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临终之前，留给我隐藏半个世纪的身世之谜

2006年12月28日，我妈妈去世，享年九十岁。

妈妈住进医院，我天天去陪伴她。那天，妈妈抓住我的手，颤巍巍地说：“萍儿，妈不行了，妈就你这么个宝贝女儿。有句话妈不能再藏在心里，你呀，不是我亲生的……”

我贴着妈妈的脸说：“妈，什么亲生不亲生的，女儿就是女儿。”

1953年，我和妈妈在衡阳

我爸是一九九三年去世的。爸爸走了之后，妈妈的生活完全依靠我，我对她体贴入微。左邻右舍都说我妈有福气，独养女儿这么懂事孝顺。

关于我的生身父母，我老早就心里有数。好几次想问问我妈，我的生身父母是怎么回事。可是，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怕捅破这层纸，让上了年纪的妈妈心里结个疙瘩。

妈妈又接着说：“你的亲生父母都是解放军……你的生母，是个日本人，生父还是老红军……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双胞胎姐姐？我第一次听说。我追问道：“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双胞胎姐姐，是谁抱走的？”

妈妈说：“让我想想……我和你爸到部队孤儿院抱你的时候，你已经一岁多，有点会走路了。那是1953年。你姐老早被抱走了……”

儿时的我

妈妈又说：“萍啊，你还是‘送子观音’呢。孤儿院的阿姨说，你和你姐生下来才几个月，就被抱走了。你被抱走不久，抱你的妈妈自己怀上了，生下孩子后她又把你送还给部队孤儿院。这样才轮我和你爸抱你……你说，是不是我和你爸跟你有缘？”

我问道：“妈，抱走姐姐的人家你知道吗？”

妈妈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抱你姐的人家也是部队的。孤儿园阿姨说你姐长得比你还漂亮，可讨人喜欢了……”

一个星期之后，妈妈安然去世。

小时候我生活在湖南，住部队大院。爸爸妈妈都穿解放军军装。1958年，爸爸妈妈转业，一家三口来到杭州，在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后，爸爸单位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们住进梅花碑佑圣观路106号省级机关家属大院。我在下羊市街小学读小学，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家搬到环城西路上的省级机关宿舍，小学毕业，我考进杭州第十一中学。

机关大院里有几十户人家，每户人家孩子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读小学时，我是少先队中队长，调皮捣蛋的男生我去管，他们就骂我：独养女儿捡来的！捡来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捡来的，是他们故意欺负我。

3岁的我

1966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造反，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爸爸也被揪出来打倒了。我很害怕，不敢在外面乱跑，待在家里。

一天，同住家属大院的同学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杜湘萍，我告诉你，你不是你爸爸妈妈亲生的……”

我气坏了，怼他：“呸，你造谣！瞎说！”

同学说：“才不是我造谣呢，是总机接电话的叔叔讲的。”

1966年，平湖秋月留影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爸爸离休了。我结婚有了女儿。

那一次，爸爸身体不好住院。星期天我烧了爸爸爱吃的菜，去医院看他。爸爸见我来了很高兴，跟我聊天，说着说着他感慨起来：“萍啊，这事儿我迟早得告诉你，你是爸的宝贝女儿。你不是我亲生的。你亲爸是老红军，资格比我老，官比我大。可惜呀，他自杀了。”

我吃了一惊，当年同学说的是真的？我问道：“爸，他为什么自杀呢？”

爸爸说：“他结婚时花了点钱买糖果什么的，运动来了被说成贪污，他受不了……你亲妈也是咱部队的，是日本人……我把你抱回来，组织上还找我谈话呢，要我好好抚养你，保姆费、生活费部队出。”

爸又叹道：“萍啊，爸身体不好。要是爸先走了，你可要对你妈好。”

我脑子一片空白，愣了一愣才说：“爸，女儿就是女儿。什么亲生不亲生的。你放心！我是你们的亲女儿、孝顺女儿。”

我一直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从小吃得好，穿皮鞋，穿漂亮的衣裳。我小时候的衣裳全是爸爸带我上解放街百货公司挑选购买的。上了学，我的文具用品比同学多。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家里有爸爸这个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的肉、豆、糖之类的，爸妈总是省给我吃。

爸爸被关进了“牛棚”。机关发给我和妈妈每人每月十五元钱生活费。我和妈妈被迫搬出机关家属大院，住到黄龙洞山上的一间小屋子里。

住在山上很不方便，油盐酱醋都要跑到山下买，煤球要挑上去，米也要背上去。最可怕的是，山上老鼠多得要命，晚上睡觉都会爬到脸上来。

1967年，我在西湖边

1968年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杭州动员老三届初中生高中生上山下乡。我报名支边。

可是爸爸还在隔离审查，我担心我走了妈妈一个人怎么过？妈也舍不得我去那么远。

我的户口迁到了黑龙江省富锦县（后来又迁到爸爸老家山西省平原县西神头村），但是我偷偷地窝在了杭州，做了一名“黑”人。

“黑”人没有粮票油票豆腐票等杂七杂八的票，我每天下山，到保俶路买不要粮票的馒头。生活度日如年。

16岁的我

一直熬到1972年，新的知青政策下来了。新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可以不上山下乡。这时爸爸也恢复了自由，他亲自去山西老家，把我的户口迁回了杭州。

爸爸官复原职，但他没有利用手中职权，而是让我服从街道分配，进了建筑安装队。我成了一名刨床工，每天开动刨床轰隆轰隆地干活，一只耳朵的鼓膜都坏了，听力一直不好。工友们知道我爸爸是厅局级领导干部时，都很惊讶。

爸爸在我心目中可亲又可敬。

听爸爸讲过以后，我对亲生父母充满好奇、充满疑问：生父为什么会选择走绝路？生父为什么会与日本姑娘结婚？生母是日本人怎么会参加解放军……

我想问问爸爸。可是，爸爸身体不好，没等我鼓起勇气问，他就去世了。

我已长大成人

母亲走了以后，我心头升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单感觉。

亲生父母、同胞姐姐的谜团压在我的心头。我想，比我早三、四十分钟出生的姐姐应该还在世上。

如果能找到她，我就又有娘家亲人了，说不定还能解开亲生父母的谜团呢。

我想去找姐姐

2007年“五一”长假，我和女儿英英一起去庐山游玩。

我们游览黄龙寺。逛了一大圈，正要走出寺院，心事重重的我转身回到大殿。大殿门边的条案上摆放着签罐，我拿起使劲地摇，掉出一支竹签。捡起一看，咦，是上上签！

我拿着这支上上签向寺里的师父请教。

师父说，你今年有好运气。

我说，我想寻找五十多年前分离的同胞姐姐……请师父指点迷津。

师父说，你有贵人相助，想做的事一定能成功。

我知道解签师父很会察言观色，能从求签人的语言表情推测求签人的心思。但师父的话提醒了我：是啊，姐姐怎么找，从哪里找，得有人帮助才行。

庐山黄龙寺

谁能帮助我呢？我去找好朋友赵老师，把心愿告诉他。

赵老师在部队大院长大，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当了十来年的大学教师，还在政法系统工作过。赵老师人脉广，在部队、地方都有朋友，有学问，有见识，能力强，待人真诚。

