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吕德文: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编者按】本文列举的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说的都是大实话,可谓针针见血,入木三分。听听这些逆耳之言,对于我们正视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状,真正把党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理解好、落实好,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一)无事找事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事找事”的怪圈里。上级就怕基层没事干,就不断布置各种“狗屁工作”,隔断时间一个工作清单,换个时间又是工作提示,还随时有紧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这些工作,唯一的意义就是证明基层还在干事,至于事情有没有必要干,则是不重要的。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基层干部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但都是在“后台”运转,群众不知道,没有任何获得感,很多时候还觉得很扰民。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得亏当地领导有先见之明,事先主动“找事”,在路口设置了警示牌,派人劝阻,各种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结果,上级纪委查了一年,果真证明本地没有任何责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感谢这位领导,真是保护了全县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
(二)草木皆兵
现如今,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上级的巡视、督查、检查以及第三方评估,都得认真准备,排演到位,连衣食住行的细节都得领导亲自过问,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能主动避免的一定要主动避免;出了点漏子,别解释,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一个地方出漏子,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三)一刀切
一刀切已经是老问题了,但现在却“切”出了新境界。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现在的一刀切,不仅要结果,也要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脱贫攻坚的时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为,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统设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对象。上级会说,我也没办法啊,制度就这么规定的。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四)刻舟求剑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似乎,过去基层的很多问题,都是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规范造成的。但实际上,基层相当一部分问题,其实和制度无关,就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却把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越来越正规化,不仅有专门的调解室,还有专门的文书,真是没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而他们下去又没什么事干,县乡就只能不断派发工作清单和工作提示让他们有活干。但他们一旦干活,村支两委又没事干。那么多干部扎在村里无所事事、无事找事,群众看着都着急。
(五)政治恐吓
基层有很多“红线”“底线”,上级动不动就拿出来说事。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但上级对“红线”“底线”的认定,却很有弹性。有些在基层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经演绎,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实上,乡干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群众其实很高兴。很多事情,给群众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六)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七)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别干。现如今,各地都有一点社会危机,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群众工作最麻烦,还是少干为好。装不知道最好。
(八)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乎,各地都在开展俗称“拉练”“赛马”的工作机制,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县领导带着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浩浩荡荡到各个地方看点,现场评比,现场打分。优秀的奖励50万,100万项目经费,表现差的上台做表态发言。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标是无可超越。如果让人一下子就复制去了,那还搞什么搞呢?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因此,选点很重要。得选一个有点基础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本来就很好了,就没啥创新的价值。如果一个地方一点基础都没有,代价太大,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来搞。如果那个地方太过偏僻了,领导受不了车马劳顿。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点“代”面,把点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群众也很现实,评价一个村干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项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点”,那真是天选之子。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九)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得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就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
(十)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用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乡土”,修订发布)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吕德文:当前基层治理十大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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