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了一场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股市楼市暴跌，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大量香港人移民的反英抗暴，史称“六七暴动”。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文革在中国大陆爆发，很快就波及到了临近的澳门和香港。
01 澳门左派的胜利
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了一二·三事件。
澳门的一场左派抗议活动中警民发生冲突，共造成8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澳门左派随即开始罢工罢市，中国大陆断绝对澳门的食品和饮用水供应。葡萄牙政府最后向左派屈服，接受他们的要求道歉，并一度提出立即向中国交还澳门，但被拒绝。
受到澳门左派斗争胜利鼓舞的香港左派，纷纷跑到澳门祝贺胜利，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想在香港复制他们的成功。
这里介绍下当时香港的左派力量。
香港从割让开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媒介。但同时香港也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战以来，香港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取海外华人和国际援助、宣传抗战和建国理念的基地。
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正式办事机构，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尤其在全国解放前夕秘密组织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辗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港工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推动下成立了“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而各种工会子弟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这就是香港人所说的爱国学校或左派学校，比如汉华中学、培侨中学和香岛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成为左派政治力量的组织纽带和人才基地，而且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香港左派对前景盲目乐观的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
“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
然而，廖承志之后被狂热的红卫兵夺权，周恩来的外事权也受到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左派内部的激进派势力开始抬头，中央确立的港澳长期政策实际上被一种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
1966年9月，大陆狂热的红卫兵要求驱赶盘踞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甚至把香港改名为“驱帝城”。同时还编了歌谣在广州深圳传唱，其中有一句是
“香港并不香，犹如一只垃圾箱。”
在大陆左派的鼓舞下，香港的左派也开始了行动。
02 一场劳资纠纷引发的暴动
1967年4月，位于香港九龙的一家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
当时工厂颁布了严苛的规定，损坏生产机器的工人会被扣发工资、不允许工人请假等。劳资双方谈判随后破裂，厂方在4月28日以“生意不好”为由解雇92名包括劳方谈判代表的工人，并关闭分厂的注塑机部。
于是愤怒的工人们开始发动罢工。
工潮在5月4日开始恶化，部分工人强行入厂要求和资方谈判，又在工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有工人甚至阻止厂方出货。为了防止事态恶化。香港警察训练防暴队到场戒备，封锁附近道路。
5月6日，约150名工人在厂外集会，抗议被解雇，并要求与资方谈判，下午4时许厂方再度被在场工人阻止出货，管工与示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调停不果，局面更趋混乱，防暴队采取行动，逮捕21名工人，过程中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伤，其中一人死亡。事后，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主席冯金水与两名代表到黄大仙警署交涉，却遭港英当局扣押，并被控非法集会。
左派媒体有意将只打死一人的罢工事件夸大成港英政府打死了两三百人的特大惨案。于是在北京举行了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抗议港英当局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之后左派报纸称“港英政府的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港九塑胶总工会在5月7日举行控诉大会，指事件是警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我爱国工人和爱国同胞进行疯狂的迫害”；在香港左派的组织下，大批工人和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他们模仿大陆红卫兵的做法，手持《毛语录》，高喊口号。香港警察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一共拘捕127人。同日下午，港九工会联合会派出杨光和郭添海等人会见警务处处长提出“严重抗议”，警方代表因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应。
5月11日，示威演变成了暴动。工人用石头和玻璃樽向警察砸去。港英政府宣布所有警察取消休假，并于当晚在东九龙实施宵禁。
5月13日，大批左派民众在街上集会，焚烧汽车和职工宿舍，并闯入学校闹事。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控制局势。到5月14日，香港已经有400人被逮捕。
两天后的5月15日，已经被造反派夺权的外交部向英国代办处提出强烈抗议:“最紧急，最强烈抗议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
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向他递交外交部的抗议声明，把骚乱事件定性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又指“港英当局利用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对中国居民和工人进行迫害”，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项条件。
在北京，外交部的造反派举行了十万人集会，同时发动民众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外示威。《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
时任港督的戴麟趾回应称，“港府维护和平和秩序，目的是维护全体香港人的利益。同时尽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持和平与秩序，是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最恳切的愿望”，港府将尽力促使本港恢复安宁。”英国政府在18日也发表声明，强调香港警察行动已保持克制，将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维持法律及秩序的责任。
但香港左派对此并不认同。
5月16日，香港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
斗委会联合左派团体数千人，手持《毛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迫害中国同胞，残酷镇压香港工人。
5月20日，港督府一度成了左派集体抗议示威的主要目标。在港督府，香港警察严阵以待。虽遭群众辱骂、吐唾沫，甚至被掷硫酸，然他们仍紧守岗位，坚定不移。
图为港督府门口的抗议者
同日，在大陆，北京超过十万群众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游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游行队伍必须格守“不冲、不进、不砸”的三大原则，避免事态升级。
但事与愿违，冲突之后继续升级。
其后港府重申要维持法律和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请愿人数，抗议行动于是转到中环花园道和皇后像广场一带。在花园道口被防爆警察拦截时，左派与警察发生冲突，多人受伤。一些示威者将预先准备好的红色颜料倒在身上，，以此夸大香港警察镇压的血腥暴力。第二天，左派开始发动巴士、电车、煤气公司、轮船公司等定时罢工。