赵老师一口答应帮助我找同胞姐姐。他先从查阅资料入手。

在中日友好协会工作的朋友给赵老师提供了图书资料。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原四野部队日本籍女护士

在2006年第26期的《凤凰周刊》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我认识的四野日本老兵》的文章，作者傅乐平。原“编者按”这样写：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数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东北有数万日本人包括医护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其中有一部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身解放战争。

文中还写道：“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

我生母也许就是这些日籍解放军官兵中的一员。我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们对我来说是个谜团。

2010年原解放军第38军日本老兵代表团访问中国

赵老师去了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单位。爸爸档案中记载着他转业前经历的两个单位：湘南军区、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

湘南军区从成立到撤销时间不长，我被抱养也许就在这段时间。

湘南军区撤销后分成衡阳军分区和彬州军分区，还有一部分可能划归到常德军分区。

记得爸爸生前对我说过，抱养我的时候，组织找他谈过话，孩子的保姆费、生活费由组织出。

部队的供给制有严格规定。既然我被爸爸妈妈抱养是组织上认可的，那么，爸爸当年的战友应该知道双胞胎的情况。

我和爸爸妈妈

我和赵老师分析琢磨一番后认定：只要找到我爸爸在湘南军区的战友，我亲生父母以及姐姐的谜团就能解开。

湘南军区撤销后一分为二了，我们先去哪里呢？

记得爸爸妈妈的军装上，还有我小时候的老照片上，有“衡阳”“常德”“广州”的字样。

还是先去衡阳吧。2007年5月19日，我与赵老师一起坐飞机去湖南。

到了衡阳，我们找宾馆住下。赵老师的衡阳朋友带我们来到衡阳军分区干部处。

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人员变动频繁，我们在干部处没有找到线索。

干部处的同志说，50多年前的部队干部都离退休了，住进了干休所。你们到那里打听打听，也许能找到线索。

有道理。我和赵老师便去衡阳干休所。

我们到干休所大海捞针似地挨家挨户拜访，在那些素不相识的离休干部面前，我拿出爸爸妈妈的照片，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都说不认识，抱孩子的事就更不清楚了。

在干休所里整整“捞”了一天，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心绪不宁。

第二天继续去干休所。继续一家一户地拜访。我们问到了葛振林的家。

葛振林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宁可跳崖也不投降日寇。葛老英雄2005年去世了，夫人健在，姓王。

我对王老太太说了一大堆话。王老太太呆呆地坐着听呀听，突然她恍然大悟，看着照片说：“噢，这个人我认识，我们一起南下的嘛，他是不是三五九旅王震手下的……”

哈，方向对头，有希望了！脑海里亮光一闪，我开心地笑了。

赵老师的朋友也很高兴。他带我们找到了原衡阳军分区司令员罗平的夫人季奶奶。

季奶奶胖胖的，慈眉善目，一口北方话，有九十多岁吧。季奶奶记不起我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当年双胞胎的事情。

赵老师耐心地启发她：“奶奶，您还记得湘南军区吗？这里有以前在湘南军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吗？”

季奶奶想啊想啊。“有，有！”她终于想起来了，说，“衡阳军分区有位后勤部副部长，姓苏，就是从湘南军区调过来的。”

苏部长现在在哪里，季奶奶不知道。季奶奶把儿子的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去问她儿子。

季奶奶儿子的电话不是忙音，就是没人接。

好不容易打通了。接电话的是季奶奶的媳妇。她说，她爱人不在家。苏部长她认识的，住在某个开发区的干休所里，具体地址不清楚。

衡阳有十几个开发区，我们通过114查号台查，电话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终于打听到，在“立新”开发区干休所里，有个姓苏的老干部。

我们打车去苏部长家。这是到衡阳第三天的下午。

到了苏部长家门口，我们敲门。敲了好长时间，没人答应。

楼上楼下的人都被惊动了。他们说：“你们找苏部长啊？苏部长在家的，他耳朵不好，听不到。他老伴在那边打麻将，你们有事找他老伴好了。”

赵老师立马上去找苏部长老伴。我守在这里，继续敲门。敲啊敲，苏部长终于听到了，开了门。

这是一位英武的老军人，高个子，大脑袋，小眼睛，腰板笔挺，穿着花衬衣，看上去有八十来岁。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明上门拜访的目的。我拿出爸爸的照片给他看。

他瞄了一眼，摇摇头说，不认识。

这时，赵老师把苏部长老伴找来了。我和赵老师站在门口，解释了半天，老俩口才让我们进门。

我们扯着嗓子，哇啦哇啦地大声说话。可是苏部长听力实在太差，一问三不知。

好不容易“抓住”一个苏部长，怎肯轻易放弃。我们大声喊着：“苏部长，你再想想，衡阳解放后，咱部队有个干部与一个日本姑娘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

苏部长木然的脸突然有了表情。他拍了一下手，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对，我跟新娘子挺熟的，她是咱部队卫生所的护士，日本人，长得非常漂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说到这里，苏部长又拍拍脑袋，说：“对了对了，那是在益阳军分区，新郎是部队的领导，叫拓德柱。新娘子叫‘藤别’，他们结婚是林彪批准的呢！婚礼我在场，办得很热闹，我是忙前忙后干活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生父生母的姓名。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屏住呼吸，追问道：“双胞胎后来呢？”

苏部长思路通畅了，冲口而出说道：“一个让衡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周刚则抱走了，一个被湘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杜福宝抱走了。”

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苏部长，我就是杜福宝抱走的孩子。”是的，杜福宝是我的养父。

啊？苏部长吃惊地看着我，接过我给他的老照片看了又看，说：“嗯，看出来了，这个人脸熟，是杜福宝，对，对，就是杜福宝！”

他抬起头盯着我左看右看，感慨地说：“你长得像拓德柱，你姐像‘藤别’，双胞胎小时候都很漂亮。你姐姐头发卷卷的，像洋娃娃，周刚则喜欢得不得了，起名叫周娜娜。娜娜可是周刚则两口子的心肝宝贝哦！”

我急切地问：“他们现在在哪里？”

“周刚则是一九五七年转业的，”苏部长说，“调到哪里我不清楚。不过，老周有个警卫员叫廖忠怀，还在衡阳，你们找他一问就知道了嘛。”

苏部长说，我和亲生父亲很像

我问我生父是怎么死的。

苏部长说：“我那时是个小管理员，领导的事情不清楚。”

生母结婚才一年，一对宝贝女儿才满月，丈夫突然死了。生母回日本，双胞胎女儿不能带走，一个人回到遥远的日本。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

从苏部长家出来，我擦干眼泪，和赵老师去找廖忠怀叔叔。

廖叔叔的家也在干休所，一问就问到了。廖叔叔不在家，到他深圳的儿子那里去了。我们打电话到深圳，与廖叔叔联系上了。

在电话里，廖叔叔说，周刚则是他的老首长。他知道，娜娜是老首长的女儿。不过，他后来抗美援朝去了，回国后再也没有与老首长联系。

廖叔叔听老战友说，老首长后来转业到地方，文革中患脑溢血去世。

赵老师在军史资料上找到了拓德柱，职务是益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时间是1951年。

