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

九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许多夫妇为了党的工作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他们最珍贵的感情。沙飞与王辉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辉原名王秀荔，由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使用过很多化名：在广东、汕头参加青抗会时叫王玉珠，在桂林时叫王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才改名为王辉；后来在重庆转入地下工作，又化名王谨芝。最后，她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重新沿用王辉这个名字，直到今天。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尽管她与沙飞都在内心深处暗怀着哀怨之情，他们终于还是离婚了。离婚以后，王辉继续在汕头从事地下工作，同时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南侵，汕头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地下党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王辉早年在香港教会开办的英华女子学校读书时，结识了不少基督教徒。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只得托这些慈悲为怀的基督教友，把儿子大力和女儿小力(当时分别叫司徒飞和司徒鹰)送到了香港保育院。然而在那个屈辱的时代，偌大的中国并没有一片平静的港湾—当王辉调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之后不久，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一位住在香港的朋友告诉她，两个孩子已经随保育院迁到贵阳。皖南事变前形势恶化，王辉奉命撤往重庆—从桂林到重庆，旅途上的交通站之一正是贵阳!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的帮助下，王辉终于找回了那两个几乎成为孤儿的孩子，但是当她看到自己思念的儿女竟是衣衫褴褛、满身疥疮的时候，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沙飞王辉夫妇及长子王达理（右二）、长女王笑利（左一）。1946. 张家口

大力和小力没能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得到那么多家庭的温暖，然而他们从革命队伍中分享到的，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补偿：经过周恩来同志的批准，组织上决定送他们去延安学习。看着他们穿上八路军办事处发给的新衣服，看着他们的脸蛋重新泛起红晕，王辉破涕为笑了。孩子们从重庆去延安，本来王辉也想同行，但是工作需要她留下来，于是她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托付给组织。

王辉在桂林办事处负责财务，原来准备到重庆仍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当时办事处的图书馆长任锐同志(孙炳文烈士的妻子)要去延安，需要有人接替她，于是王辉便顶了上去，直到后来王汶同志又来接她的班。

1940年以后，王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管财会业务。当时同她在办事处一起工作的张剑虹同志曾应我之邀，写下一些片断的回忆，简录如下：

“王大姐经管财政会计工作，做得很出色。主要是她有一颗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心，对同志具有深厚的革命感情。为此，她博得了党的领导和年轻同志的信任和爱戴，都称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优秀党员。她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迹。

“她对财政开支把关甚严。河水、井水，泾渭分明。不该开支的，她绝不通融一文钱。记得我们红岩村的同志每年要发一次服装费，因为我们外出做统战工作，要着装整齐，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还要穿得颜色鲜艳，样式时髦。有的同志爱漂亮，做的衣服超过了服装费的限额。王大姐就绝不允许报销超支款项。例如：妇女组的一位同志打破了每人两件衣服的规定，做了三件旗袍，她把报销单拿到王大姐面前，王大姐按照规定未予报销。后来周恩来同志批评了那位同志。最后王大姐只按规定给她报销了两件旗袍的费用。还有外事组和军事组的两位同志，领了出差活动费，拖拖沓沓老不报销。王大姐先是劝他们快些结账，当他们不以为然时，便铁面无私地执行财政纪律，不准他们另外借款。最后这两位同志只好服从纪律，按月报销自己的活动费。

“那时候，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委员邓颖超同志生活非常简朴，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有一回，邓颖超同志找王大姐要了一块碎布给周恩来同志补西装的裤子。王辉同志对这一件事很动情。后来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及周公馆的一些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大家想到周恩来同志工作很辛苦，而且还要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以及外国客人打交道，如果穿得太寒酸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大家偷偷量了周恩来同志那条西装裤的尺寸，重新为他做了一条。裤子做好了，却没有人敢送去。后来周恩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些同志批评了一顿，要大家在生活上经常和延安的同志们相比，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王大姐坚持秉公办事有了名，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王大姐对革命的忠诚，不仅红岩村的同志一致称赞，就是住在曾家岩的南方局最高领导同志对她也很信任。有一回王大姐生病了，党组织为了她得到治疗的方便，让她住在城内曾家岩50号。这里是周恩来同志的寓所，是他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用以开展工作的场所—周公馆。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常常在红岩村办公，那里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其实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地。他们回红岩村的时候，曾家岩的房子就由王大姐看守。并掌管保险柜的钥匙，以防意外。

