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革命不久，县委（对外称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同志们来镇里开展抗日宣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舜英和贾庭修，她们穿的还是从城市带来的旧旗袍。她俩和陶竞华还到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日道理，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打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做像她们那样的共产党员。
入党时，我就说了一句话：‘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妇女解放！’……”
段存章曾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也是中科院新闻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教授。他在《喜梅姐回乡记》一文中写道：
“抗战八年，李喜梅冒着生命危险，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辽西，与日本鬼子、汉奸还有特务、叛徒，周旋较量了将近六个春秋。在那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正值百团大战开始，她患了伤寒病、疟疾、疥疮三种病，没有药就找陈谷草点火烤……在一次转移时，双目突然失明，危险呀！……”
“我能够活到现在，一是党的领导，二是靠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个时候脱离群众，非死不可！”
这可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工农干部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啊！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共产党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够脱离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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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河南后的李瑞英阿姨也是好样的
那时“县委决定抄土匪的老窝。李瑞英主动请缨，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手枪，带着通讯员，率领一百余名工作队员，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龙王庙土匪窝……她根据太行山对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剿匪方案。她以南下区级干部为骨干分片领导，一百多名队员男女搭配，三人一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掌握了土匪活动的情况，很快擒拿住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游街示众，大振人心……”
“1950年春天，她代表息县县委光荣地出席了河南省的第一次党代会、第一次人代会、第一次农代会和第一次妇代会。”功绩斐然，实不多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瑞英阿姨担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兼党组书记。她勇敢揭露了商城县上报日产6000吨钢的谎言。在及时发现信阳县某乡“水稻亩产万斤”纯属虚构之后，她又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上级给当地群众返还了21万斤粮食。（引自《烽火太行半边天》，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烽火巾帼——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后来参加省委党校组织的“整风”期间，李瑞英阿姨受到了批斗，夫妻二人被扣上张李反党联盟的帽子，但她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她不写检查，就派人替她写；她不同意将不实之词的揭发材料印成文件，就说她态度不好，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斗争她，并给她作了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结论，撤销了信阳专区妇联主任、党组书记的职务。”（引自河南省党史专家张林南著《河南的‘反右倾’运动和继续‘大跃进’》，详见《河南‘大跃进’运动》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在回忆中，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瑞英阿姨用朴实直白的话语告诉我：
“河南省委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打击、批判了一大批干部。如新乡的耿起昌、洛阳的王慧智等人，在信阳主要就是我们两口子。先是在郑州的省委党校批斗我们。这与省委秘书长戴某某有很大关系……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为了出风头、出成绩，他组织人在大会上轮流发言说：‘河南形势好，大丰收，群众每天吃的是两干一稀，吃得好、吃得饱……’ 我不认账！也不怕！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坚持到底。我对他们说：‘我天天在农村，跟群众在一起劳动，一块吃住。饿死老百姓就是不行！我忘不了他们。让我为了升官发财去胡说八道，我不干！’
后来又把我们弄回信阳继续批斗，许多人都不敢接近我们了，最后连孩子们也受到牵连。可我还是不怕。他们大会、小会地斗我们，把我整成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老觉得头顶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了问题，派中监委的同志来信阳调查。最后，地委在专署大院召开大会，宣布给我们平反。中监委的同志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号召说：‘大家应该向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学习!’
平反后的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天蓝了，太阳亮了，自己的头也轻了，大石头也没有了！我高兴极了，不住地用双手拍着我的头，大声喊着：‘我好了！我好了！’
【李瑞英阿姨双手拍头，回忆平反后的激动心情。】
刘建勋同志调到河南工作后，给一大批在‘反右’、‘反潘杨王’和‘反右倾’中受打击、批判、处分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善良、公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他们夫妇的像摆在进门的桌子上。好让自己进出门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们。
【李瑞英阿姨坚持要让拍下她手捧父母亲照片】
驻马店地区成立后，我调任地区妇联主任兼党组书记，后曾任驻马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委员。到北京市后，我先后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工作。离休前任西城区委街道部部长。
我这一辈子没有昧良心！没有对不起老百姓！没有办对不起群众的事！”
张树藩叔叔1918年出生在辽县盘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因向地主作斗争而以“共产党罪”被捕，受尽酷刑折磨。1938年5月16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即选到县委机关做通信员。由于表现突出，两个月后到二区委担任组织委员，不久后连续两任书记动摇脱逃，他临危受命接任二区的区委书记。辽县共有七个区，他先后在五个区担任过区委书记。
在二区，张叔叔发动群众彻底改造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为此，群众用投黄豆计票的选举方式，选他为出席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二区的经验也在会上作为典型推广，受到了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表扬、肯定。杨尚昆称赞二区为“最早夺取、掌握政权的区”。
