历过那么多传奇般的曲折；而这封寻求团圆的鸿书，竟也同样是千回百转，直到那一年的秋天，才度尽劫波，换来了回音。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