“王大姐在红岩村，和我们这些小姑娘的关系很密切。我那时十几岁。王大姐年龄居长。她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是一个方面的负责人，但她没有架子，为人谦虚、诚恳。我是很喜欢她这样的为人的。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止我一个。有时她关心我们，说些真情话，例如：找对象要慎重啊，不要光是唱歌唱个没完啊，我的幼稚的回答往往逗得她发笑。她有时也对我谈心。我奇怪她那样大年纪，大约30来岁了，为什么没有丈夫?我不敢问她。有一回她对我讲了她的故事，但她并没说过‘沙飞‘这个名字。她说：她爱人是在抗战之初同她分别的，说是两人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才分开的。她承认她对沙飞理解不够，她认为他有摄影才华，但生活太散漫了，和他在一起会影响她担任党的交通站的秘密工作。况且王大姐当时还要搞上层统战工作以及组织女工识字班等等。她承认他俩感情并未破裂，但是分开了，这是充满遗憾的分离。我那时不懂事，总是说：‘大姐个性太强了!何苦哩?’王大姐只知道爱人在解放区，在何处则不大清楚。到重庆工作以后，她在《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名字，才完全放心了。

“1944年，我们一批青年去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学习，王大姐也和我们在一道。比起我们这些人，她的心中更多了一层欣喜，因为到了延安就有可能找到沙飞。她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前往延安的。“

王辉到达延安之后，刚在中央党校安排就绪，就去安塞看望大力和小力。不久，师容之带来的信也送到她的手里。

王辉再也不想重演几年前的悲剧了，再也不想发生新的误解，因此她想到了她能信赖的唯一途径，依靠组织。

周恩来同志当时正在延安，于是王辉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并请示是否可以给沙飞转去回信。

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完这段故事，立刻根据王辉的要求作出了安排。当时中央正在筹备中共中央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蒋管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陆续云集到延安，聂荣臻同志也在其中。因此周恩来很快便与聂司令员通了电话，介绍了王辉和两个孩子的情况，并要求晋察冀军区尽快将沙飞的近况汇报到延安，帮助这一家人早日团圆。聂司令员本来对沙飞是比较熟悉和关心的，三天前，沙飞的大儿子王大力，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面见了聂司令员，他打听了父亲沙飞的情况。聂司令员也从大力口中知道王辉同志和两个孩子的情况，本来他想很快把此情况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的，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工作太忙，没有机会报告，刚巧周恩来同志来了电话，并交待办理好此事。聂司令员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为了慎重，还是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发往晋察冀。

朱良才和潘自力同志接到电报，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当天便把沙飞找来，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汕头一别，毕竟已经过去了十年；沙飞拿着那薄薄的一纸电文，顿时百感交集，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看见他那副样子，朱良才和潘自力同志都忍不住笑了。朱主任拍了拍沙飞的肩膀，诙谐地说：“这种事情我们不好包办代替。咱们还是分一分工吧?关于你的情况由我们电复延安，不过你本人究竟欢迎不欢迎妻子和孩子，就只能由你来答复了，你看怎么样?过一段时候我也要去延安。“沙飞默默地点点头。随手拿过一张纸，习惯地写下“秀荔“两个字。但是他很快又把这两个字划掉了，略微思索了一下重新写出这样几行字：“王辉：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和孩子到晋察冀来，诚挚地等候你们。沙飞“朱主任和潘部长看了沙飞写好的电文，微笑着连连称赞：“好啊，到底是不同凡响啊，言简情深。“沙飞平日也是最爱开玩笑的，然而此刻却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不久，中央党校办公室通知王辉去杨家岭见周恩来同志。王辉立刻猜到：一定是晋察冀方面拍来电报了。她在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见到许多从晋察冀派来的同志，他们对沙飞印象都很好，向王辉介绍了不少情况。但是王辉仍然盼望着组织上送来的消息和沙飞本人的答复。当她终于看到了朱良才和沙飞分别拍去的两封电报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几十年以后，王辉同志对这段旧事仍然记忆犹新，直到1987年底，她还专门托人捎来一封长信，为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细节和建议。

当时，刚好有一批干部要派往晋察冀，周恩来同志建议王辉同志随队前往，至于在安塞读书的两个孩子，则最好等天气转暖时再去团圆。王辉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快便办好转调手续，在194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踏上了去晋察冀的旅途。

1945年7月初的一天，我正和画报社的同志们一起打扫庭院，赵银德跑了过来，让我去接潘自力部长的电话。潘在电话中告诉我，从延安到晋察冀的干部队伍已经顺利地越过同蒲铁路，今晚便可抵达二分区，稍事休整后，将于后天下午到达军区驻地，队伍中有沙飞的妻子王辉同志。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团圆作好准备。我同潘自力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沙飞与王辉应当算是久别夫妻的重逢，不存在复婚的问题，所以一切工作应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安排。潘部长同意这种想法，并且说朱良才同志也有同样的意思。

其实，王辉从延安出发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晋察冀与延安之间隔着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万一发生情况，就很难预料完成这一行程的时间。而同蒲铁路算是这条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关卡。过了同蒲铁路，很快就能进入晋察冀的第二军分区，不会再发生意外了。

