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昆仑策研究院】可关注）
毛主席（1893-1976） 在延安机场（吴德峰摄影）
【按语】我的父亲吴德峰、母亲戚元德同志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革命、南征北战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我长期在父母的敎育、熏陶下，从小就无比崇敬和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的这篇《目前时局》讲话，是我父母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亲自聆听毛主席对离延安干部报告的记录。1947年父亲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时，我父母将此记录核对整理后，交让秘书处抄写数份，组织机关干部学习贯彻后回收，文革后交我保存学习弘扬。
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43周年忌日，特请昆仑策研究院编发此份记录，以教育国人后代，继续弘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为实现习主席提的“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吴德峰、戚元德之女 吴持生（80岁） 2019年9月
1944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吴德峰戚元德纪录稿）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的报告
《目前时局》
现在中国局势起了很大变化，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中国国民党还是在反共反人民的，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来延安的外国朋友看见国民党这样也不喜欢，不久以前罗斯福派了代表团赫尔利来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反而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将军，理由是说史袒护中国共产党（我听得毛主席好像是说，是已经撤换了——“安注”）。
林老（林伯渠）到重庆半年了，谈判还没有结果，蒋介石为了摆样子给外国人士及中国人民看，作了这个幌子，可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我们不能接受，从这些要求中也可看出国民党是没有诚意同我们搞好关系的，就是盟国朋友爱金生也说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我们提的一个很小的要求，国民党也是不愿意接受的，重庆现在很混乱，表现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抗战要靠我们共产党，不但我们这样承认，就是外国人和中国许多人士，甚至国民党内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也这样承认。如孙科曾说，蒋介石没有希望了（当然他不能说国民党没有希望了）。许多外国记者以及孙夫人宋庆龄都说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现在我们与国民党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也有了变化，我们有五十多万军队，二百万民兵，九千万人民，质量数量比往日都提高了，而且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上次林老在重庆演讲的时候，真是万众静听，有的唯恐听不好而站在桌子上听。当时蒋介石装作大公无私的样子，也勉强的把演讲词从报纸上发表出来，但是删改很多地方，登所谓“摘要”，我们新华日报就全部登出来了，当天该报的售出即增加了几千份。在阎锡山的地区这篇新华日报贴出街头的时候看报的人日夜络绎不绝，这都说明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和热情。这一新的变化现象过去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蒋介石鉴于这等时局与民意，也想改良一下，为了欺骗盟国和中国人民，也把大门开了一点，可是国际形势的很快发展的力量就把刚开的这一点门缝一挤就挤大了。如蒋介石这次把检查新闻放松了一点，于是大家从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地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这样一来蒋介石是很害怕的。
外国记者福尔曼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印象很好，蒋介石说他像一个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共产党员。其他盟国的记者也都说我们共产党好，我们必须注意，国民党虽然如此不进步，但不等于一点也没有力量了。我们的方针是希望它好、进步，要求它改良并不是打倒它的方针。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与过去不同的，过去我们是要求它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现在我们是要求它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可是它现又拿服从“军令”、“政令”来对抗我们，于是我们就要说你那个发出军令政令的地方太不好了，就必须要求你们改组政府与改组统帅部，我们这样对抗它，真是恰恰打准了它的要害。不久以前，我们的解放日报上曾提出国民党的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军令是失败主义的军令。这种提法是对的，是很正确的典型口号，我们从前称蒋介石为委员长，后来我们又改称他为蒋先生，以后又称他为蒋氏，最近就不和他讲那套客气了，直截了当的呼他蒋介石。你本来就是蒋介石吗，不呼你蒋介石呼什么？并且还要骂他。我们对国民党这种强硬态度是应当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呢？因为现在还有大敌（日本）当前，于今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改良，一条是不改良。如果蒋介石不改良，全国老百姓都恨他，我们当然也不要他。