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我的父亲江涛在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司令部的情报处长，1953年1月第二次赴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参战。他在2月9日和19日的日记中写到：相隔10天两次注射5毫升“四联防疫针”，半日后左臂疼痛，动作不便，发烧欲呕，影响办公。父亲第一次入朝是1950年11月，那时为何不注射“四联防疫针”呢？他两次入朝间在北京任职一年多，为何也不注射“四联防疫针”呢？我咨询了有关人士，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得知：原因是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冰天雪地突现害虫
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飞机在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阵地低空盘旋，却没像往常一样听到爆炸声。次日清晨，战士李广福在长200米、宽100米雪地上，发现了散落的秸杆、羽毛、烂肉、纸盒，里面爬着活的、死的苍蝇、跳蚤、蜘蛛。随后，该团在周边6平方公里区域也发现了相似害虫，当地朝鲜人称：冬天从未见过这些害虫。42军立刻上报志愿军司令部：“平均最低气温为零下20度的多处雪地上，突现大量密集害虫，很可能是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彭德怀总司令立即电话询问第42军军长吴瑞林，指示采取措施、消灭害虫，并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害虫标本，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司向所属部队转发了第42军发现异常害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仔细检查，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发现疑点立即上报。
2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开展防疫工作，总后勤部卫生部派防疫专家前往朝鲜实地调查。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害虫带有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多种病菌可能性大。
2月17日下午，美军飞机在我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随即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均目睹了全过程。我第12军、第39军、第19兵团也相继报告发现美军投下的四格细菌弹和投撒的害虫，密度最高的地区达每平方米1000多只。随之，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又有发生，回归热、伤寒等也开始流行。
2月18日，志司初步得出结论并通报各军：各部队驻地发现的各类害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各军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也做出相关指示。
7月1日，美军向我67军阵地发射了十余枚没有爆炸的空弹壳，战士觉得蹊跷，报告了军长李湘。李湘把这些炸弹翻了一遍，认为可能有隐情，便如实上报了志愿军总部。当时李湘脸上长了一个小疖子并已溃破，第二天脸就红肿，转为败血症、脑膜炎，终因抢救无效，八天后去世。年仅38岁的李湘军长是志愿军级别最高的烈士，后来医务工作者认为：他的牺牲是因细菌弹感染伤口所致。
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原军委卫生部办公室主任）李新农奉命前往朝鲜防疫细菌弹造成的危害。李新农是我父亲的老上级，是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抗战时任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晋冀鲁豫军区交际处处长，在医学专业与对外交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但他尚未到达中朝边境，突然接到不去朝鲜、在国内组织防疫的命令。原来我国境内辽宁省、吉林省多处百姓上报：发现四格空弹壳周边呈现成堆的毒虫，其攻击目标以污染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点为主，事实证明美军已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境内。我有关部门立即组织防疫人员穿隔离衣、戴口罩、取样器和消毒器具赶赴现场。
人证物证公布于世
1952年2月22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军在朝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连续发表消息、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的罪行。2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美帝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罪行。2月24日和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这一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侵略和挑衅行为。
因“细菌战”涉及反人类罪行，美方对中方的谴责矢口否认，对中方提供的物证百般抵赖。为揭露美军的暴行，寻找美方“细菌战”的人证需从相关战俘入手。美军在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中，有25名飞行员被中朝军队击落活捉，关押到志愿军战俘管理处。
为了掩盖细菌武器的罪行，美军对实施这项任务的飞行员制定了严苛的泄密惩戒措施，进行了严格的反审讯训练，取证工作十分艰难。经过长达8个月的艰辛攻关，被俘美军飞行员的精神防线终于被志愿军俘管干部逐一突破。他们打消了顾虑，交代了参与细菌战的罪行，并在交代材料上亲笔签名。
