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新中国兵器工业的诞生

专栏  |  新中国兵器工业的诞生

郑汉涛,1915 年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军工部工程处处长,晋冀豫边区工业局生产处处长,中央兵工总局副局长兼华北兵工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兵工办公室副主任,兵工总局副局长,二机部二局副局长,一机部第一计划财务司司长,三机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长、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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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 在兵工史讨论会上(左起来金烈、郑汉涛、刘鼎、张贻祥)(于学驷供图)


新中国的兵器工业是由革命根据地兵工厂和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合并组成的。这个合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凑到一块儿,而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城市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接收、调整等艰苦工作逐步完成的。我经历了这个过程,亲身参与了许多组建工作。


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以解放区的人民兵工为主体,我们陆续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并及时调整,重新组合,为中国兵器工业的建设做了重要准备。


 各地区接管的情况不一样。那时,我在华北地区,随华北兵工局参加太原地区的接收工作。1948年,石家庄解放后,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在公营企业部设华北兵工局,杨成任局长,我和徐长勋、史克中任副局长。不久, 转移到山西榆次,杨成被调走,由我接任局长,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支人民兵工队伍合并后,就地进行调整,按专业集中,合并成8个大厂。1949年1月北平解放,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第七十兵工厂。同年4月太原解放,华北兵工局机关进驻太原市,又接收了阎锡山的一批兵工厂。随后,华北的兵工厂陆续向长治、阳泉、太原集中,实际上是人民兵工厂和上万名职工从根据地调出来,“吃”掉了那些官僚资本办的厂子。当时,我们的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并不比国民党的厂子落后,因此,太原一解放,一两个月就完成了接管任务。至此,华北兵工主要集中到太原、长治以及阳泉和北京地区,共有12个比较大的兵工企业。 


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事缩小,生产任务锐减,为了培养干部,我们首先抓了青年职工的培训。他们一般文化水平较低,急需提高。华北兵工局宁愿不盖办公楼,拿出价值1亿斤小米的基金,在太原北郊兰村开办了第一所兵工职业学校,派邸耀宗、厉瑞康等同志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办。他们发扬老兵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仅用了个把月,就使学校具备了开学的必要条件。把那些在解放战争年代作出贡献的年轻“老工人”送到学校,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在后来的兵器工业建设中,这里的毕业学员大都派上了大用场,发挥了专长,立了新功。第一任兵器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来金烈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学校于 1958 年升级为兵工高等学校。原华北兵工局的同志回忆往事,无不称赞这个决策的正确。 

其他地区人民兵工的组建与华北地区大体相同,据我了解的情况是:

晋绥解放区于1948年年底,调整了人民兵工,改称西北军区后勤部兵工部,部长蒋崇璟、政委谷佑箴、副部长杨开林。兵工部随军进军西北,由于这一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除保留了随军修械的力量外,大部分转为民用工业了。其中一些兵工领导骨干转移到西南地区,新中国成立时,西北地区已无兵器工业。 


华东地区自济南解放后,拥有 37座兵工厂,2万多职工。在调整中,集中在淄博地区有4个工厂,其他转为民用工业。在第三野战军南下时,派出部分人员随军南下,进军南京、上海和东南沿海等地区,成为接收和管理国民党官僚企业的一支骨干力量。 


平津战役胜利后,四野挥师南下,东北军区军工部抽调大批干部随军赴中南地区,接管了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地区的兵工厂,又经调整,把兵器工业集中到湖南辰溪、株洲和湘潭地区,归属中南军政委员会经委的军工局管理,朱毅兼任局长,王元一、吴运铎任副局长。 


西南是国民党兵工厂集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重庆、泸州和昆明三地, 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接管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下设兵工局归口管理,由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局长。这个地区摊子比较大,旧社会基础比较深,民主改革和整顿工作量大,接管人员严重不足。反映到兵工办公室,我们立即从华北兵工局抽调干部、工人,组成工作团入川支援。还从山东兵工总厂成建制地抽调一批老兵工参加工作团。团长吴忠林,副团长牛季良。这个团有好几百人,每厂派出几十人帮助工作。之后,大部分同志留厂工作,来金烈就是那时从华北兵工局抽调去的,留在456厂,当过车间主任、供销科长和生产副厂长。山东去的有些同志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就转到湖南282厂去了。 


