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封疆大吏||亲历者讲述1959庐山会议秘闻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

我但愿今天的年轻人只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而不要亲身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是我,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吴镇,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秘书

风暴中的封疆大吏||亲历者讲述1959庐山会议秘闻
1959年7月底,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结束了前段的神仙会议,即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夜,江渭清从庐山上打电话至江苏省委,通知我立即上庐山。第二天我就登上了长江轮船。上船以后,我看见南京军区的唐亮、许世友两位将军正坐在轮船前头的大休息室里,我与他俩早就相识,他们也是刚接到中央的通知去庐山参加八中全会的。七月的江面,正值盛夏酷暑,空气闷热,江水混浊,船行缓慢。我的心情也很迷茫,不知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轮船慢慢地靠近了九江码头,只见巍巍庐山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的确是难识其真面目。
一上码头,我就看见来接船的江渭清的机要秘书金靖中,我们两人很快上了汽车,沿着环山公路一路上了庐山。在车上,金靖中跟我咬耳朵,说庐山出了大事,彭德怀抛出一份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毛主席已经开展了对他的批判。金靖中还说,柯庆施整天费神操劳,心脏病发作了,毛主席派专机去上海接了专家来给他看病。听了这番话我心头一惊,汽车绕着公路一圈一圈地上山,我的心中感到一阵一阵的寒冷。到了牯岭华东地区代表居住的别墅区,金靖中说先去看一下柯老吧,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
我们走进柯庆施住的别墅的大会客室时,他正坐在会客室中央一把藤椅上,身上披了一件浴衣,不像有什么大病,但神态非常凝重。一见到我他就没头没脑地断喝一声:“吴镇,你们年轻人不懂阶级斗争!”我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时不知所措,无言以答。当时,可以说我对庐山会议上阶级斗争形势基本不了解,只知道事态比较严重。向柯庆施问候了几句后我就匆匆离开去见江渭清了。
柯庆施领导的华东局六省一市,上海陈丕显、江苏江渭清、山东谭启龙、福建叶飞、安徽曾希圣、浙江江华、江西杨尚奎,他们都住在柯庆施所住的别墅周围,我也都与他们有过接触。见到江渭清以后,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讲,看看简报,多了解情况。然后金靖中便带我前往下榻的别墅。出乎意料的是,别墅里还住着张春桥,他先期到达。我和张春桥素不相识,但相互间早有所闻。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我便回了自己所住的房间。
几天以后,中央八中全会召开。我们作为省里的高级秘书人员,不能列席参加这个会议,只能在会外看看会议简报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由于毛主席都是深夜工作,所以他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一清早就打印出来分发给代表了。从简报上我了解到会议的一些情况,也能看出会议上的斗争非常激烈,涉及到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人。在简报上我没有看到江渭清有什么发言,只听说,在前段会议上,由柯庆施主持的华东小组讨论会对张闻天的纠左言论多有责难。我曾经在别墅的周围看到张闻天,当时他穿着一套白哔叽的中山装,戴一顶白草帽,正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只有一个随从人员跟着他。
上了庐山以后,平时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各省市的秘书人员都待在自己房间里看材料。张春桥这人寡言少语,面部瘦削、阴沉,没有任何表情,所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他有时会到柯庆施那里要香烟抽。但凡中央开会,柯庆施都会从上海带去几大箱特制的熊猫牌香烟,都是24支装的扁平的那一种,供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享用。
柯庆施请了上海大宾馆的经理和高级厨师,为中央委员也包括我们这些高级秘书人员提供服务。还专门在会上设立了一个餐厅,不仅干净整洁,服务也周到。它的特点是不管是谁,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点菜,随要随到。只要报一个菜名,厨师马上就去炒。一旁的桌子上陈列了各种酒类、饮料,贵州茅台,山西竹叶青、汾酒,浙江绍兴黄酒,青岛啤酒等应有尽有,客人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在那吃了几次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在此就餐的大多是中央委员,照理彼此都很熟悉,但他们相互之间从不交谈,空气非常凝重、冷淡。张春桥似乎认识其中很多人,但也没有哪个人跟他打招呼。吃饭都是在毫无生气的沉静中默默完成,吃完就走,一天三顿都是如此。
闲来无事时,我一直想着刚上庐山见到柯庆施他给我的那声断喝,有时就不禁回想起柯庆施在江苏时,我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和他的一些接触。
1952年至1954年,柯庆施在江苏担任省委书记,他非常重视抓舆论工作、抓“笔杆子”,也非常善于判时势、看风向。他曾要求省委常委中的江渭清、邱一涵、李乐平等主要领导干部及当时新华日报主要的两个“笔杆子”石西民、杨永直都集中到西康路33号后三楼去办公。他当时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新华日报》编辑部搬到西康路33号,也就是搬到省委的身边去办公。
当时我在《新华日报》主持工作,编辑部到了西康路33号,而排字房、印刷厂、经理部等都还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大楼里。按照他的指令,每天都要把稿子从西康路拿到新街口去发排。
柯庆施还规定,每天清早报纸一从滚筒机上出来,还没有进入邮局的发行系统,就要把第一张报纸送给他。我们报社有一辆摩托车,就是负责每天清晨把第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送到柯庆施的家里。他还要求出早报,并且要送到每个家庭的早餐桌上。
他常说:“我的门前没有棍子,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你们不要过桥,直接来找我。”他意思是不要经过省委宣传部。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柯庆施是把新华日报变成他自己的写作班子,把新华日报作为在他思想指导下的舆论工具,并根据他的工作方式方法来运作新华日报。当年,柯庆施来编辑部视察工作,一位编辑正在写一个关于“三反五反”斗争的综合报道,柯庆施看了以后大加赞赏,说写得好;而对报纸上曾经发表的“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和“要发家,种棉花”这样的文章,则大为不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用这些人,将来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当时,新华日报学了苏联《真理报》的做法,把社论作为党报的一面旗帜,社论的题目经常是由柯庆施亲自出。当时石西民是他身边的第一秀才,他也真不愧是一个老报人,只要柯庆施出了一个题目,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写好一篇千把字的社论交给柯庆施审阅。当然,也不是回回都满意,一旦柯庆施觉得不合他思路时,就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拿着笔拼命地在纸上乱戳。等经过石西民重新修改以后,我就负责把定稿拿到新街口付印。柯庆施就是这样抓报纸的。有一次我们向柯庆施提出,请他只看社论,不要看短评了。他眼睛一瞪说,为什么不看,社论是评论,短评也是评论,都要看。我有一次问他,我说:“柯老有人说你见过列宁,是吗?”他眼睛一瞪不说话,既不说见过也不说没见过。毛主席非常欣赏柯庆施,说他文章写得好。柯庆施也说过崇拜毛泽东要到迷信的程度,因此曾有一些文章称“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学生”甚至一度成了柯庆施的代名词。