那么，生父的档案会在哪里呢？

我们赶到益阳军分区。益阳军分区曾经撤销过，划归常德军分区，后来又恢复了。益阳军分区发生过一次火灾，好多档案资料烧没了。我们没有找到生父的任何档案资料。

我想看看当年益阳军分区的所在地。军分区的干部带我们去看旧址。

当年的老房子早被拆光了。军分区的干部指着面前的一所学校说，部队南下到益阳后，这里曾经是部队卫生队的医院。

没想到这里曾经就是我生母工作过的医院。我和双胞胎姐姐也许就出生在这里。

我环顾四周，浮想联翩。我想像着这里曾经的老房子的样子：木板房？红砖平房？还是楼房？

晚饭后，我和赵老师散步，又一次走到那所学校的门口。这时天还亮着，学校很清静，传达室的大伯悠闲地在门口转悠。

赵老师上前问，大伯，你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是益阳军分区的医院吗？

大伯反问，你们是哪里人？

赵老师说，我们是杭州过来的，小时候在益阳住过，这次到湖南办事，特意过来看看老地方。

大伯自豪地说，我当然知道。我在益阳军分区当过兵，现在退休了。

赵老师便坐在花坛边上与大伯套近乎，他有意将话题引到部队南下刚到益阳那几年。

大伯说，原先益阳军分区后勤部、医院都在这个地方，现在早拆光了。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他指着前面一条马路，说，这个地方以前有座坟墓，埋着一位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是自杀的。

为什么要自杀？赵老师马上追问，我警觉地竖起耳朵。

大伯说，说是多买了肥皂毛巾什么的，还有说是他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粮票不够吃了。我真想不通，怎么会为这种小事情自杀呢？

赵老师回头看看我。我盯着大伯问，大伯，这座坟迁到哪里去了？

大伯说，三年前修马路，把这座坟墓平掉了。

这位想不开而自尽的后勤部长，想必就是我的生父了。他竟然就埋在眼前的这条马路下面！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生父的自戕事件已经被传说得走样。发粮票是1955年之后的事情，之前部队的官兵全部都是供给制，父母与双胞胎怎么可能粮票不够吃呢？

难道是生父的在天之灵引导我走到这里并碰到这位大伯？我惊谔极了，感觉非常神秘。我双手合十对着马路默默祈祷：爸爸，您保佑我找到您的档案，找到我的亲姐姐吧！

在益阳住了一个晚上，我和赵老师赶到常德军分区，希望能查到益阳军分区移交过来的档案资料。问来问去，还是没有。

赵老师便托一位在湖南省军区管理档案的朋友，请他帮忙查找。湖南省军区也没有我生父的档案。

一个星期过去了。赵老师有公务在身，我也接到了杭州电话，公司有要紧事情等我回去处理。我们决定先回杭州。

在去长沙机场的出租车上，赵老师接到了湖南省军区朋友的电话，说，拓德柱的档案有下落了……

回到杭州，我抓紧把公司的急事处理完，6月11日，又约上赵老师一起飞到广州。我们先坐火车去深圳拜访廖叔叔。廖叔叔八十岁了，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廖叔叔介绍了好几位广州军区的战友，让我们去找他们。

我们回到广州。廖叔叔的战友们热情地招待我们，帮助查找我生父的资料。

生父的档案果然在军区档案馆，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

拓德柱：生于1921年；住址，陕西省绥德地区子洲县老君殿区阳坬村；出身贫农；1951年2月结婚，妻子别当，生于1924年，文化程度初小；出身贫农……

管档案的同志给我们看拓德柱的照片：看上去三十来岁，穿解放军军装，戴大沿帽，面容瘦削，眉眼透露出坚毅。

这就是我的生身父亲！五十多岁的我第一次看到生父的样子。我坐在椅子上，泪水糊住了眼睛。

苏部长说我的生母叫“藤别”，管档案的同志说档案上记载的是“别当”。也许，“藤别”是生母名字的中国读音？“别当”是生母的日本名字？

我想知道组织上对生父的处理意见。管档案资料的同志说，拓德柱的档案里没有关于他自杀评价和结论的记录。

此刻，我已经大致了解，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生父是部队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他与部队卫生队的护士相爱结婚，可能是组织介绍，也可能是自由恋爱，也可能遇到了阻力，惊动了部队的最高层领导。因为那时候中国人是不准与外国人结婚的，部队更严格。

终于能与自己心仪的姑娘结婚了，为了表达内心无比的幸福快乐，生父多买了几斤糖果，多花了一点钱。

可就是这个行为，一年以后引起了非议。他受得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却受不了和平年代的委屈，不惜甩下妻子女儿，拔出手枪自戕，以死明志。

我心中一声声地呼喊着：爸爸，妈妈，女儿来找你们了。

爸爸，你为什么要扔下妻子女儿？妈妈，你为什么要抛下女儿回到日本？为什么？我心里翻江倒海，难以形容啊。

我擦干眼泪。我要继续找双胞胎姐姐，必须要找到。而要找到姐姐，得先找到姐姐的养父周刚则。

赵老师提出想查找其他有关资料，以及周刚则的资料。管资料的同志说，拓德柱的资料只有这么多。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档案资料全部移交给地方了。

廖忠怀叔叔曾经说，老首长周刚则转业到广东省地方，不是在韶钢（韶关钢铁集团），就是在省政府什么厅当厅长。

从广州军区出来，我们先打电话到韶钢。这个电话一直没人接。

广东省的化工、轻工、重工、机械原先都有厅级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后全都撤销了。厅局级干部的档案归省委组织部管。我与赵老师决定去广东省委组织部。

到了广东省委大院门口，没有介绍信不让进。

大门一侧有信访办的牌子，有人进进出出。赵老师问了一下，说不要介绍信。我与赵老师便大模大样地闯了进去。

一位年轻的男同志主动上来接待我们，他姓梁。

我对小梁说，我们一不是来申诉、二不是来控告。我们来的目的是……我忐忑不安地解释，有点语无伦次。

我以为小梁会不耐烦，会急着打发我们走。不料他耐心地听我讲完，说：“我理解你们找亲人的心情，你们不要着急，我帮你们联系联系看。”

他翻开电话簿，找到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史志办的电话号码，用他的手机一一拨通。

小梁打电话讲广东话，叽哩咕噜，我听不懂。

过了半个多小时，省史志办回电话了，说我们提供的名字找不到，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周钢哲的副厅长，六十年代末去世了。

根据周钢哲的简历、职务、年龄、去世日期，我们断定“周钢哲”就是“周刚则”。“刚”与“钢”、“则”与“哲”是同音字。

既然周钢哲有了下落，小梁办了手续让我们进了省委大院。

在省委组织部，我们找了档案利用科陈科长。

陈科长让我们坐下，说：“厅级干部的档案不可以随便查的，我要请示一下。”

说完她就打电话。广东话，我们听不懂。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下班时间都过了，她才放下电话。

陈科长说：“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了，你们明天带信访办的介绍信来这里办手续，由信访办的同志带你们去省档案馆。”

