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广丰
1967年，我12岁。当时父亲牟宜之、母亲刘纯被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接受改造，我和他们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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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春末，仍然春寒料峭，流放劳改所栖身的两间小屋，火炕依然在烧着。父亲当年58岁，由于长期患高血压动脉硬化，有几天被恩准不下地干活，可以在家养病。母亲还要下地干活，改造思想。
?突然门外传来少有的汽车行驶声音，由远及近，直接停到我家门口。建工部第六工程局留守处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周奎元推门而入，走到父亲的床前说：“老牟，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上面有重要的外调任务。”
?接受外调，对家父来讲是隔三差五，家常便饭。但收拾行李跟车走还是第一次。当时只有我陪着父亲，我说，我爸这几天血压特别高，头晕，我妈又不在，不放心他一个人去。周主任说，要不你扶着他，一块过去，人家那边很着急。就这样，我简单地把饭盒、铁皮水壶、牙具放进一个布袋里，搀扶着父亲走出家门。
门外停着一辆崭新的军用吉普，闪闪发光，一群小孩子围着蹦蹦跳跳指指点点。这种军用吉普我还是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新闻纪录片里看过，不过那是敞篷的，而这是有帆布顶的。通常这在当时是首长坐的，我们这个小村子从来就没进来过这样的高级车。一个年轻的军人司机帮我打开车门，我扶着父亲上了车，周主任则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车随即发动，扬长而去。尘土中，那群孩子跟着车跑，但瞬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车座真软，真舒服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军用吉普。
汽车出了村口，一路向北，朝齐齐哈尔方向驶去。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车子开进了一个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院。树很多。车子开到一幢二层红砖楼前，已有军人在门口，打开车门把我们引上二楼，进了一间会议室，周主任和来接我们的军人小声嘀咕了什么，不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拿着血压计进来，给父亲量血压，一量说我父亲高压200多，必须马上卧床。于是他们在二楼就开了一间有两张单人床的房间，我帮助父亲侧躺到床上。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头发都花白了，像是个当官的。他们拉了几把椅子在我父亲床前围坐了下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官发话了：牟宜之吗？我们是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彻调组”的，来找你就是要了解1928-1932年中共满州省委被破获，某些负责人被捕叛变的事实，你要老老实实，如实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
就这样，提审问讯整整进行了三天两夜。在他们最后离开时，喝斥我父亲：牟宜之！刘少奇是叛徒已板上钉钉，正告你不要心存幻想！
他们走后，我们也结束了住部队招待所吃细粮的高级待遇。村里派了一个大卡车，从齐市办事回来，顺便把我们捎回了村。年迈的父亲只能艰难地爬上卡车车斗，扶着前边的栏杆在扬尘中一路颠簸着回到村里，而一个年轻的采购员却从副驾座上下了卡车。
?事后父亲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彻调组（全称为彻底调查刘少奇叛徒集团专案组）”这次来的目的和当年他经历的事件过程。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父亲的表哥丁群（又名丁君羊)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在奉天（今沈阳）从事地下活动，不幸被捕，与其同案或前后相近时段被捕的中共满州省委有关负责人有饶漱石、杨靖宇、赵尚志、赵毅敏、孟用潜等十余人。刘少奇在这之前曾短暂被捕，经丁群托请丁惟汾求即将易帜的张学良放人。这次满州省委再遭破获，为首的七人包括丁群被判死刑。
消息传来，任囯民党中常委兼中央秘书长的丁惟汾十分震惊。丁群是他死去哥哥的独子，他决定再豁出老脸出面营救。
适逢张学良来南京开会，他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求张学良刀下留人。张很会做人，给足了这位辛亥革命元老面子。可能张内心有亲共的倾向，他指示，马上将在押的共产党都释放。丁惟汾老先生却说，那也倒不必，给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读书的环境，让他们懂得科学救国的道理，不一定非搞政治不可。于是丁群等一干人，由死刑犯变成拘留犯，被转移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的看守所，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书籍。
在这期间，父亲作为丁惟汾的外甥、丁群的表弟，扮演了丁惟汾与张学良之间联络员的角色。他曾多次奔波于南京和沈阳之间，给看守所送钱送物，斡旋变通。其间，还陪同怀孕的表嫂于培真探监。于培真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两名女性代表之一，另一名是邓颖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怕控制不住东北局面，将在奉天拘留的中共满州省委负责人全部释放。父亲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他向“彻调组”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但这样的说明，不能为刘少奇定为叛徒提供任何证明，让彻查组十分恼火。
?1970年代末，在审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曾公布四人帮迫害丁群的有关材料。
1980年代，丁群的儿子从上海来北京，带我拜访王光美。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王光美，向她讲述了我父亲在高血压200多的情况下，被押解到部队招待所接受外调的情况。临走时，王光美让我写下了工作单位。
2006年秋，我意外地收到了信封落款印有王光美同志致丧小组的通知，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王的遗体告别仪式。
后来，朱德外孙女刘丽引见我认识了刘爱琴，也提及“彻调组”1967年对我父亲外调的往事。父亲面对高压，坚持实事求是，刘爱琴听后对家父表示敬意。2015年，家父骨灰由八宝山迁到山东乐陵，年过八旬的刘爱琴欣然答应前往，但当天肠胃不适，没有去成。我回京后她立刻约我见面，非常认真地在签到薄上补签了她的名字。
另一位历史当事人在威逼利透下，违心地指证刘少奇签了自首书，成为当时把刘少奇定为叛徒的一个依据。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就此当面质问他，他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出生入死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也非常无奈，非常无助。顶不住压力，顺从高层政治需要的行为相当普通。而父亲拒绝随波逐流，在高压下坚持不作伪证，并不多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东小群）：牟广丰：我经历的一次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