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是金代山西潞城民女崔法珍感念佛恩，断臂募资，聘请平水雕版高师历时30年刻印完成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因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故后世称之为《赵城金藏》。
据记载，《赵城金藏》最初刻印6980卷。据临汾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4813卷，上海图书馆收藏17卷，南京图书馆收藏6卷，北京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陕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其余经卷身在何处尚不得而知。
这位负责人说，战争年代，由于广胜寺存放条件、安保措施的限制，再加抢运过程的特殊背景，一些经卷散落于民间。1933年，范成法师从民间购回300余卷；1952年，距广胜寺不远的好义村村民张筱衡把家存的67箱古书全部捐给国家，其中有152卷《赵城金藏》；1982年，广胜寺旁的南山底村村民冯玉璋，把早年抢运藏经路过他家时丢的2卷经卷保存40年后无偿捐给国家。
1998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以《两卷佛经的传奇故事》为题，播出了两卷《赵城金藏》一段不平常的经历。2005月8月13日、14日，又以《烽火护宝》为题制作了长达1小时的专题节目。而这一故事的主线人物竟是笔者的同事———原山西省新华书店经理冯玉玺老人。
日寇垂涎《赵城金藏》抗日政府连夜抢运
《赵城金藏》成书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是我国大藏经中的孤本。因其雕刻于金代，故 称《金藏》，又因原藏于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内，故称《赵城金藏》。现存4330卷。卷轴装。历史文献从未记载过此书，公私藏目不见著录，抗战前方被发现。据1936年支那学院蒋唯心研究：《金藏》按《千字文》编号，排成经目号码，始于“天”，终于“几”，估约七千余卷。由山西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募施而来。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复刻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30年后方告竣。
1934年12月，南京《国分》杂志报道此藏的发现。之后，日僧曾专程来广胜寺以每市尺一圆银圆的高价收买《赵城金藏》，未遂。1937年9月，日军侵入雁北，国民党军长李默痷驻守赵城，找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法师，准备运走《赵城金藏》，力空与当地绅士不允，并将《金藏》全部封存于飞虹塔内。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已在日军占领区内，离日军道觉村据点仅一公里。1940年至1941年间，日军多次询问供养在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当地绅士称经藏早被李默痷运走了。1942年春，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来赵城活动，驻道觉村的日军向寺内提出要于农历三月十八（1942年5月2日）庙会期间上藏有佛经的飞虹塔游览。不知所措的力空法师，急走20多华里，来到设在兴旺峪的赵城抗日县政府，并立即找到杨泽生县长。杨县长一面安慰力空，一面向县委书记吴辰报告，并提出立即抢运佛经的建议。吴辰当即召开县委会，商讨对策，并同时向晋冀豫边区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请示。史健答复，要求由县委组织抢运，且一定要在敌人登塔前将《金藏》转移出来。
在广胜寺西北30华里的赵城县城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正西14华里的明姜镇有一个小队，西南30华里的洪洞城内驻有一个大队，正南14华里的苏堡镇有一个小队，沿同蒲铁路还有五六处碉堡，最近的一处据点离广胜寺只有4华里。在这般情形下要从广胜寺将四千经藏运出来，无异于虎口夺食。广胜寺三面临敌，只有面向太岳军区的山路可通。
1942年农历三月十四，距庙会日尚有4天。这天晚上，抢运指挥部临时设到了广胜寺北边的郭家节村。杨县长坐镇指挥，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带领一个连的部队包围了离这里最近的一处据点，并封锁了西、南两个方向的道路，还派出区分队和民兵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有意制造声势，以吸引其注意力；军分区方面的罗志友则带领一些部队警戒广胜寺至明姜公路、道觉村至洪洞的公路。县公安局长刘骞带领从党政机关及根据地村庄挑选出的百余名战士在三十多位僧人的配合下，登塔抢运。
为缩小目标，抢运队伍编成若干小组，并拉开距离，轻步前进。力空也参加了抢运。黑暗中，经过一夜的奔波，四千余卷《金藏》便这样于4月28日被转移到了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全体抢运人员还受到了太岳军区的通令嘉奖。
《金藏》从广胜寺运走后，力空法师为避免日军抓捕，曾在位于上寺后殿东侧山崖上的吕祖洞内躲藏了3个月。力空法师虽躲过了一劫，但二十多位僧人却被日军绑走了。
从广胜寺到郭家节，是一条崎岖小道，冯玉玺的家乡南山底村就在此处，是抢运佛经的必经之路。就在抢运佛经的第二天早晨，冯玉玺的父亲冯俊从田埂的小径旁捡回了两卷被丢失的《赵城金藏》。
无价之宝安然无恙冯家献宝大义无私
这里的老百姓虽在日寇的铁蹄刺刀下度日，但抗战8年，他们没有给鬼子送过一粒粮、交过一分款、使过一次差。所以日寇对这一带的村子经常奔袭扫荡，实行着“三光政策”。此般情形下，人们都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村子里，家家“空室清野”，粮食全部埋藏于野外。所有生活用品都分散存放于山沟间、石缝里、草丛中，用时取回，用毕送走，连吃饭用的锅碗瓢盆也是晚间埋在地里，白天挖出再用。不论冬夏，入夜，村子里便成了无人区，村民们躲在山上隐蔽的土窟中睡息；白天，村干部和民兵则人不离枪，枪不离人，一有情况立即掩护村民转移。