第二天上午，我和赵老师兴冲冲到信访办找小梁开介绍信。

小梁很为难，说此事不归信访办管，开不出介绍信，再说他也是下面市县派到省信访办挂职锻炼的干部。

小梁已经帮了大忙，我们不能再麻烦他。赵老师便打电话给陈科长，请她想想办法。

陈科长也很为难，说要请示领导。等了半个多小时，陈科长回话说：“我请示过领导了，对你们表示同情与理解。这样吧，我给自己开封介绍信，我带你们一起去查。”

我、赵老师和陈科长一起打车到广东省档案馆。陈科长进去查，我和赵老师在外面等。

等了一段时间，陈科长出来了。

陈科长说她查到了周钢哲的档案，但里面没有登记家庭住址，也没有小孩的信息。

有周钢哲妻子的名字，叫孟翠芬。

与陈科长道别后，我们立刻打车去广州市公安局寻人处。

寻人处的电脑资料库里没有我们要找的孟翠芬。有两个1952年1月出生的周娜娜跳了出来：一个生于浙江省衢州市，一个生于广东省王华县，这两个周娜娜肯定都不是我要找的的同胞姐姐。

赵老师推测，孟翠芬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周娜娜可能出国或都改名字了。

我们请公安局接待的同志再帮忙找找。这位同志说，如果找到了，她不愿见你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把她的资料告诉你们的。

我们把广州朋友的电话给了接待同志，便回到了杭州。

又一个星期过去，广州朋友来电话了，说公安局确定找不到我们要找的孟翠芬和周娜娜的线索。

山穷水尽了？

赵老师拨通了另一位广州朋友的电话，托他寻找周钢哲家人的下落。如果还不行，他准备向当地媒体求助。

过了几天，这位广州朋友来电话了。他在广州大撒网，东托西托，一位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一位省级机关退休的老干部，周钢哲当副厅长时，他是办事员。他知道周厅长爱人已经去世，女儿在哪里工作不清楚，儿子在原机械厅的下属单位工作。

太好了，又有线索了！

赵老师在电话里一再道谢，同时请朋友帮忙联系周钢哲的儿子。

朋友不负重托，亲自登门拜访那位老干部，要到了周钢哲儿子的电话号码！

我大喜过望。我相信，找到了周娜娜的弟弟，就一定能找到周娜娜。我相信，这个周娜娜就是我失散50多年的同胞“姐姐”。

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到底是不是姐姐，还有待确认。我与赵老师商定，先由赵老师出面与娜娜的弟弟联系。

电话通了。赵老师把来龙去脉讲给娜娜的弟弟听。

电话那头，娜娜的弟弟说：“周钢哲、孟翠芬是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周娜娜是我姐姐以前的名字，文革时改名了。”

赵老师把照片和资料都传真过去。弟弟把这一切告诉姐姐。

娜娜不相信。父母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她是抱养的。她看了我的照片，认为我和她长得不像。现在骗子太多，突然杭州冒出个双胞胎妹妹，太离奇了，天方夜谭似的。

经娜娜同意，赵老师与她通了电话。赵老师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特别强调，我的公司运转良好，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不错，满世界找姐姐，只是想了却心愿，等等。

娜娜终于同意与赵老师见个面。7月11日，赵老师单独去广州与娜娜见面。

娜娜看了赵老师带去的一大堆资料、照片，突然想起她妈妈去世时，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曾经对她说过一句话：“现在你可以去找你日本妈妈了。”当时她莫名其妙。

看了赵老师带去的资料、照片，娜娜有点将信将疑。赵老师建议做亲子鉴定。娜娜同意了。

接到赵老师要做亲子鉴定的电话，我马上去杭州萧山机场，当天晚上就飞到广州。

我看过许多双胞胎的故事。有对双胞胎，从小分开，在不同的家庭长大，多少年以后他们碰上了，长得还是相像，连动作、习惯都一样。有一对双胞胎，高考分数都一样。还有些双胞胎，听说相互间能心灵感应。

我的双胞胎姐姐会和我一样吗？我心潮起伏。

我和娜娜在宾馆见面。我们冷静地互相打量。娜娜身高1.55米，我身高1.6米；娜娜比我胖，我皮肤比她白；我是O型血，娜娜是A型血。我们的容貌也长得很不一样。

到广州的第三天，我和娜娜一起去中山医科大学做亲子鉴定。给我们做鉴定的是法医鉴定中心的陆教授，他是法医鉴定的权威。

做鉴定的时候，娜娜问我，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百分之百是亲姐妹。

赵老师对娜娜说：你俩肯定是双卵双胞胎。虽然你们的相貌不是很像，但你的笑，你的手势，还有一些细微动作跟杜大姐很像。第一次见面我就断定你是杜大姐的亲姐姐。

亲子鉴定结果二十天后揭晓。

左边是娜娜，右边是我

电话铃响了。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娜娜的声音：“是真的。”

啊！虽然这个结果不意外，但我仍然像被电流击中一般，对着电话大叫一声：“姐姐！”我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去世以后，孤单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直到此刻。我像一只断线的风筝，晃晃悠悠地从空中飘落，而此刻，维系着我的那根长线突然又收紧了起来，我瞬间迎风而起。

公司同事被惊动了，大家都来祝贺我。

两个月来，我在浙江、湖南、广东三地奔波往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失散50多年的双胞胎姐姐，大海捞针竟然成功了！

是真的！

我请娜娜姐姐到杭州来玩，她马上来了。

我和娜娜姐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姐姐的养父母非常疼爱她。文革中周钢哲被打倒，一次开会时不幸突发脑溢血离世。孟翠芬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早些年也去世了。

弟弟是孟翠芬妈妈的外甥。弟弟生在农村，生活很苦，得了重病，来到广州治病，吃、穿、住，周钢哲夫妇全包了，还负担了治疗的全部费用。时间长了，就当儿子养了。

娜娜姐姐是高级工程师，穿着朴素。我带姐姐去西湖游玩，特意陪她逛女装街，给她买了好几套时装。

姐姐回广州后来电话说，她穿上我买的衣裳，朋友、同事很羡慕，都说杭州衣裳漂亮。

我终于找到了姐姐

这一年的9月，姐姐去美国办事。回国后，10月5日，姐姐赶到杭州和我一起去湖南衡阳，我们要当面感谢苏部长、季奶奶他们。

我们登门拜谢季奶奶。季奶奶老远看到姐姐，说：“你是孟大姐的女儿娜娜么？”

娜娜姐姐激动地快步上前，与季奶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拍电影吗？我呆住了。

原来，娜娜姐姐一家去广州之前，衡阳军分区司令是罗平爷爷，政委是周钢哲。他们两家是最贴近的邻居。季奶奶与孟翠芬妈妈亲如姐妹。

我仿佛看见了五十多年前的情景：我和娜娜还是两个懵懂无知的婴儿，每天享受父母亲怀抱的温暖……有时，我们会从父母臂弯里被小心地递出去，被部队的叔叔阿姨们小心地接住，逗着，大家快乐地笑着。

接住我们的叔叔阿姨中有苏部长有季奶奶。相隔五十多年的重逢啊，我笑出了眼泪。

姐姐第二次来杭州玩

双胞胎姐妹重逢了，苏部长夫妇像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不准我们住宾馆，一定要住到他们家里。

我们到的那天，苏部长夫妇在衡阳市最好的饭店定了酒席。苏部长一步不挪地守在饭店，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到来。苏部长与我们的三个爸爸都是战友啊。