我今天必须要提醒你们（指去前方的同志们）一点，你们出去的时候，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都会要向你们找麻烦的，这时候你们必须要忍耐，千万不要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因为恐怕群众还没有觉悟，我们必须等待群众觉悟（这个“等待群众觉悟”的话内战时候是不能说的，现在可以说了。）现在不能提出打倒国民党的理由是，1.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面前；2. 外国人还需要蒋介石；3. 等待群众觉悟。我们这次提出改组政府这一条老百姓很同意，因为这条口号就包括了改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具体内容的，过去我们所提出的实行民主就不能包括这些内容，因此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还不能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要知道它的反动力量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提的口号是正确的，我们的改良是革命的，而不是改良主义。
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有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要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各地去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美国要在中国的长江下游活动，我们要与他们合作，美国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只拿空军和海军去打击日本，不需要依靠中国大陆作战，如果美国真的要这样作战的话，我们相信它们是会碰到钉子的。它们碰了钉子还是依靠我们，回头来与我们合作进行大陆作战的，这样当然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学习法国革命的经验，我们是有长处的，是有根据地的。党校大礼堂就是政治工厂（朱总司令从前也说过），延安是个大学校，我们所上的课是五门，1. 政治；2. 军事；3. 经济；4. 文化；5. 党务。法国面积等于我国的山东省，人口仅有四百万，欧洲出了马恩列斯这些革命家，我国还没有这些人才，所以我们要把中国一口吞下去是不可能的，必须逐渐而来。我们有根据地这是我们的长处，法国革命时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有缺点，就是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根据地了，缺乏根据地以外的许多工作经验，甚至于我们还感到在外不习惯，缺乏地下军的工作经验。今后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根据地要发展，根据地以外的工作也要发展，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这次出去的同志们也等于又长征一次，希望你们能在两年内造成一个新局面，达到自从有共产党以来就是要发展力量、解放人民这个愿望，把它成为事实。过去我们曾经犯了错误，今天可能还有错误，将来或许还会犯错误，我们相信这些错误是会逐渐减少的，我们经过了比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北伐战争以前我党还未成立（军队），自此以后共产党是以正式资格参加革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的形势，现在有同盟国帮助我们，过去仅有苏联一个国家帮助我们，这次国共合作关系虽不很好，但有八年了，比之过去国共三年的合作时间是长的多了。我们的方针是两条：1. 不投降；2. 不反共、不反人民。这两条同时也是国民党的毛病（投降、反共、反人民）。在抗战初期有人不了解国民党，遇事将就它，这就是投降主义的错误。我们到任何区域，一定要发动群众力量，对国民党有团结又要有斗争。我们所到的区域就是自由王国，我们的天下。我们过去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命题是“把敢于进攻边区的反动派打出去”，胡宗南见了这本小册子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二）团结问题
（团结全党及全国人民）
共产党好像柳树到处能插、能长、能活。正如我们把干部放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下去，发展起来一样。如果我们党内还有不能像这样做工作的同志，我们就必须教育他们，训练他们。但是柳树的缺点是随风倒摇摆不定，我们不能学它，同时我们要学松树一样有原则性，因为它很坚硬可靠。总之，我们共产党要有松树的原则性，柳树的机动性。共产党是有柳树与松树合种的可靠特性，既可亲又可靠，也就是坚硬可靠。这一次，我们派到各地区的军队，有太行派的两个团，五师派了一个团，我们这里也还要派些队伍到河南等地去，希望这些力量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打倒敌人，在共同的原则基础上团结全党及全国人民。
一、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不能离开政治任务来谈组织关系，如果不这样谈是不好的。因此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好的，这就是完成了它们的政治任务，那怕组织上有些错误，但基本上是团结的。好的我们要发扬，不好的我们要指出。根据我今天知道的材料，一般地说来，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干部的现象是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一方面军的干部的事我还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我说这种关系不大好的责任应由一方面军的干部负担。国焘路线今天是没有了，过去四方面军对革命是有成绩的，是有功劳的，如果有人抹煞了这些成绩和功劳是不对的。我今天代表中央这样说，那怕只有点轻视的味道都是不对的。我们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 资，像过去那样还加上一个“亲”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今后对四方面军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 要从历史上来估计，对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是要承认的；2. 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态度要好；3. 我们的干部标准是，德、才、资，没有其他。