东北的人民兵工原属东北军区军工部管辖,有9个办事处和12个直属 厂。辽沈战役后,接管了国民党第九十兵工厂及其分厂。经过调整,组成20多个大厂,有4万多人,生产能力比较强。1950年4月,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转交东北人民政府,在工业部设军工局,乐少华副部长兼任局长。 


到1950年4月,兵器工业按地区初步调整完成。兵工企业由解放区的294座和接管国民党的68座调整后组合为45座,其余的按中央指示支援了航空等兄弟工业部门。45座兵工厂形成东北、华北(兼管山东)、中南、西南四大片,拥有职工近10万人,设备近3万台,成为新中国兵器工业建设 的骨干力量。 


向全国集中统一管理过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人民军队从战争 状态转向国防建设,人民兵工也随之从战时向国防工业建设时期转变。现代兵工的建设,若仍由地区分散管理,显然已不适应,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后,负责归口管理兵器工业,由刘鼎分工主管,但未设工作机构,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他和秘书处理,根本照顾不过来。为此,于1950年4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在重工业部下设兵工办公室,刘鼎兼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兵工办公室是一个过渡性机构,主要任务是对上归口,对下协调各地区的调整与改组工作。干部和经费都依托于华北兵工局,我就是一身二任,既是兵工办公室副主任, 又是华北兵工局局长。我当时使用了两个名字,华北兵工局用汉涛,兵工办公室使用郑汉涛。


兵工办公室的经费由华北兵工局支付,财务签字用郑汉涛, 批准签字用汉涛,自己既是申请人,又是批准人,今天回忆起来就是一笑话, 可当年还真解决了问题。兵工办公室设在东四魏家胡同,按秘书、计划、技术、质量检验、财务、总务6个组设立(后改为处),干部不多,但很精干。成立之后,对全国兵器工业开展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刘鼎跑的面比较多,有东北、华东和西南,我率队调查了其他地区。


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拟订了兵器工业的建设方案。1950 年 7 月以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和刘鼎的名义,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兵工建设总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兵器工业的建设方案,主要是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建立中国兵器的制式系列,组建兵器科研机构,开展新型兵器的研究设计,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兵工建设的总体方案。


1950年10月6日,兵工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兵工会议,各地 区兵工局长与会,讨论兵工建设的实施步骤、措施和方法。会前,我们兵工 办领导同志已得知中央正抓紧部署有关抗美援朝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秘密赴苏联会谈。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我们会议立即转为紧急战备生产动员。刘鼎作了动员报告,他代表兵工办要求兵工企业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决定终止正在进行的工厂转行和职工转业,并扩充了力量,全力以赴投入战时生产,供应前线。会议到11月4日结束。会后,东北地区靠近前线的辽宁省兵工企业进行紧急调整,采取分迁的形式,把部分生产能力迁往靠近苏联的嫩江和黑龙江地区。这次搬迁由国家提供一点投资,刘鼎曾说:“兵工第一次有了正式投资啦!”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装备,加上我们紧急生产的武器弹药,赢得了第一、二、三次战役胜利。1951年初春,增添了苏联武器,有苏式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57毫米战防炮和小口径高射炮等。但数量都不多,弹药的补给成为问题,122毫米榴弹的药筒缺少加工设备,配用的引信结构复杂,都不能生产。我们很为 前线着急,总想搞出点有用的东西支援前线。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我亲自安排了反坦克武器的研究和生产:组织东北724厂搞反坦克火箭;组织西南497厂搞57毫米、75毫米无坐力炮;组织太原743厂试制生产无坐力炮弹;组织山东732厂搞反坦克地雷等。