在酒席上，我们姐妹俩与长辈们会面，满包厢欢声笑语，喜庆欢乐的场景足以告慰我们的生父和养父母在天之灵。

苏部长老伴开心地说，湘萍，就你来了以后，老苏得相思病了。老是跟我唠叨你们的生母“藤别”，说“藤别”长得怎么怎么好看，跟他关系怎么怎么好，我都要吃醋啦！

苏部长老伴嗓门大，苏部长挨着她坐，听清楚了。他哈哈大笑，说，那可不。“藤别”的漂亮赶上电影明星了，她有文化又有技术，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我跟她关系是挺好的呀，我那时是个小管理员，哪里敢痴心妄想！

大家开怀大笑。

又说起我们的“藤别”妈妈。苏部长老伴说，169医院成立50周年时，来了50多位曾经在部队卫生所工作过的战友，都是日本老头老太太。

啊？我大吃一惊！

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成立于1947年，前身是部队卫生所。解放战争时期随“四野”南下，定址衡阳。

在这群日本老太太中，会有“藤别”妈妈吗？我们知道得太晚了。现在该怎么与他们联系呢？这些日籍解放军老兵有认识我们的“别当”妈妈吗？“别当”妈妈还在世吗？她在哪里？

还有我的生身父亲，小小年纪参加革命，成长为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遗憾风云突变，英年早逝！他在陕西的老家怎么样了？那边还有思念他的亲人吗？这么多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天天翻江倒海，牵肠挂肚。

我还将继续寻找

一个陕北农家娃，早年在延安参加红军。后成为解放军师级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到湖南，与部队医院一位日本籍女护士结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孰料孩子出生不久风云突变……双胞胎分别被两对解放军夫妇抱养。50多年后，双胞胎中的妹妹为揭开身世之谜，踏上了万里寻亲、寻根之旅……

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转眼又十多年过去了。

十多年前，我历尽波折，找回了失散50多年的同胞姐姐。我特意去灵隐寺烧香，感谢菩萨保佑。

那一阵正好电视剧《亮剑》热播。我与娜娜姐姐一集不落。我还特意去图书馆借了长篇小说《亮剑》。

看到李云龙与田雨找对象那一段。我对姐姐说：我们的“别当”妈妈一定像田雨那样漂亮，温柔。苏部长说，好多人追求她呢。我们的拓德柱爸爸一定很有魅力，性格像李云龙……小说中的李云龙在文革中自杀了……

娜娜姐姐说，我爸爸（周钢哲）是赵刚式的政工干部，很有水平的。可惜走得太早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没经受住……

我说，我爸爸（杜福宝）也是。他七·七事变之前参军，1937年10月入党。后来政审填表，他在“参加革命时间”一栏填了1937年10月，错把入党时间当成了参加革命时间，就这样，他这个“老红军”成了“老八路”，离休后待遇差好多呢……

姐妹俩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广州和杭州之间来来往往，享受姐妹亲情、天伦之乐。

六十岁以后，我把公司交给女儿英英全权管理，自己退休回家做做家务，照顾外孙。

直到2017年。

杭州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天气渐渐凉爽起来。9月初，英英下班回来对我说，有位朋友想见见我。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因为工作关系，英英认识了某公司的负责人。该负责人中文系毕业，文化人，当过记者，大家都叫他宣老师。

无意中，英英和宣老师聊起外公是陕北老红军，妈妈曾在十年前费尽周折，找到了分离五十多年的双胞胎姐姐。

英英说：“宣老师非常感兴趣，问了好多问题，我说这些事情我说不上来，要问我妈。所以宣老师想见见你。”

我说可以啊。幼儿园开学了，我送外孙上幼儿园后就闲了。

那天，宣老师悄然无声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

宣老师个子不高，脸庞清瘦，穿灰布衬衫，带着浓重的绍兴乡音。

宣老师说：“杜妈妈，你的故事我已经听你女儿讲了，很感动。你怎么没回陕北老家寻根呢？”

我说：“宣老师，十年前为了找姐姐，我一根筋奔来奔去，激情燃烧。找到了姐姐，我心满意足了。回陕北老家寻根么，我也想过，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生父在世的话也快一百岁了，还能找到那一辈的人吗？”

宣老师问：“你有陕北老家地址吗?”

我说有。我从随身背包里掏出一大叠照片、资料，递给宣老师。里面有十年前我和赵老师在广州军区抄录的生父的老家地址。

宣老师接过，念道：“陕西省绥德地区子洲县老君殿区阳坬村。”

宣老师笑道：“‘坬’是生僻字，用在地名上，读hu。还有‘子洲’这个县名，是有来历的，为纪念革命烈士李子洲而命名。陕北有三个用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县，志丹县、子长县、子洲县。”

文化人就是不一样。

宣老师看着这些资料，感慨地说：

“杜妈妈，你一定要去陕北寻根！

“你生父1935年10月参加革命，在瓦窑堡医院当护理员，算起来，十五岁还不到。放到现在就是一个初中生，一个孩子。

“他参加革命，可能是因为家里穷，出去找个有饭吃的工作。一年不到，他就调去当警卫员了。1937年3月，他入了党，才十六岁。”

“再往后更有意思，他去了‘烽火’剧团。‘烽火’剧团很有名啊，没有点吹拉弹唱的本事进去干嘛？你生父肯定在工作中显示出了文艺才干，才被调进剧团。”

我也这样想过，十年前，广州军区管资料的同志对我们说过，抗战胜利之前，拓德柱在延安烽火剧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延安青年艺术剧团工作过，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

抗战胜利后生父就去了东北。

从档案上看，生父是1945年9月调到东北干部团三大队的。之后生父担任过东北合江军区团参谋、团供给处处长等职。“四野”解放大军南下后，1950年生父担任益阳军分区供给处主任。

宣老师指着“于虹”这个名字，问我：“她是你生父在烽火剧团的证明人。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宣老师说：“她后来改了名字，叫丁一岚，是邓拓的夫人。”

邓拓，党的高级干部，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一开始就和吴晗、廖沫沙一起被打倒。

邓拓与丁一岚

丁一岚本人也不简单。新中国成立时，丁一岚是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城台上，现场直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盛况。

丁一岚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

宣老师感慨地说：“陕北农家娃的成长足迹不同凡响!你生父有文艺天赋，聪明好学，进步飞快！”

宣老师又说：“杜妈妈，你的寻根既承载着厚重的中国革命历史，又承载着离奇的跨国爱情故事。这个根一定要寻！你们的成长经历，寻亲的那些桥段，写小说都编不出来！”

宣老师加了我的微信。“我会请陕西朋友帮忙。”他说，“我们建个寻根微信群，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发到群里。”

看得出宣老师是实干的人。我说：“找人很麻烦的，你那么忙。”

宣老师说：“这件事情我无论如何要帮到底。十年前，你那是大海捞针，现在有网络，不一样了。”

宣老师第一个拉进微信群的朋友叫赵晓卫，是电影制片人。

2017年9月9 日，宣老师给他发出第一条微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赵主任，今有一事相托！我偕杭州的一位朋友想在九、十月份去榆林市子洲县老君殿镇阳坬村寻根访祖（这是一份档案上找到的地址，从百度上看只有老君殿镇还在，找不到阳坬村）。