潘部长要我最后征求一下沙飞的意见，于是我直截了当地把王辉同志即将抵达的消息告诉他，并且一本正经地问道：“我们认为你和王辉是夫妻重逢，不属于复婚或者再婚，你同意吗?”沙飞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笑着点了点头。我又说，“接待工作你就不要参与了，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养养精神，洗洗衣服。再加上理发、刮胡子，你看好不好?”沙飞还是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笑。他这个人，如果谈到工作、谈到别人，总会妙趣横生，而一旦谈到自己的私事，却又腼腆得像个大姑娘。

我把裴植，张一川、程管理员和新上任的指导员张致平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社部的房子腾出来。我和电话员、通讯员统统搬到印厂拨出的两间房子里去。张致平是位女同志，她的丈夫周郁文同志已调往冀热辽画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由于那里环境比较残酷，所以暂时把她留在晋察冀画报社，负责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次我们决定由她负责接待王辉同志；女同志在一起，总是方便些。

在战争年代，服装、被褥都是由部队统一发放的，大都是单人使用的，所以要完成全部的团圆“仪式“，还必须特制一套双人用的被褥。程管理员找来材料，又物色了几个善做针线的女同志，整个画报社顿时热闹起来。沙飞平时最怕刮胡子，蓄下的胡子又长又硬，但是这一次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听凭画报社的一群小伙子拿他的胡子开心。

沙飞、王辉夫妇分别9年后在河北阜平坊里村团聚。顾棣摄。1945年6月

第二天上午，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王辉同志快要到达军区驻地了。当时沙飞已经可以行走，而且在他负伤后我们把他的马换成了一匹健壮的骡子，骑上去非常平稳，所以我们都劝他亲自去迎接，沙飞默默地笑了笑，于是几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地将他扶上骡子，由赵银德陪着，到军区去了。

傍晚时分，王清江跑来报信。说是沙飞已经迎来了爱人，就要到村口了。画报社的同志们立刻跑了出去，村里的老乡听说沙主任的爱人来了，也都拥到村口凑热闹。

沙飞夫妇抵达画报社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庆祝团圆，程管理员准备了一桌简单、实惠的便宴，还弄来一点当地产的枣酒。大家入座以后，又要我致几句欢迎辞，我讲得非常简单—在这样一对历经坎坷的革命夫妻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吃着饭，赵银德满脸委曲地走了进来。沙飞问道：“你这小家伙又怎么了?”

“还怎么了呢?”赵银德说。

“他们非要问你和王辉同志在路上都谈了些什么?”

“那你怎么说?”

“我离你们那么远，一句也没听见啊!”

赵银德那副憨厚的样子，逗得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王辉同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时，就开始搞财务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而我们画报社目前家大业大，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因此我们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想法，准备在征求王辉本人的意见之后再作最后决定。

第二天中午，我和张致平同志一起去看望沙飞、王辉夫妇。进门后看见沙飞、王辉情绪都特别好，室内很简朴，但打扫得非常整齐，我心里想，看来一切都顺利的了。相互交谈了片刻，我们就告别了。

午饭后，沙飞来到我房间，满面笑容。我请他坐下，随后我问沙飞：“一切都好吗?”沙飞笑着点了点头说：“一切都很好，昨晚我们交谈了很多，一切误会都解除了。你前一段时候的分析是对的，假如不是你们的提醒，我们可能成为终身的憾事了。“我说：“你托人捎信到延安，决心下的很对。“沙飞问：“你知道此事了?”我点了点头，沙飞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顺便把王辉工作的设想向沙飞说了。沙飞没有表示具体的意见，只是说：“服从组织的安排。谢谢!”

王辉同志为人坦荡、热情，刚休息了两天，就主动要求工作。论资格、论经验，她在画报社都是数得着的．但是她一再向我表示她刚到敌后，对敌后斗争情况不了解，千万不要给她个什么“长“当。她愿意负责画报社的财务工作，同时又担心沙飞在这里当主任由妻子主管财务有些不便。我想了想，同她商量说：“财务部门在行政上可以归裴植同志领导，重大问题可以找我解决，如果有必要再由我向沙飞汇报，这样就不必顾虑了。至于夫妻在一起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已经作出了榜样，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处理好的。“

两天以后，上级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正式任命王辉同志主管画报社的财务工作。在王辉担任这一职务的日子里，她为画报社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与沙飞共同作出了种种表率，从而受到画报社全体同志的敬重。日本投降以后，王辉同沙飞一起去张家口进行接收工作，后来又调往晋察冀边区银行。　　

沙飞（左一）、王辉（左二）夫妇1945年6月在坊里重逢时，与石少华（中）、张致萍（右二）、李建新（右一）合影。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