美军飞行员约翰.奎恩说：“我投下的细菌弹长l37厘米，宽36.4厘米，由两瓣组成，内分4格，弹壳为0.15厘米厚的钢皮。容器里装有花蝇、黑跳蚤和其它害虫。我驾驶的是P-51型战斗机，每个炸弹炸开后分为完整的两瓣。第一次投掷在宁远郡，第二次在博川郡准备投弹时，我被地面高射炮击中，于是跳伞着陆被俘。我的腿被树枝划破，志愿军包扎后用担架抬到这里。”
美军空军上尉凯伊斯.伊纳克、飞行员奥尼尔等人交代了参与细菌战的详细经过：“喷射带菌害虫要用较小的害虫，因为大害虫或老鼠会堵塞喷射器。”“装有细菌的飞机每活动一次，就须消毒一次。防备发生任何偶然在基地上的传染。”“我参加了这场肮脏的战争，有的只是惭愧与悔恨！”
1952年3月，来自不同国家的三个调查团亲临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对美军进行的细菌战实地调查，分别是：由八国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由七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出由李德全、廖承志为正副团长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
这些调查团实地考察，认为朝鲜和中国东北已经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他们分别询问投掷过细菌弹的美军被俘人员，录制详细的资料，写出了书面报告，从事实和学理上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人证、物证公布于世，世界舆论纷纷谴责、声讨。尽管美国当局一直遮遮掩掩，但铁证如山，狡辩和抵赖只能是徒劳的。
军民携手全面防疫
美军突然以细菌武器袭击，志愿军事先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反细菌战斗争很快步入正轨，各项工作迅速、有序地展开。
2月19日，总参谋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毛泽东、朱德作了特别批示，周恩来提出实施六项计划。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委员，领导全国的防疫工作。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我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其它地区为防疫准备区。对不同区域内的全民动员、全民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开展宣传教育，派遣防疫人员，严格消毒措施，广泛注射疫苗，加强东北防空，聘请苏联专家等。暂停中朝边境非必要的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强制消毒由朝鲜入境的车辆，发现随车人员有疫情症状就地隔离治疗。
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邓华为主任，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的防疫工作。各级部队也相应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每天18时向上一级防疫委员会报告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划定了防疫区，各交通要道设立了检疫站，设立了七个防疫医院。
经过广泛的宣传工作，军民克服了麻痹大意和恐慌情绪，树立了“只要能严格防疫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信念。国内紧急抽调专家组成防疫队，携带药品、器材前往朝鲜，加强志愿军的防疫力量。一旦发现急性高热病患者立即隔离，将传染病员与普通伤病员严格分开，统一集中到安东陆军医院进行治疗。从国内运来数万公斤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到朝鲜，组织部队扑灭苍蝇、跳蚤、老鼠等疫情传播媒介，加强水井、厕所卫生管理。禁止志愿军官兵喝生水、吃生菜，改善战斗部队坑道里的卫生条件。
国内立即将现存的与新赶制的上千万份“四联”“五联”防疫疫苗送往朝鲜，迅速为志愿军部队、朝鲜百姓和联合国军战俘注射。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新入朝的我方人员也必须定期预防接种，以始终保持对传染病有高度的免疫能力。
至1952年底，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战胜了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志愿军确诊和疑似相关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美军实施细菌战，并未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我想：子弹能摧毁一个人，炮弹能摧毁一块阵地，原子弹能摧毁一个地区，生物武器如果不加防范，摧毁的将是全人类。无论是日军的731部队，还是美军的生化基地，都是罪恶的人间地狱。美军在北朝鲜进行细菌战，难道不怕传播到南朝鲜吗？不怕危机到美军自己吗？不怕蔓延到全世界吗？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玩火者必自焚！
正如1952年3月26日彭德怀在《欢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讲话》中所说：“我们首先要感谢祖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和我们志愿军的热忱关怀，感谢李德全先生为首的调查团，冒着危险赶来朝鲜战地，实事求是地把美帝国主义释放细菌武器的滔天罪行调查清楚，把这一罪行的真相公布在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目前的敌人是‘和战皆非’，因而在谈判中便‘拖’。‘和’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就是为了和平，为了自卫才战的。‘战’呢？我们也不怕。我们非把它彻底粉碎不可。敌人使用飞机、大炮没有取得胜利，使用细菌战也同样得不到胜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此文刊登在2020年第四期《长治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