老君殿镇

我朋友的亲爷爷是老君殿镇人，是个延安老红军，可惜一九五二年去世。六十年来，朋友与亲爷爷家人从没联系上过，掌握的资料是解放前后的一页档案。

你在榆林市或子洲县是否有直接、间接的朋友，我们去寻访时希望能领个路。”

宣老师和赵晓卫主任开始在微信里不停地联系。宣老师对赵主任说，他在网上没找到老君殿阳坬村，你帮我查一下？

赵晓卫反馈说，老君殿是子洲县有名的大集镇，一直在。

老君殿镇政府

1958年老君殿区成立人民公社，所有村子都改为大队、生产队。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撤销，组建老君殿镇，原大队恢复为行政村。阳坬村被撤并掉了。

赵晓卫拉进一位朋友叫刘致形，在陕西文化投资公司榆林分公司工作。宣老师拜托刘致形帮忙寻找拓家人。刘致形很热情，把他在榆林的工作地址、联系电话都发给了宣老师。这时候是9月23日。

刘致形把榆林广播电台的顾江老师拉进了微信群。顾江拉进了拓红飞，他是拓家人，书法家，人称“陕北鬼才”。

这时寻根微信群已经有十来个人，热闹起来了。

宣老师和我商量，什么时候去榆林。我说听你安排。

我们决定利用国庆长假去陕西：10月1日出发去西安，2日至5日到榆林寻根，8日返回杭州。

榆林寻根

10月1 日，我们从杭州萧山机场起飞，到达西安咸阳机场。当晚，赵主任安排我们住市区的宾馆。

西安到榆林将近六百公里。宣老师向朋友借了一辆越野车。10月2日一早，我们驱车直奔榆林。宣老师和英英轮流驾车。

路上花了八、九个小时，到榆林已是下午三、四点。我们入住榆林人民大厦，是刘致形安排的。我们和刘致形在酒店见面。

我和刘总

刘致形在饭店定了陕北农家宴为我们接风洗尘。刘致形把拓红飞、顾江也叫来了。还有董默涵老师，大家叫他小董。

小董说，他爸爸从小一直生活在老君殿，对那里很了解。他当场给爸爸拨通了电话，说老君殿拓家人回来寻亲了，让他一起帮忙寻找。

席间，拓红飞捧出了一本《拓氏族谱》。沉甸甸的。

在这本族谱上，我找到了生父拓德柱的名字，还有我爷爷的名字。

我找着根儿了

60多年了，我第一次知道爷爷。爷爷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拓满柱，二儿子拓德柱，三儿子，四儿子……

按辈份，拓红飞叫我姑姑。拓红飞把这本《拓氏族谱》送给我，还特意为我手书了两个大字——“圆梦”。在字的左侧，题着两句小诗：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万里寻亲终圆梦。

美好的祝愿

晚饭后，拓保存老人赶来了。他是老君殿人，知道阳坬村的拓家。

老人说，拓家兄弟四人都已不在人世，老大满柱有儿有女，现在哪里还没打听到。老二参加红军老早离开家，后来不在了。老三去世早。老四有一个儿子。

老四去世后，媳妇带着儿子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子。究竟是哪个村子，他也不清楚。

10月3日，刘致形、拓红飞、小董带我们四处走走。晚上在拓红飞的小饭馆里，我们约定，明天去榆林市郊小董爸爸开的面馆吃饭。董爸爸人脉很广，小董已托他帮忙找人。

10月4日上午，我们一行驱车来到董爸爸的面馆。

董爸爸说，儿子叫他帮忙找人，他已经找到了，人也来了。

果然，饭店里已经有几个人等着。董爸爸介绍道：这位是阳坬村的老村长……这位呢，是你们要找的拓家人，他是拓家老四的儿子，听到你们来了，就从甘泉县赶过来了。

这么快就找到了？我呆住了。眼前这位朴实的黑黑的中年人，是我堂弟？我不敢相认。董爸爸招呼大家坐下来。

堂弟看上去五十岁不到，他说，他知道有两个双胞胎姐姐，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上辈人都已经故去，他已经不指望这辈子大家还能相见。现在姐姐找到老家来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堂弟的回忆是那么悲伤。我越往下听，越透不过气。

堂弟说，他知道二伯是老红军。有一年——哪一年他也说不清了——部队有信寄到乡里，乡里的干部通知拓家，说拓德柱死了。

晴天霹雳。二伯可是拓家人的骄傲啊。

拓家人问乡里的干部，二伯是怎么死的？

乡里的干部都说不知道。

拓家人跑了好几趟乡里，想要看看信上是怎么写的。每次，乡里的干部都是一口咬定，信找不到了。

老二从小参加革命，经常随部队开拔打仗，家里天天担惊受怕。终于等来全国解放，和平了，不打仗了，突然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呢？拓家人不明白，也不甘心。

堂弟说，二伯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湖南后，经常给家里写信，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封。随信寄过两张照片，一张是二伯和二伯母的结婚照，都穿解放军军装，胸前戴大红花；另一张是二伯与二伯母怀抱双胞胎女儿的满月照。

我打断他的话，问：“照片呢？”

堂弟说，这两张照片是拓家的宝贝，长辈一直珍藏着。有一年，老家生活好一点了，长辈拿出照片，托人到榆林城里去翻印、放大。这两张照片不知传到谁的手里，给弄没了。再也没找回来。长辈伤心啊。

唉！我心里长叹一声。

生父拓德柱，档案里的遗照

堂弟继续说。二伯死后，长辈们牵挂着二伯母和双胞胎孩子。两位长辈，按照二伯来信信封上的地址，千里迢迢赶去湖南部队找人。

长辈找到部队上的人，问来问去都说不知道。只好回来了。

这件事情长辈对我们说过，所以我们这一代都知道：二伯有家，有媳妇，有双胞胎女儿。但怎么找怎么联系，我们农村人没什么文化，真的不懂。

堂弟说的和生父的情况基本对得上。

拓家长辈去湖南应该在1953年左右，生父去世以后。这时候，我和姐姐都已经被养父母抱走了。

生父是部队的师级干部，他的自戕事件是严格保密的，知情人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就连熟悉别当妈妈的苏部长都不清楚。

拓家人跑到湖南，人生地不熟地打听拓德柱，一般干部与战士怎么会知道呢？就算他们找到了益阳军分区，找到了知情人，知情人又怎么会轻易告诉他们惨烈的真相？

我和宣老师交换了下意见，决定马上去阳坬村看看。

面包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小车在后面紧跟，直奔老君殿阳坬村。

车进老君殿镇。宣老师突然放慢车速，大叫起来：“你们看，你们看，阳坬！”

我往窗外看，“阳坬小学”四个大字蓦然映入眼帘。我心跳加快。这就是阳坬，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的根。

阳坬小学

在阳坬村老拓家窑洞的前面，我们停车。乡亲们围了上来。他们已经知道，拓德柱的女儿从杭州过来寻根了。

拓家老辈人给拓家子孙留了三孔窑洞：一孔塌了，还有两孔早就不住人了。窑洞就在山脚下。

拓家的老窑洞

我掏出生父的照片，问乡亲们认不认识。

堂弟最激动了，他说，认识认识，这就是二伯！和二伯寄回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大伯家的人赶来了，也这样说。