例如，我们有一次派了一个同志到四方面军去担任政治工作（指导员），他上课的时候就问战士：“毛主席有学问呢，还是张国焘有学问？”当时有战士回答：“张国焘有学问。”于是这个同志就大发脾气地批评战士不应该这样回答。我想这些战士回答得很对，我真是没有学问，如果我有学问的话，那里会派你这样一个糊涂干部去做这样重要的政治教育工作呢？！
中央曾做了一个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决定，这一决定是根据从华北回来的同志所反映的材料而做的。我们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政策方面的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但是这一整个的错误担子我一人是担不起的，还希望这些与他们（指四方面军干部）关系搞不好的同志们要反省自己的。
在一方面军本身来说，过去一、三军团的团结也是做得不好，他们到了甘肃以后政治任务是完成了的，打了胡宗南、阎锡山，那时一军团派了一些干部到三军团去帮助工作，结果引起他们不满。这些干部是我派的，因此错了我要负责，派去工作的同志他没有搞好关系当然也要负责。根据这次的经验，以后有这样的情况最好是不要派干部去，如果非派不可，那么最好先把道理讲清楚再派去。
山头主义是不好的，但事实上是有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存在。为什么有山头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1. 中国是长期分割的形势常常被敌人隔离，这山头唱戏那山头听不着，甚至于就在一个山头唱戏也各有唱的不同。2. 是农村分散（分散农村个体经济的产物）。3. 由于我们自己还不自觉，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以上两个原因。
我们这次派出的干部是否派的好呢？都派对了呢？我现在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这次出去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将来他们的工作做的有成绩那就证明派对了，也可以证明我们党校里学员这次到底学得怎样。我希望你们这些干部出去要尊重别人，不要一到某地就哇里哇啦。我们过去也曾经派了干部都到了红第七军去帮助工作（在广西），也引起他们不满意（我去年才知道）。现在你们要去那里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五军团是宁暴过来的，我们过去没有机会表扬他们对革命的功绩，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成立一个新五军团，籍以表扬他们，过去也曾经派人去他们那里而引起他们不满。留守兵团在边区高干会前后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保卫了边区，克服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对其他边区的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帮助。
过去在反国焘路线时是有过分的地方，那时我们曾在抗大传达反张国焘的决定，今天也讲、明天也讲，不管那些干部爱听不爱听都要讲，硬要他们听还硬要他们接受，并硬说许世友、王建安、洪学修，组织反革命暴动要打我，并把他们关起来。结果我去看了他们一次，把他们放出来了。他们是有错误的，但还没有这样严重（如说反革命暴动）。有这种想法是他们的错误，我们应该教育他们，因为他们还都是好同志，对处罚他们的决定一定要修改，这件事教训了我们，斗争切不要过火。
关于赣东北方面，过去在方志敏、肇世平两同志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创造了根据地，历史上是有功绩的。我准备请求七大将过去死难烈士做出一张榜来，我们向他们致敬，来一次对各方面军的总表扬。今后还要写关于各个根据地的历史，以免将来时日太久遗忘了，我们应注意做这件事。
关于二方面军在湘鄂西的时候夏曦同志杀了很多的人，我们应哀悼他们的牺牲，但应指出夏同志的错误。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领导下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抗战中没有被人表扬反而被人轻视是不好的。
陕甘省边区，是刘志丹高岗同志领导的，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八九年来我们没有高度估计他们的功绩，反而有轻视的现象是不对的。检讨起来，这一错误我自己应该负责，刚来陕北我没有对这个区的历史作调查研究，所以犯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经验教训。你们这次出去，到了任何地区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历史，才能估计他们的功绩，发扬他们的长处（英勇斗争、历史方面）。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我很久没有和你们谈话这是不对的，因为互相谈是很重要的事，如果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的话，我们应拿三百天做工作，六十天来谈话， 这比做一年工作成绩要好得多。以后我们要常谈，在这点上我的确有点官僚，固然这些时很忙，要开七大会，我在七大会后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是官僚主义。
（不是指一般的反特斗争而是指去年审查干部和抢救运动期间）
在去年审查干部和抢救运动中是发生了很多的毛病，所以引起中央同志的警惕和必须纠正这些毛病。在去年抢救时是有过火的现象，而今年甄别工作的时候，又有些同志甚至是去年犯了过火毛病的同志又转到熟视无睹的毛病方面，认为天下太平。总的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天下太平，第二时期天下不太平，第三时期又天下太平。据我说，天下又太平又不太平，太平的是有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可靠的，不太平是的确还有些人是有问题的。有人曾夸大的说特务如麻是不对的，完全太平的想法也不对，应有严肃的态度，就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使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纯洁，因此需要整风审查干部。过去第二国际是允许在党内有思想上的不同和组织上的派别存在，我们的党是不允许的，而要求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抗战以来，我党的有组织的党员由七万发展到一百万，其中有九十五万是新党员，有五万是老党员。我们是在国民党和日本包围（环境下）的党，而我们能够在中间建立根据地。