5月下旬，暴动开始蔓延至香港岛。示威者以左派报馆，银行，学校为据点，开始示威游行，破坏公共交通。一旦香港警察到场用催泪弹，警棍驱散后，暴动者立刻有组织地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港英政府宣布在香港岛北岸实施宵禁，这是香港岛在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论。
甚至连黑社会和学生也加入了反对港英政府的队伍。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学生成立斗委会。澳门一群黑帮三合会成员发表公开信，号召洪门兄弟团结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渡轮，油麻地渡轮和九龙仓三个单位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了群众游行。
6月12日香港七百艘渔船搭载六千渔民到盐田，参加深圳沙头角声讨大会。
6月13日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发表谈话，指中国人民有权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国，但绝不容许港英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将香港同胞递解出境。同日两万渔民在海上发起游行。
6月15日银都戏院被吊销执照，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提最强烈抗议。6月17日，大陆试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
6月19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英国女皇像被泼漆油、涂标语。
6月24日，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政府及公共交通公司以强硬姿态应对罢工，将旷工雇员即时解雇。同日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在北京举行的答谢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宴会上发言指出：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的爱国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而绝不取决于一小撮英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决心根据形势需要，给予香港爱国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胜利为止。
6月27日，左派学校罢课一天。29日，左派发动联合大罢市，香港副食品价格一度上涨。
6月28日广州海陆空三军和群众八万人集会，声称准备给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4.金庸的抗议
面对香港的严峻局势，一些人开始呼吁防止暴力升级。著名作家，报人金庸在明报发表一系列社评，同情罢工工人，但反对骚动扰乱香港，呼吁各方克制，避免暴力冲突升级。
可是因为反对暴动，金庸成了香港左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左派发文辱骂本名查良镛的金庸是“豺狼镛”，“汉奸狗”。
文中写到，“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该文称金庸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他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已经控制澳门的左派势力更是干脆禁止金庸办《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但金庸毫不屈服，他在1967年6月9日的《明报》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示《明报》不会屈服：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6月24、25日金庸连续在《明报》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谴责左派。“六七风暴” 欲演欲烈，“左派”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电车、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 形势日趋恶化，香港已成为一个“乱港”。
05 记者被抓
1967年7月8日，香港暴动开始进一步升级。数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警察展开枪战，造成五名香港警察殉职，九名警察受伤。人民日报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香港街头出现了北京打算收回香港的传言。受到鼓舞的香港左派随即开始用罐头制造真假土制炸弹，用汽水瓶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用镪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聚集的学校的实验室更是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
此后中英双方互相抗议。7月10日，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示对香港“不动武”。
7月12日，港英政府同时在香港岛和九龙宣布宵禁，这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7月20日港英当局判决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
8月，大陆外交部被红卫兵夺权。开始推行更激进的外交政策，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将红旗插遍全球。香港左派学校和左派报纸也开始更为卖力地煽动“反英抗暴”。
8月9日，根据紧急法令，香港警队暂时关闭多家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包括《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丰日报》。八月十五日，港英当局逮捕了五名记者，其中两个为新华社记者，另外三个是《文汇报》与《大公报》记者。
香港警察在左派聚集的侨冠大厦内搜出各式各样的真假炸弹和武器弹药，还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港英军队从出访香港的航空母舰上发动直升机，直升机运载军警从建筑物天台上降落，攻击左派的据点。
当时在香港，只要是被发现家里藏有“毛主席语录”，都要被警察抓去问话。香港警方抓走了斗委会副主任，汉华中学校长黄建立和几个工人，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因在三号晚离开侨冠躲过被捕。警方撤走后，北角的左派青年学生集合于华丰国货公司前面示威抗议港英捣乱民居。在这次示威中，掩护青年学生的工人们，开始用假炸弹封锁要道阻拦军警。
最后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的几家左派报纸，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同时大举搜捕关押左派人士。部分左派人士被驱逐出香港，此举引起北京抗议，中英关系紧张，最终引发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
06 中英关系恶化
因为报纸被关，记者被抓。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 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同时警告说如若不照办，后果自负。当天，由于外交部长陈毅正在受红卫兵批判，由副总理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除了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谢富治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
但对于外交部的抗议，港英当局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于是，激进造反派组织“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造反派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但造反派还是把事情闹大了。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
红卫兵先是在清华大学进行了演讲，将英国代办处描绘成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特务机构。于是民众的革命热情被调动了起来。清华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将英国代办处围了个水泄不通，对英国代办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限期答复。