场面像开锅似地沸腾了。有叫我妹妹的，有叫我姐姐的，有叫我姑姑的，叫我奶奶的……哭的，笑的，六十多年了，有多少话要讲，有多少事要问啊。我擦着眼泪与他们一一相认。

我很惊讶，大伯的儿子女儿都比我年轻。堂弟悄悄对我说，姐，咱老拓家太穷了，大伯五十岁才娶媳妇。

我边上是堂弟（右一）

一位戴白布帽子的老人家说，他见过拓德柱。那时他小，五、六岁，刚记事。拓德柱是红军，村里人都知道。有一次，拓德柱从延安回到村里，穿灰布棉袄，戴灰布帽，我们一帮小孩子在他屁股后面跟着跑。拓德柱还会弹琴……

宣老师急忙问，弹什么琴？老人家说，这我说不上，他还会唱。

我听愣了。宣老师推测没错，父亲有艺术天分。他与《亮剑》里的李云龙不是一类人，父亲挺文艺的。

我告诉亲人们，生父生前在湖南益阳军分区，生母是解放军卫生队护士，是日本人。生父去世后，生母回日本了。我和姐姐被生父的战友抱走，他们都是部队的领导干部，都没有亲生子女，待我和姐姐非常好。我的养父母从部队转业到浙江，娜娜姐姐的养父母转业到广东。我们的养父母都已经去世。十年前，我找到了娜娜姐姐，她在广州，生活挺好。

接着，堂弟带我们去看爷爷奶奶的坟。

拓家的坟地。三叔也埋在这里。坟地上长满灌木和杂草。时间长了，坟堆已经不大看得出来了。

堂弟说，他每年清明节都会过来给爷爷奶奶、三伯伯上坟。

我点了一柱香，跪拜爷爷奶奶，心里默默地说：爷爷奶奶，你们的孙女从杭州来寻根认亲了……六十多年了，我终于找到根了……

上山祭拜爷爷奶奶

堂弟堂妹们说，今天是中秋节，太巧了，是老天爷让咱拓家人团圆，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

我们坐上面包车，去城里吃团圆饭。面包车是堂弟的，曾经穷得要命的拓家，也有车了。

我们进了饭店，吃团圆饭，大家有说有笑，合影留念。时光是流水，洗去苦难，淘走悲伤，把欢欣和希望留下。

团圆饭

堂弟邀请我们上他家住。他说，姐，你一定要到我家去看看。

我一口答应。

堂弟住甘泉县。乡亲们说，你四叔就这么一个儿子，四叔去世后，儿子跟着他妈妈离开了阳坬村。他很懂事，对父母孝顺，对拓家的事很上心，每年清明节都回阳坬给爷爷奶奶上坟。

10月5日上午，我们出发去甘泉县。

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汽车在公路上奔跑。窗外，黄土、原野、丘陵、沟壑、庄稼地……快速地闪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高吭的旋律在我心头回荡。

汽车开进了甘泉县弟弟家的村子。远远的，我看见一户人家的外墙上，贴着红艳艳四个大字：“欢迎回家！”弟弟的家到了。

我和堂弟

弟弟家共有三间房，宽敞明亮，电视机电冰箱什么都有。弟弟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已出嫁，儿子跟他一起住。典型的陕北农家。

让我感动的是，昨天弟弟问我借我生父的照片，说要放大留念，我给了他，没想到今天大照片已经挂在墙上了。非常用心的弟弟。

团聚

弟媳妇早就忙开了，左邻右舍都过来帮忙，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家乡饭菜。

晚上睡土炕。外孙开心地在炕上翻跟头，这么大，这么硬，外孙觉得好玩极了。

我和外孙在炕上

 

10月6日，我们与弟弟、弟媳依依惜别。

我们从弟弟家出发，开车去延安，直奔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宣老师说，红色的根在这里。

展厅里有一张《延安主要文艺社团一览表》，显示“烽火剧团”的成立时间是1938年10月，主要负责人是蔺子安、高波。

烽火剧团，父亲待过的地方

在一张题为《烽火剧团的孩子们》的老照片面前，我们站立着，久久地凝视。宣老师说，杜妈妈，拓德柱也许就在这里面。

宣老师说，拓德柱1938年11月调进延安烽火剧团，担任团员，任党小组组长，1939年担任烽火剧团党支部学习委员。你生父是烽火剧团最早的团员，而且还是骨干呢！

照片是在室外拍摄的。背景里有一棵脱光树叶的大树。大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孩子。都穿着棉衣。照片放大过了，面目很不清晰。我一个个仔细辩认，但不能确认哪一位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应该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故去的岁月，在时间的冲刷下慢慢模糊，但是内心的回忆和深情还在。

还有一张《延安干部学校一览表》，我们一栏一栏地仔细看。宣老师说，拓德柱参加学习过的学校，都在这张表里。

10月7日，我们回到西安市。10月8日，我们飞回杭州。

娜娜姐姐找到了，陕北老家也找到了。

回想十年前的寻亲和这些日子的寻根，过程曲折起伏，恍如梦境。

体会十年前解签师傅的话，我更觉意味深长。是啊，我有贵人相助，十年前有贵人赵老师，十年后有贵人宣老师，还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热情相助，让我梦想成真。我很感恩。

还有一份牵挂，就是“别当”妈妈。

“别当”妈妈还在人世吗？如果她还在，今年九十多岁了。她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下一代，都还有谁呢？他们知道“别当”妈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留在中国吗？

回到杭州后，我的一位亲戚，书店退休职工，送我一本从仓库里淘来的旧书，书名是《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

我一口气看完。这本书记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间，部分日本人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迹。

《友谊铸春秋》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日本人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本记述了这些日本友人的革命经历，还有他们涉及的部队、医院、铁路、工厂、矿山、学校、出版、电影等等，再现了那一段的历史面貌。

好几位日籍医护人员的故事，我看了又看，心中“别当”妈妈的形象开始清晰起来，她经历的往事开始在我心头一幕幕地浮现。

“珍珠港事件”之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征召医护人员。“别当”妈妈被征召到中国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依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地区。

调进东北的部队有：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队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5师一部，鲁中、滨海、胶东、渤海等军区主力部队各一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辖第7、第8、第10旅、独立旅)3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359旅、警备第1旅、教导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兵学校等万余人；晋绥、冀中、冀鲁豫各1个团。

我的生父拓德柱、我的养父杜福宝、娜娜姐姐的养父周钢哲，都在这个时候去了东北。

中共派遣的部队进入东北后，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总司令。

东北人民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生母“别当”所在的日本关东军医院被中共领导的军队接收。

原四野部队日本籍女护士

按照个人意愿，这些日本人有的回国，有的留下来参加中共领导的部队。他们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黑山阻击战和辽沈战役。“别当”妈妈被分配到了部队卫生队。

“四野”解放东北后，百万雄师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生父生母在同一支部队，随大军南下到了湖南。他们彼此熟悉、相爱。到益阳后，他们结婚。

生父生母从相识、相爱到结婚，从甜蜜生活到风云突变、惊天噩耗、生离死别，给了我无尽的磋叹和想像空间。

1953年春天，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达成协议，由日本方面派船来接走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