中央非常关心兵工生产。为了加强领导,中央军委于1951年1月4日成立兵工委员会,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挂帅兼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国家财委副主任李富春兼任副主任,成员有各军、兵种和重工 业部的主要领导,统一领导和协调地区的兵工支前生产。到了4月,中央决定将重工业部的兵工办公室改组,成立兵工总局,这是兵器工业全国性的实 体领导和管理机构的开始。刘鼎兼任局长,钱志道和我任副局长。兵工总局的职能比兵工办扩展了许多,开始行使管理全国兵器工业的职权。干部以兵 工办的原班子为基础,又从华北和西南兵工局以及山东兵工总厂选调了一些 业务和技术骨干,力量加强了,机构充实了。还把东北兵工局聘请的几位苏 联专家请到总局。魏家胡同的办公室已不适用,于是占用了547厂位于雍和宫大街51号的老厂址,把厂房因陋就简地改造成办公室。 


兵工总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着手兵器工业的统一管理的业务建设;另一 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组织支前生产。这时,我志愿军赴朝参战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帝国主义妄图挽回败局,更加疯狂地组织反扑,战斗更加激烈。前方对武器(主要是弹药)的需求,不仅数量要多,而且需要大威力弹药。当时兵器工业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仅能生产轻型武器和弹药,不具备大口径后膛炮弹的生产条件。战争初期,曾采取对旧弹进行整修的办法,复装了仿美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弹体是日制的弹丸,药筒是部队收集美制的、经过改型和整修配上自制的引信,用于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解了燃眉之急。为扩大生产,我们从西南地区抽调了几台水压机,集中到东北724厂,赶制 生产了仿美105毫米榴弹。由于能力小、原材料缺乏、产量不大,不能满足前方的需要,这成了总部与志愿军首长十分关心的问题。我记得在1952年下半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聂荣臻以及各总部、军 兵种和装备部的领导出席,刘鼎和我也参加了,张连奎作为军队的人员也在 座。会议主要研究弹药问题,彭德怀对我们的弹药生产供应不足和质量不稳 定很不满意,狠狠地将了我们一军。会议还分析了美国大选中若把战争贩子艾森豪威尔选为下届总统,朝鲜战争便有两个可能,一是谈判,拖下去;二是大打。要求我们做大打的准备,千方百计扩大弹药生产。这次会议对我们震动很大,会后我们立即召集弹药工厂厂长开会,进行部署与安排,各厂结合技术改造,尽快地扩大了弹药的生产能力。 


1952年8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成立了二机部,领导和管理整个国防工业。调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任部长,副部长有张霖之、万毅、刘鼎三位同志。下设兵器工业管理局(称第二局),局长由刘鼎兼任,不久由张连奎接任,我 和王彬、佟磊等任副局长。第二局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兵器工业实现了 全国的集中领导和管理。与此同时,各大行政区的兵器工业管理机构便宣布撤销。 


为大规模建设做准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投入了大量新型武器装备,对比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在性能质量上、品种数量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为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巩固国防的需 要,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高瞻远瞩,早在1951年就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 制定了提早建设兵器工业的决策,并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商谈技术援助。谈了四五个月,苏联才同意提供十几种陆军装备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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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50 年代生产的122 毫米榴弹炮(于学驷供图)


1951年10月,苏联提供的第一批8种轻武器技术资料到达中苏口岸, 我代表中方赴满洲里接收了这批技术资料。我是第一次同苏方合作,清点接 收,双方关系是十分融洽的。随后,苏方派了乌达洛夫等5人小组来华,由我陪同对中国兵器工业进行综合调查,再一次同苏方合作。这次调查历时3个月,既了解了兵器工业情况,也向苏方人员学习了兵工经验。在此基础上, 我组织兵工总局有关人员综合了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5人专家组的建议以 及总参谋部的要求,进行分析研究,起草了《兵器工业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中国制式武器装备的生产规划、调整和改造现有工厂、组织新建一批缺门短项的工厂等三个大纲性文件。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以这个方案为基础, 于1952年5月21日作出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它包括《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兵工五年建设大纲》等内容。这个决定经李富春亲自修改、周恩来审定后,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审阅同意,用中共中央名义批准。可以说,这个决定是周恩来亲自为新中国兵器工业建设绘制的宏伟蓝图。这是一个高起点的自力更生的发展纲领,为兵器工业大规模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兵器人才研究院):专栏 | 新中国兵器工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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