在这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两卷《金藏》始终被视为护身法宝伴随着冯氏一家人。白天，两帙经卷匿于后窑的神龛里；入夜便由冯玉玺的妻子王海珍裹在包袱里背在身上。之后，1943年冯玉玺参加了抗日组织离家出走，两卷经藏便留给了家人。两卷经卷便这样保佑冯家人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第二期全国省市区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冯玉玺参加了这次学习。一次与同班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了古籍的价值来，郑对《赵城金藏》很是了解。
“我家在抗战时期也有过两卷《赵城金藏》呢！”冯玉玺脱口而说。“那赶紧找找，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同学们议论纷纷。
越说其珍贵，冯的压力越大，整整过了40年了，又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特别是经过了“文革”之“扫四旧”等大的变革，它还会安然无恙？
回到太原，冯玉玺立即给远在洪洞的哥哥冯玉璋写信，询问两卷佛经的下落，并告知，若还在，定要妥善保管，且要绝对保密。此时在洪洞一带，文物贩子的活动已相当猖獗。
冯玉璋立即回信：佛经尚在，保存得也很好。冯玉玺又与有关方面联系，商议经藏的出路。1982年，北京图书馆的薛殿玺、王玉良两专家专程来到太原，于是，冯玉玺便要带领他们回洪洞老家“取经”。
冯玉玺当时是山西省出版局党组成员、省新华书店党支部书记兼经理，每逢外出，须向局领导请假。往常请假很顺利，此次却出了麻烦。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盘听了请假事由后说，别的假我准，这个假我不能准。你要把省里的宝贝拿到北京去，我没这个权力！怎么办？向省委宣传部请示。宣传部部长刘舒侠听了汇报后也很慎重，决定让省文物局也派人同往。
为确保两卷佛经的安全，冯玉玺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存放处及保管人，包括与之同行的三个人。当回到洪洞老宅，冯的哥哥把两帙经卷摆放出来时，三位取经者都惊呆了，原来这宝贝就在你家！
经鉴定，确认两卷《赵城金藏》为“真经”后，几位取经者便不再自由了。因为按国家有关规定，这样的国家一级文物是不准随便拿着行走的，须有严密的保卫措施。于是他们立即改变主意，原计划顺路游览广胜寺的念头也打消了。须迅速回到县城，向县委领导作出汇报，并将其放入保险柜。
原来，北京图书馆的两位专家已有准备，要与“献经者”商讨一番报酬问题。没想到问题一提出，冯的哥哥冯玉璋即说：“国家的东西，拿走吧!”便避而不言这个问题了，这使两位专家大感意外，也深受感动。
一段传奇留传佳话经走寺空躯存魂散
两卷《金藏》是存放于山西博物馆，还是北京图书馆？最后还是由刘舒侠部长与有关方面协商后，决定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1982年8月15日，两卷《赵城金藏》完璧于北京图书馆。冯玉玺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历经40年沧桑，两卷佛经终于有了好的归宿，到了最能发挥它作用、最应该去的地方。
时隔多年，中央电视台又将旧事重提，理由大概有两条：一则因这部经藏在文物学、佛学、印刷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太高了，它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天文、历算、医学、艺术等所有领域，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部文化经典，知道它是怎么被保护下来的；二则是冯家先是以生命护经，后又无偿献经的精神可贵、事迹感人，其早已超出了事情本身的意义，必将成为一段传世佳话，成为所有读书人、爱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再说《金藏》运至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日军即发动了“五一大扫荡”，经卷未能按计划运往太岳区委所在地。反扫荡前，史健宣布了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期间，经卷在亢驿、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周旋着。反扫荡结束后，经卷方被送至太岳区委驻地沁源县。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太岳版）上以《赵城军民协力保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佛卷》为题，报道了此事。
北平解放后，薄一波电令太行行署，要求将《赵城金藏》交由北京图书馆保存。几经辗转，尚存的4330卷《赵城金藏》，分装42箱后，从河北涉县运抵北平。《赵城金藏》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共同构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经走寺空，躯存魂散，对广胜寺来说，终是一件憾事。1985年，编辑局派专人将《中华大藏经》赠送广胜寺供奉，并仍放在了上寺的弥陀殿内，但与原卷相比，终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差。《赵城金藏》有无重归故里的可能？怕已无人做这样的设想了。
来源：三晋都市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古籍）：介子平：两帙经卷 一段传奇——国宝《赵城金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