国民党一向对我们是采取明挤、暗挤的办法，如军事的进攻、特务捣乱。而我们还居然有人麻痹得很不相信这件事，据我所得的一个精准统计数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调统局有一个按月领薪的有名字的名单，每月领薪的特务六百人，还有许多无名字的特务如王实味、吴奚如、吴炳然等还不在内。去年审查干部分为几类：1. 特务；2. 叛变自首；3. 党派问题。党派问题不是特务，自首叛变虽不是特务，但与我们有严格区别。我说张飞是有高度原则性的人，大家都看过古城会的，你看张飞在古城听说关云长投曹了，关虽来到古城要会他，他坚决的不开城，而且与关打起来。这样有原则性的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中央对这问题曾作详细的讨论，就是今年四月康生同志在边区高干会所作的报告。强调了反特务的必要是对的，我们应有高度的原则性，过火，或者是天下太平，都是帮助敌人的行为。我们要反对抢救运动中的缺点，缺乏分别对待、调查研究、分辨是非，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还是有成绩的，抢救了很多大的特务分子，它还起了副作用，就是打破了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抢救的办法以后可以不用，但不等于抢救运动的路线错了。路线好比一个人体，它是有头有身有脚的，没有头不算是个人，腰斩了也不算是一个人，如果有人说抢救运动以前是正确的，以后也是正确的，就是在抢救运动中是错误的，我说这话是说不通的。比如从枣园到党校只有到小砭沟一段是错了，这不就是等于把一个人腰斩了一样。这样说那还能说路线是正确的吗？那还有党？我说个比喻，这一错误只是拿灰锰氧洗澡，分量用多了洗伤了皮肤的错误，这并不是路线的错误。这里必须说明，这些同志今天肯说出来是好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好就应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跳舞没有什么不好，但要看环境。你们出去就不要跳舞了，不要说毛主席也跳舞呀，我们也可以跳，你们要了解环境不同了。在工作中好的应该坚持，不好的应该改正，反特务斗争也是一样。1. 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2. 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意见，应该接受意见欢迎批评。我也曾犯这个错误，也对几个同志发过脾气，结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我们吃小米就有脾气，发脾气就浪费了小米。出去工作的同志应该坚持真理，如果有错误也应该接受改正。
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这样会宣传，使得大家都说你们好，你们还可以教育日本人。”我答，“没有别的奥妙，就是共产党为人民劳苦群众服务的，适合这一条的事我们就做，如果不适合这一条的我们就修正。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也可争取教育许多日本人，团结自己，团结人民。”
（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
上面所讲的第三点，你们出去后可以告诉每个党员，每个老百姓，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国际国内的情况都在好转，而且一天一天走向光明，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都没有过的。并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我们的光明前途的到来。
第一，全世界德、意、日失败了，这给予世界和中国以很大的影响。
第三， 法国、中国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起来了，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老百姓觉悟也提高了。
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今天分料得到的和料不到的两方面来说。
你们不要空想这一出去群众就一定欢迎你们，我告诉你们，没有那样容易的事。从延安出去这条路，好像是一公共汽车一样来往的很多，你们是英雄老百姓还不知道，倒是你们去去来来他们还感到很麻烦，也会不高兴你们，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应该的，你们不能责备他们，你们一定要做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这次整风，应该懂得，凡是整得我们疼的，我们应向他学习，学会他们整我的方法，又去整他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教员有三个，1. 我们共产党；2. 国民党；3. 日本。这次出去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有很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无名困难”，我们要有决心去克服它，要记到帐上，一到困难到来时，你们就应该想到这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无名困难，应坚决克服它。
（ 五）前途是光明的要有信心
你们出去以后，我们与你们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同志的关系。你们到了别的地区以后，中央会与你们撑腰的，这就叫做撑腰关系。你们一定会胜利，也一定会犯错误，我们再一定不打击你们或惩罚你们，可是一定要纠正你们的错误，使你们能够认识和改正就行。因此你们错了，党一定是要批评的，这种批评也是撑腰关系，但决不是打击，并要给你们改正的机会。
以上所讲的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
戚元德同志1932年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1965年2月22日，毛主席接见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全体代表时，远远看见戚元德同志与她打招呼说：元德同志你好！你也在总工会工作！戚元德同志立即从后排出列向主席问好！并与主席握手。
（本文及图片均由吴德峰、戚元德之女吴持生提供；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目前时局》：一对老红军记录的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离延(安)干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