益阳军分区169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集中到湖北汉口登船，沿长江东下到上海，再换乘日本“白山丸”号船离开了中国，四月中旬到达日本。他们中的一位是我和娜娜姐姐的生母“别当”。

“别当”离开中国，没有也不能带走中国籍的革命后代。我想像部队领导也许会这样对“别当”说，你放心回日本吧，孩子交给我们，部队会好好养育她们。

抱养我和姐姐的养父都是部队的师级干部，组织上应该是经过认真审查和挑选的。

爸爸跟我说过，抱我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要他好好抚养我，保姆费、生活费由部队出。

妈妈去世前也曾对我说过，第一个抱养我的妈妈抱走我不久就怀孕生了孩子，就把我送还给部队的孤儿院，才轮到她和爸爸抱我。

养父母给了我和姐姐完完全全的父爱母爱，给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教育。爸爸妈妈，我和姐姐永远铭记你们的恩情。

我的养父母

战争已经远去。和平来之不易。

日本曾经是我们的敌国。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战争罪犯已经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纵观历史，中日为敌的年头远不如中日友好的岁月源远流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9月25日，我在新闻中看到，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孔铉佑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27名日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老战士家属颁发了“国庆纪念章”。

纪念章颁发仪式

孔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你们是我们敬佩和尊敬的老革命、老前辈、老朋友，你们为新中国诞生流血流汗。你们参与中国航空学校的创建，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空军英雄。

 

你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返回日本后又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促进邦交正常化、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你们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所作重要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

日本对我和娜娜姐姐来说，还是我们的外婆家。

我和姐姐年纪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便。但我们一直想去日本，看看“别当”妈妈，看看外婆家的人。

这个梦能圆吗？但愿有一天，因缘具足。

时光洗去所有的苦难

  别当妈妈在哪里？

1月13日，杜湘萍寻找姐姐的故事在“丑故事”发出后，迅速被网友们转发扩散。善缘纷至沓来。

和杜湘萍从小一起长大却失散多年的朋友重聚了。很多素昧平生的读者，想要帮助姐妹俩找妈妈，那份热情让人感动。有长居日本的，也有在中日友好协会任职的，还有同是四野二代的……都愿意助姐妹俩一臂之力，寻找别当妈妈。

也有一些她经历相似的读者，说自己目前正在寻找自己的日本妈妈、俄罗斯妈妈……每一段留言，仿佛都隐藏了一段悲怆的历史，无数心碎的悲欢离合。

1月14日，我和木木专程赶去见了杜湘萍，也见到了热心助她寻根的宣老师。

又了解到一些背后的故事。

找到姐姐后，湘萍发现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和姐姐不一样。

姐姐的是1月1号生日，而湘萍从小到大过的都是1月7号生日。那，她们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呢？

找到姐姐后，湘萍返回杭州。姐姐在广州，继续查证姐妹俩的生日之谜。

姐姐去了益阳军区军法处查询。

也许是苍天眷顾这对姐妹，姐姐遇到了一位姓王的老干部。

王伯伯为她们解开了生日之谜。

他确定地告诉姐姐，她们的生日应该是1月1日。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王伯伯说，他女儿和双胞胎是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出生的。

当年，女儿和双胞胎是同一个医生接生的。医生刚刚为日本护士别当接生完双胞胎女儿，就马上接生他的女儿了。

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

湘萍说：“真是谢天谢地，过了半辈子糊涂生日，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了。”

从此，湘萍便改为1月1号过生日。她和姐姐开玩笑，妈妈给我们生得好，每年全世界的人都给咱俩过生日，多好。

湘萍找到娜娜姐姐的时候，姐姐已经移居夏威夷两年了。

夏威夷有很多日本移民。姐姐说，如果找到妈妈，就把妈妈接到夏威夷居住。那里气候好，阳光充足，适合安享晚年。

湘萍对娜娜姐姐说：“你不要移民了，回到中国，我们姐妹俩以后结伴养老，弥补失去的相伴时光。”

于是，娜娜姐姐和姐夫放弃美国绿卡，返回广州定居。

有空，湘萍就去广州看娜娜姐姐，姐姐也来杭州看她。

平日里，只要有空，她们就视频聊天。虽然蹉跎半生才相聚，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杭州，却像从小相依相伴长大一样，家常里短都能聊半天。

湘萍和姐姐视频

湘萍和娜娜姐姐心里都有一个梦，就是此生要找到别当妈妈。

2010年，湘萍托朋友的哥哥在日本帮忙寻找别当妈妈。

又是一场大海捞针般的寻找。几番辗转后，找到了一些线索。可是，这些线索里，又埋藏着巨大的谜团。

把谜团和不解留在心里，整整十年，湘萍没再提及。

午夜梦回时，无数次想起，却怎么也不甘心。

一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搁在湘萍心里，成了她余生的念想。

很多读者都说日本是长寿大国，别当妈妈兴许还在。

湘萍也相信，她的妈妈一定还在人世。她一定也常常思念，留在中国的双胞胎女儿。

娜娜姐姐年轻时，据说长得很像别当妈妈

“丑故事”刊发了寻亲故事“上篇”后，读者的留言再次唤醒了姐妹俩的梦。

姐妹俩商定，接下来将继续寻找别当妈妈。

感谢留言的热心读者们，兴许，在大家的帮助下，真的能让这对姐妹和妈妈团聚。

这真是人间美事。往事虽有伤痕，未来，可以用爱弥合。

也许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住在不同的国家，但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们是家人的事实。亲情之爱，可以超越种族超越地域。

湘萍姐妹寻找妈妈的后续故事，丑故事会持续关注，并及时讲给关心她们的读者们听。

请大家关注和订阅“丑故事”，注意后续推送。（长按文章最后的丑故事二维码，即可关注丑故事）

有一位读者在文章后面留言，说自己也在寻找日本妈妈。

丑丑添加了她的微信，1月14日凌晨4点多，她发来语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的声音温柔恬静，丑丑却听得汗毛倒竖。这世间的沧桑和传奇，远非凡人想象力所能及。

听她讲完那一刻，真想抱抱她。

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饥馑遍地。上海的孤儿院爆满，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

1960年4月，在中央的指示下，孤儿们从上海陆续被送到内蒙、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

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上海孤儿”。

这场大转移，被称为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仅仅内蒙，便接收了3000多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七岁。

大部分的孤儿被送进牧民家，在草原上长大。

半夜加微信的这位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上海孤儿”，她没有被送到草原，而被一位干部收养。

成年后，她考上了艺术院校，如今是蜚声国际的著名画家，创造了一个画派。她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过众多奖项。

请原谅我暂时不能提及她的名字。

一生颠簸，历经苦难。当她得知自己是“上海孤儿”后，回到上海寻亲。

可是，她除了存有一张自己一岁时的照片，便再无其他线索。

随着她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说她的画风来自东瀛。可是，这一生她都不曾和日本有所瓜葛。

带着这些疑问，她求助现代科学，DNA验证。

 

她也踏上了艰难的寻母之路，频繁往返上海、东北、日本……其间惊心动魄，不亚于一部谍战剧、宫斗剧、悬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