柯庆施待人严厉,批评起来更是毫不留情。他会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马上就把人叫来,随传随到。比如,他把水利部门的人叫来询问当时苏北的雨情,让这位负责人站在他的面前汇报情况,要是答不出来马上就会挨训。他会在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一件事很让我印象深刻,当年省文化部门把大华电影院旁边的东风剧场修缮了一下,由于违背了中央不准修建楼堂馆所的指示精神,柯庆施大为愤怒,勒令文化局长郑山尊写出书面检讨,还把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装上镜框,挂在东风剧场的门厅里,让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读到这份检讨。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沉思默想。我不明白柯庆施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地对我说年轻人不懂阶级斗争。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懂不懂得阶级斗争?我是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的,当时我只有15岁,刚刚初中毕业。1938年我参加中共地下党,我的入党介绍人程恩树把《共产党宣言》介绍给我学习,并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对我做了最早的启蒙教育;我还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再以后经历了长期的军旅生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调进报社、省委工作,都一直深受党的教育,也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如磐石般地团结。中央在反饶漱石、高岗的斗争中作出的加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是把团结看得像保护眼睛一样重要,我是坚决拥护的。可是当我置身庐山会议时,我真是无法理解。党内的阶级斗争这样残酷这样复杂,我不仅闻所未闻,更是从未经历过。那年我37岁,与老同志比起来虽然算是年轻人,但已经入党20多年。我真不明白,彭德怀的一份万言书为什么就招来灭顶之灾?为什么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罪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毛主席不是说彭德怀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吗,他不是百团大战的有功之臣吗,不是“击败美国野心狼”的抗美援朝司令员吗?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位刚正不阿、对党忠诚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
当然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更严酷的阶级斗争还在后面,1962年我又跟随江渭清参加了北戴河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有关阶级、形势、矛盾的重要讲话,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使得党内阶级斗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5年柯庆施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成为中央文革首长,而我则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被张春桥、姚文元点名,说吴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是国民党反动派,被作为“头号反革命分子”批斗。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得到了彻底平反。
庐山会议最后曲终人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东行的长江专轮,大家归心似箭,心事重重。江渭清陪同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坐在上层船舱,我们秘书人员坐在下面三等舱里。我看见江渭清独自从上层船舷走了下来,手里拿着把蒲扇边摇边走,便起身迎了过去。就这样,他和我一起靠在船舷边,在江轮行驶中作了一次难得的交谈。他问我:“你看顺元怎么样?”刘顺元是省委的一位书记,德高望重,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好读马列著作。当时我思想毫无准备,但我意识到回去以后的反右倾斗争将会涉及到省委班子里的一些人。我如实地说:刘老书读得很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还需要多联系实际。这确实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江渭清对我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点了刘顺元的名字,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是要对他开展批判斗争。他还说,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我也是一名军队干部,跟着江渭清多年南征北战,出身入死,他是跟我交了这个心。江渭清还说,他在会上和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渭清啊,天下大乱啰,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啊?”江渭清对毛主席说:“我们回去就贯彻执行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啊。我是江苏省委的班长,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们省委有右倾思想,应该检查,但是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席讲:“好啊,你就这么办吧。”
多年来,有些同志经常问起我,在庐山会议上我和江渭清在一起,他都干了些什么;还说江渭清是不是口袋里放了两种材料,左面口袋放的是反左材料,右面放着反右材料,反左了就拿出左面口袋里的材料,反右了就拿出右面口袋里的材料。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说明,这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江渭清参加庐山前期会议时带去的材料,确实是我负责综合、整理,最后定稿让他带去的。这个材料基本上是纠左的,在当时所谓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针对江苏的大炼钢铁、大办养猪场、大办食堂,反映了民间的一些真实情况和疾苦。而我上庐山时并没有再带任何材料,江渭清也没有交待准备另外的材料。
回南京以后,为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江渭清分别找了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省委领导个别谈了话,取得了一致意见。省委确定,由江渭清原原本本地宣读彭德怀的万言书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会议情况,让大家自有公论。当时省委的做法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为此也保护了大批干部,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庐山会议以后,在党内掀起了反彭德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轩然大波,江苏也不例外。但是,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领导保护了干部,做了一件好事,全省省市县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刘顺元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他说:“在我看来,在全国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中,渭清同志是较好的一个。”我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的党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经历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我但愿今天的年轻人只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而不要亲身经历这样的苦难。这是我,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本文摘自:《钟山风雨》2014年6期,作者:吴镇,原题为:《1959,我在庐山的所见所闻》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牛角鱼人文思想):风暴中的封疆大吏||亲历者讲述1959庐山会议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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