随着最后通牒时间的到来。大批学生和革命群众不顾警卫的阻拦冲进了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同时还殴打，辱骂英国外交人员，强迫他们向伟人像鞠躬。直到广播里传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学生们与革命群众才撤离。经警卫战士的奋力扑救才从大火中救出了英国代办处的十多名外交官员。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并将其中的激进者关押起来。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但这是一起置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外交事件。英国人很快做出了回应。
8月29日，位于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英国人围堵中国代办处进行抗议的时候，双方产生了冲突，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随后中英几乎完全破裂。得知消息的香港左派更是愈发得无法无天，变得愈发激进。
07 炸弹恐慌
1967年8月开始，香港左派在市中心各处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制造恐慌。炸弹上多数用大字写着“同胞勿近”，以表示只针对港英政府。但电车，巴士，街道上到处都是真假炸弹，不但造成了恐慌，也危害了市民财产安全。左派此举大失人心。在北角，一名七岁的香港女童和她年仅两岁的弟弟被包装在礼物盒里的土制炸弹炸死，引发了公愤。同时一些负责拆除炸弹的香港警察和英国拆弹专家也被炸死或炸伤。
香港市民对左派的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都反对暴动，支持政府及警队维持秩序和治安。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并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林彬称左派暴徒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有人写信打电话警告林彬，林彬在电台上说道﹕“左仔，尽管放马过来吧﹗”
1967年8月24日，多次在广播节目中批评左派暴动的林彬在上班途中被伏击。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将林彬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浇上汽油放火将林彬和他的堂弟林光海活活烧死。
事发当天“地下锄奸突击队”司令部发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纪律的处分，严厉惩罚，以示儆戒”。《大公报》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击队锄奸 败类林彬受重伤”为题，谴责他为“对于爱国同胞极尽污辱诬蔑之能事”、对殖民地政府“认贼作父”。该报又称呼林彬为“林逆”，细数其“罪状”，“此人一向在反华宣传中充当烂头蟀角色……他天天叫嚣，用尽无耻无良低能辣挞下流贱格的语言，把祖国的革命群众称为暴民。”林彬被杀后，左派中有人匿名承认责任，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并声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
林彬的死令整个香港为之震惊。一时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但金庸的《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哀悼林彬的死，愤怒谴责左派令人发指的暴行，同时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决不向暴徒妥协、退缩。
林彬遇害后，悼念林彬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六人黑名单，其他五人包括香港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甚至金庸家也收到了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金庸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领家人跑到新加坡暂避风头。
在金庸离港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左派暴徒破坏。多达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对《明报》进行大破坏，还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明报》员工事先已有所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都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为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汹涌而来的暴徒一时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找到时，铁闸门已经关上了，混乱中大队香港警察赶到，《明报》才免于一劫。但是印刷车间还是被毁了。
1967年9月，香港的暴动逐渐平息。南华早报甚至用了“香港免受炸弹滋扰一日”这样啧啧称奇的标题。
但依然有零星的爆炸事件发生。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暴徒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78至180号（现在的华懋世纪广场）马路中心放置炸弹，香港警员杜雄光和见习督察史丹顿于晚上7时许前往现场处理，期间有10余名市民从楼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们离开现场，其间炸弹突然爆炸，杜雄光当场被炸至重伤，被送院后不治；史丹顿也被炸伤。同日亦有一名乘搭电车的中学生于湾仔被投掷炸弹炸死。
杜雄光遗体于10月18日出殡，安葬于沙田大围谷寮坟场。
10月，去新加坡避难的金庸回到香港，但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未消除，因此他长期受到香港警察的保护。10月24日，金庸发表社评，《请斗委会检讨“炸弹斗争”的方式》。
1967年12月中旬，周恩来向香港左派下达直接命令严禁再制造炸弹，持续八个月的六七暴动终于宣告终结。
06 尾声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为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方负担。”
之前中国已经投入巨资修缮被烧毁的英国代办处，并赔偿了英方所有损失。自此中英关系开始走向缓和，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也开始从暴动中恢复。
六七暴动是香港历史上的一场浩劫，造成最少5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香港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同时有802人受伤，包括200名警察，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疑似炸弹，其中有1167个是真炸弹。
因为暴动期间局势动荡民不聊生，许多香港市民为了避难卖房离开香港，造成了香港的一波移民潮。香港的股价和房价也双双暴跌。在1967年8月31日，香港股指跌到了历史最低的58.61点。
“六七暴动”的失败给香港左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其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
在“三罢”斗争中，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在极“左”思潮指挥下，所有左派报纸走向“反英抗暴”前线，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最终《商报》被收购、《晶报》等被迫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苦苦支撑，但在香港市民中几乎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
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在极左文艺路线下也纷纷倒闭。当年周恩来所担心的激进极左路线“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虽然在这之后左派报纸和工会在香港依然被允许存在，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成为了人们口中被嘲讽和鄙视的“左仔”。
六七暴动过后，在镇压中表现突出的香港警队被女王授以“皇家称号”，从此，香港警察，成了香港皇家警察。
六七暴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严打腐败，改善民生。
暴动之后的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建立独立反腐机构廉政公署，严打腐败，香港的经济从此开始腾飞。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王昊轩3昊雅轩成）：香港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