为了解决新生政权和部队的生存发展，张叔叔开源节流两手抓。首先成立了区合作社搞运输，又组织开垦荒地、办纺纱织布厂以解决供给问题。同时大力压缩各种经费开支，干部每月只留1元零花钱，其余均作党费上交。因为做到了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都以苦为荣，干劲十足。
1939年底，张叔叔调三区任书记。当时，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和八路军总部都在此驻扎，这里成了特务破坏的重点目标。他们造谣投毒、暗杀抓捕，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甚至用美人计收买叛徒，妄图加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虽然区里工作任务繁多，直接指挥的武装仅有15人。但张树藩积极配合129师除奸部，通过两个多月的侦查，最终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确保了领导机关的安全。
1941年6月，张叔叔到七区工作。这里是辽东的门户，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各占三分之一，工作难度非常大。在他的领导下，区委大力开展对敌瓦解和情报工作，坚决组织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使形势迅速好转。他还创新地进行义务兵役制的实验，对部队的战士试行半年或一年轮换，保证了扩军任务的完成。这个经验后在全县推广，效果很好。
当年秋天，张叔叔担任了左权县委组织部长，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同时，他还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各级干部实行一、二、三线的配备。从而为大反攻做好了组织准备。
仅在1947年8、9月间，太行区党委就按照中央部署，抽调了1600名干部支援新区。而在此前后，也有许多太行干部奔赴了全国各地的敌后战场。
【南下前，翟英（前排左3）、张树藩（后排左2）与县委同志们合影留念。前排左2为李瑞英。左权县老区促进会 宋保明提供】
时任左权县委书记的翟英阿姨和张树藩分别率领两批、共60多人随大军南下。张叔叔还担任了南下干部支队的中队政治委员。他在途中参加大小战斗难计其数，为全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建国后，他历任淮滨县委书记、信阳地委委员兼第一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1959年秋，当时的河南省委刮“浮夸风”、搞高征购，张树藩冒着撤职、坐牢的危险，不仅没有“反出一斤瞒产粮，又从国库拿出700多万”粮食发给遂平县群众，使该县基本没有死人。
在“信阳事件”中，他被省委打成“严重右倾”，受到错误批斗。直到党中央解决“信阳事件”后，才获平反。
事实上，张树藩叔叔是河南省地市级领导干部中，向中南局和党中央报告“信阳事件”的第一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当面批驳了吴芝圃的推诿和撒谎，公开保护、支持了张叔叔。
1961年1月18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到：
“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三级所有制，不懂共产风刮不得……死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
毛主席说的这个省正是河南省，说的这件事正是河南省的“信阳事件”。
后来，胡耀邦同志曾一针见血地评述“信阳事件”：“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196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对我感情上的刺激很大，入党是为了救国救民！从来没想过入党以后，我们党执政了，当权了，会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我们的错误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活着的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下一代的人以及下下一代的人都该吸取。”
“信阳事件”之后，原属该地区的淮北有十个县元气大伤，长期吃返销粮。河南省委为改变当地面貌，于1965年5月新成立了驻马店地区，任命张树藩叔叔为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他与地委书记王大海叔叔精诚合作，率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战天斗地。
很快，驻马店地区形势大变。到1970年底，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而且“粮、棉、油、猪”四项上交任务均在全省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
1966年7月，张叔叔奉调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后历任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区武装部政委，北京市水产局局长，为首都的稳定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和北京市七届人大代表。
我当时在北京部队当兵，曾利用出差之机去看过他们夫妇。他们就住在东城区的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条件很差。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张叔叔和李阿姨夫妇乘坐地铁、公交车，辗转来到南沙沟家中看望父母亲的情景。
四位老人各自用不同的方言、语调和语速共话当年、互诉情长。其时，张叔叔慢条斯理的山西话、李阿姨大嗓门儿的左权腔，加之父亲的冀中式普通话、母亲的标准京腔京韵，相互答言、此起彼伏、抑扬顿挫，好一派和谐共鸣的景象，既令人忍俊不禁，更让人印象深刻！
1983年张叔叔离休后，带病撰写回忆录，终于在去世前五个月完成了《我对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回忆》的长篇文章，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和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张树藩叔叔遗作的复印件，细看可辨认他修改的笔迹。】
张叔叔的遗作《我对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回忆》原稿近一万三千字。因种种原因，1999年某杂志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四千三百余字。以致多年来，党史专业工作者和坊间爱好者们在研究或引述时，难以窥及全貌。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张叔叔和李阿姨的革命一生，知之不多，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如果借用蒲松龄老先生的诗句，正可谓是“别来岁月曾多少？话到生平事每遗。”
张叔叔走后，李阿姨受托，专门将他的有关文字、照片资料送给我一套。前些年，我也特意进行编辑整理，并发表在一些刊物上，总算是没有辜负两位老人的期望。
【2016年清明节前，作者为张树藩叔叔扫墓】
1993年8月12日，张树藩叔叔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遵照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一二九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县桐峪镇的无名烈士陵园。这里安葬有八百余位八路军指战员的遗体，还有张叔叔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翟英阿姨、皇甫束玉、黄明叔叔等人的骨灰。革命先辈们的英灵必将永远共同守望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引自张树藩著《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和《张树藩生平简介》等文，均由左权县老区促进会的宋保明提供）
前些年的清明节前后，我们夫妇几乎每年都会与李雪峰伯伯、翟英阿姨的孩子们，还有其他太行前辈的子女们，大家相约共同去左权、涉县等处，为老一辈们扫墓祭奠、寄托哀思。
我们看到了革命老区的面貌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看到了红色遗迹的保护不断在上档次、谋发展；看到了大批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或宣誓或重温……
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加透彻精准：“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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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