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泽东“南方决策”》 文/薛庆超
当“九一三”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后，当年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接受了一位采访者的访问，谈了自己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
当访问者问，可以谈谈1971年9月13号之前的情况吗？
鲁珉回答：当然可以。“批陈整风”，叶、吴、李、邱检讨，空气一直很紧张。到1971年8月，才缓和了。你还记得吗？1971年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7、 8期《解放军画报》合刊上，都刊登了江青署名“峻岭”（拍摄）的大幅照片——“林副主席学毛著”。
访问者说：记得，林彪没戴帽子，光着头，手捧一本《毛选》 (《毛泽东选集》)，好像还戴着一副眼镜。
鲁珉说：对。这幅照片对林立果这边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大概是7月中旬吧，我参加军委召开的作战部长会议，会后，我打算下去检查工作。我到北京两年了，还没下过部队，该下去转转了，再说，我也不想在上面待着了，我觉得上面太复杂，空气太沉闷，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弄得这么复杂，那一段我心情不好，很消极，只希望能早日脱离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
我给林立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下部队去，在此之前，一度谁也不许离开北京的。林立果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叶群检讨过关了。江青也作了姿态——指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你要下部队就下去吧。
我听了，舒了口气，我想，大风大浪过去了，我赶快下部队吧。我先到兰州，在那里给机关传达作战部长会议情况，又到桃园机场检查工作，又到武威、银川，然后到西安，从西安到成都、大足，最后到昆明，从昆明到平远街机场。
9月8号，秘书接到北京于新野打来的电话，说通知鲁部长，立即回北京，秘书告诉我时已经把飞机票都买好了。为什么那么突然？我当时想，是不是四届人大要召开了？
9月9号我回到北京。到机关报到，见到王飞，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急？出了什么事？王飞回答得很含蓄，他说，现在空气比较紧张。第二天，10号，江腾蛟找我去他家，在他家的院子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江腾蛟说，马上要开四届人大了。我一听，果然是四届人大的事。江说，在这之前党内要开会。他指的就是三中全会。他说，现在恐怕要整到林副主席头上了。到那时你站在谁一边？我说：“我当然站在林副主席一边。”江腾蛟接着说，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毛主席直接支持他们。我说：“那我也站在林副主席一边。”
江腾蛟的话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一种一触即发的爆炸前的宁静。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我当时想，不管毛主席支持谁，在党的会议上或人民代表大会上，我都投林彪的票，不投江青的票。党内总有民主集中制么，我不赞成江青，我就旗帜鲜明地表态。这符合党的原则。我可万万没想到我这一表态，他们就认为我什么都会替他们干了。
紧接着，9月11号晚上，大约8点，江腾蛟又来找我了，他说是林立果叫我有事。他说话神情诡秘。我心里一惊，悄悄地把手枪别上了。到了西郊机场平房，大约是晚上八点半钟，当时在场谈话的有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和我四个人。
林立果一见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周宇驰便拿出一张白纸，我一看，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这使我很纳闷，也很紧张。
林立果又说起了毛主席南巡的事。他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硕放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炸药!我万万没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我一下子蒙了!
这时虽然已是9月，但天气还比较热，再加上紧张，他们一个个穿着衬衣、军裤，都汗流浃背的。最扎眼的是，他们每个人腰里都别着手枪。
于新野和李伟信一会儿进来一趟，递水、递苹果、递毛巾：“啊，鲁部长，喝茶!”“啊，鲁部长，吃苹果!”“啊，鲁部长，擦擦汗!”热情得不得了，但腰里的手枪都明晃晃的。我大概足有十几分钟没讲话。我终于从意想不到的惊惧中清醒过来，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悲哀!我想，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但是，不管是谁写的，你们这么干都太卑鄙了!你们把我鲁珉看成什么人了？!看成杀手了？!我鲁珉一辈子也不会做这种下流事。
我曾经打下敌机，那是为祖国为人民啊，现在叫我去谋杀毛主席？我怎么能去干这种事？绝对不干!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痛苦，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如果明着说不干，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连毛主席都敢杀，要除掉我还不容易？他们人多，我拼不过他们。我只好找托辞。
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我说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我就是说不行。他们又做我的工作。林立果说毛主席怎么怎么坏，江腾蛟说跟着毛主席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时，于新野来了，说上海有电话来。林立果出去接电话，一会儿，他进来说：情况有变化，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没讲过。你们回去什么也不能说，这话要传出去，不但我们要杀头，老婆孩子都要杀头的。
回家的一路上，我一言不发。说实话，我心里很痛苦。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被毁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被葬送了!将来不管是什么局面，我都不会有好结果了。如果林立果成了，他干的这些是见不得阳光的，他肯定要杀人灭口，再说我当时就不肯干，他更信不过我。如果林立果干不成呢，毛这边也不会放过我，因为林立果毕竟同我讲了。
一回到家，我就对老婆说：你赶快拿把刀来把我的手剁掉吧!我这辈子完了，将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啦!你无论如何把他们拉扯大。我对这个家庭再也没有能力尽责了。她看我那样子吓坏了，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简单地讲了几句。她这时还挺镇定。她说：剁了手你将来怎么生活呢？她想了个主意：就把眼弄烂吧!她弄来好多浓盐水往我眼里揉，我自己又弄了眼药膏往眼里挤，把眼睛搞得通红，然后到医院去。医生给我查视力，我明明看得见，也说看不见。
我住院后，听医生说林立果、周宇驰很关心我，老问我的病情。我想，他们很可能是怀疑我装病。
12号晚上，王飞又让朱铁铮打电话到医院叫我去邝任农的办公室，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我一听，立即回家带上手枪，把老婆也带上了。到了办公大楼，我让老婆在下面等着，我交代她：你只要一听到上面枪响，就赶紧跑到吴法宪的办公室去报告。当时我想，他们找我去，很可能要消灭我。他们现在如果不想公开的话，这事揭露了对他们也是要命的。
我去了一看，是另一回事。他们已经在开会了。拟了一个名单。作战部有我，还有两个人。王飞给我看名单。又把我拉到一边沙发上说：现在决定要我们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划江割据。以后再创造条件谈判。我想起林立果11号晚上也讲过这话，他说如果不行就去广州，那里的电台就是人民广播电台。到了那里，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我们都能占一半。这些话使我心里更烦乱……这时，王飞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说：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讲过。散会。这样，我又回医院去了。
回到医院大概将近12点，很快，“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我是作战部部长，虽然住院，作战部有什么情况都要向我报告的。
9月13日凌晨，值班参谋电话报告我，说256号三叉戟从北戴河起飞向北京方向飞来了。过了一会儿又报告说，飞机没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飞去，刚刚飞出国境，谁坐在里面还不知道。李德生已经奉总理之命到指挥所，问我去不去指挥所。我回答说我不去了，让副部长去吧!听了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林立果跑了。但我还没想到林彪也会跑，我想林彪可能不知道。因为林彪真要和毛主席摊牌也不容易的。但我的心情一直很紧张，总觉得很可能要出大事了。
13号下午，参谋又报告我说：刚刚接到通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坐了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飞了好久，最后飞机在怀柔附近迫降。飞行员一个负伤一个被打死，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这时，我可以断定是林立果跑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到底跑没跑。但我觉得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我应该尽快把我知道的事向中央报告了。
访问者问：9月11日晚，林立果就要你去杀毛，你为什么不马上向中央报告呢？
我当然想过立即报告。作战部和指挥所各有一部红机，可以直接找总理和林办。但值班室来来往往总有人，在那个环境下，怎么好在那里打电话讲这种事？别人听见了怎么能理解我讲的话？另一点，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如果矛盾最后不爆发，又掩盖过去了，这种事我一报告，会不会反说我胡说八道，破坏中央团结？那我就有口难辩了。这样大的事，你说出来了，谁证明？林立果、周宇驰会出来证明吗？江腾蛟会出来证明吗？肯定不会。要给我加个诬陷的罪名，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我想，是时机了，我应该尽快向中央报告了。
我先想到了张文秋老太太(毛泽东的亲家，毛岸英、毛岸青的岳母)。过去我和她一家都有来往。我让老婆打电话找张老太太，说我要见毛主席，有重要情况要当面报告。对方问：什么重要情况？我老婆答：必须当面报告，情况紧急，越快越好。但对方说，要见主席得通过秘书安排，来来回回要好几天。如果事情很急，怕要耽误了。
我决定找鲁瑛。鲁瑛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我在山东大学的同学。14日一早，我从医院出来，直奔鲁瑛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我说：快起来，我有急事要当面向总理报告!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但鲁瑛支支吾吾的，说找总理也不那么容易，我也很难办呀，我们送稿子都是通过办公室联系的……
我只好又回医院去。怎么办？突然，我想到了李德生。李德生不是正在空军指挥所吗？我立即从一号台要通了找李德生的电话。当我听到李德生说：“我是李德生，有什么事情吗？”我当时真是声泪俱下，我说：“李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向你报告!”李德生作了周密的安排。我来到京西宾馆，见到了李德生，把几天来所经历的一切一股脑儿都倒了出来。
李德生听完了我的叙述，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立即向总理和主席报告。你先回去待命。
这天傍晚，李德生的秘书把我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纪登奎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代表中央来听取我的报告。我又向纪登奎讲述了一遍。他要我把情况写一份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
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安全，他们又要我不回家了，一家都在招待所住下。
几天后，李德生让人转告我的爱人和孩子，说我写的材料已经呈送主席处。主席说：好好把眼睛治好，将来继续为党工作。李德生说，我能及时揭发林彪的阴谋，很好，是半起义。
很快，总理决定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要我首先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那个会是在空军学院开的，很多参谋、助理都去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特色文苑2）：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谈：我亲历的“谋杀毛泽东计划”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