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1960 年9 月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1954 年撤销的6 个中央局。陶铸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一书记。11 月下旬,中南局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当时25 岁,作为唯一的速记员全程参加了为期3 天的会议。当年的与会者多已作古,我有责任为历史留下记录。

会议为什么在河南开

这次会议是在河南省政府交际处举行的。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刘建勋、吴芝圃,上述五人分兼广东、湖北、湖南、广西、河南五省区第一书记。有中南局秘书长雍文涛、宣传部部长李尔重、组织部部长李立等中南局常委,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没有参会。列席会议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中南局所属五省区其他主要领导和分管农业的领导如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张体学和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延春、河南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等。第一次会议不在中南局机关驻地广州召开,而在郑州召开,原因是发生了“信阳事件”,河南省“五风”严重,中南局要帮助河南省委揭盖子。

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反右”,正式打右派7.7 万余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15%。1958 年夏进行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反党集团”斗争,全省抓“小潘复生”20 万人之多。“庐山会议”开幕之初,政治局常委确定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提到,“第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600 人受处分,是个分裂。”(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委开展“反右倾”运动,两名副省长和六名地厅级领导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分别受到撤职或降职处分。全省“受到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有32100多人,其中有16200多人被错定为‘严重右倾’。1958年至1960年,河南全省受到不当处分的党员干部就有11.21万人,其中县管以上干部3.08万人,占同类干部的27.5%”。(《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59 年10 月至1960 年4 月进行的“反瞒产”,河南省又一次成为全国的典型。信阳地区一马当先,当地群众生活雪上加霜。河南省委某书记在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上动员“反瞒产”时讲,他到信阳地区视察,看到有坏人把死人的尸体放在公路上威胁领导;一个老婆子夜间偷煮死小孩吃。这都是故意破坏大跃进的声誉。

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1965年春,陶铸(右3)与王任重(右4)、刘建勋(右2)、金明(右1)、吴芝圃(左1)等在广州开会间隙散步(王正谦提供)

信阳地区发生大规模饿死人,地委发电报向省委报告。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在电报上批示,这是“坏人的破坏”,将电报归档封存,省委其他负责人再无一人看到。后来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到河南调查,曾问副省长王维群:“信阳地委向省里汇报信阳地区饿死人的电报,你看过没有?”王维群如实回答:“没有。”王从吾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都不让你们知道!”(《王维群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饥饿惨状触目惊心

1960年春,河南灾情逐步暴露。卫生部和内务部分别向国务院汇报了河南的问题,习仲勋副总理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向中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写出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做批示。周恩来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说“我是总理,我有责任”。中央派中监委、中组部和公安部的领导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再次到信阳地区调查。6月至7月间,李先念专程到信阳地区调查灾情。在光山县,他发现社员的口粮、喂牲口的饲料粮都被强行收购去了,只好靠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一些农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而县里干部却搞浮夸,仍然宣称亩产万斤。李先念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到了郑州,李先念听取吴芝圃汇报,吴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的工作如何如何好,李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李先念告诉邓力群:自己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他还感叹道:“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李先念传》、《李先念年谱》等)

1960年10月23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指示:通知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天赶到北京参加会议。23日至26日开了四天会。中央领导听取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看后马上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5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专门谈了河南问题。(《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

1960 年11 月3 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5 日,中央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部署整个中南地区纠正“五风”工作。

会议召开前的11 月12 日,李先念和陶铸、王任重一起赶到信阳地区,针对大量饿死、病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保人保畜,生产度荒;半日劳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进行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河南省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由陶铸主持。他准时到会,一进会议室,没等坐下来,就用湖南话大声宣布:“开会!”会上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讲话。他穿一件普通的中山装,热了就脱下来,表情严肃,多次哽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了自己在信阳地区调查的情况:全地区16个县市中,有9 个县的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说到大量群众得了浮肿病,许多人被饿死、打死时,他心情沉痛。他说,中原突围,我军损失严重,有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我没有掉泪。这次在信阳,看到许多群众被饿死、打死,我流了泪。我们在路上见到的是人人戴孝,个个啼哭。李先念强调,对过去的错误要认真总结,接受教训,彻底纠正。

身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作检讨,而是让分管农业的史向生代表省委发言,检查省委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信阳事件”的严重错误。史向生说:“省委在指导思想上丢掉了实事求是,靠的是主观主义,不顾客观条件,想抢先进入共产主义。脑子过热。脑子一热,不顾一切,脑子一硬,到处瞎碰。河南的‘五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愈刮愈烈,犯下了不可容忍的错误。”

当时,整个信阳地区死亡人数为100 多万人,在全国高居榜首。我听了会上各位领导同志的发言,颇受震动。

吴芝圃对抗中央

就在中南局准备“揭盖子”的前夕,吴芝圃抢先下手,于11 月初派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到信阳兼任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上任后,于12 月22日以信阳地委的名义向省委、中南局和中央写了《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报告称:信阳地区16 个县市,除一个是“二类”外,“其余15 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同时,又提出了要像土地改革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建立与健全‘司令部’”,“改组和健全‘参谋部’”,全面彻底夺取领导权。对于原有各级组织中的干部,要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整训、特训及停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进行处理。(《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样,明明是共产风造成的灾难,被说成反革命复辟。这份报告于1961 年1 月1 日以“中发4 号文件”转发全党,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全国开“民主革命补课”的先例。信阳地委就以中央批示为尚方宝剑,对全地区的广大干部大施惩戒,逮捕了大批县、社、队干部。20 个县的第一书记,逮捕8 人,撤换查办、管教反省7 人,停职反省4 人,继续工作仅1 人。全地区被开除出党和锒铛入狱的干部高达1000 多人。随后,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仅据中南局的统计:“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 万人”,而同期湖南则处分了21000人”。(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面对省委的高压,一些基层干部只得选择以死抗争。唐河县县委书记毕可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于1960 年11 月22 日凌晨,夫妇两人带领4 个孩子排队投井。信阳地区的某村有23 名老党员,饿死了20 名,剩下的3 个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手中,被他扣压,他还要严肃查处“肇事者”。陶铸后来得知此事,震怒不已。戴苏理还借调部队,集中关押了信阳地区约20 万名农村基层干部,对他们进行“ 特殊训练”。据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回忆:抓了那么多基层干部,一路上“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说基层出了坏人了,开上汽车、拖拉机到下面抓基层干部,大热天粮仓是空的,把人抓了关到粮仓里,还死了不少干部”。(王庭栋回忆《河南省反‘潘、杨、王’事件》,张林南整理)

后来刘建勋调到河南得知此事,要求戴苏理立即放人。二人发生激烈争执。“据信阳行署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来的人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引自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回忆录)

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结束时,陶铸做长篇总结讲话。屋里的暖气很热,讲到激动处,陶铸把外衣一脱,只穿一件衬衣,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表情和手势都很丰富。他把对“五风”的认识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知先觉,毛主席、党中央在大家都没有发现前,首先发现了这个错误,及时向全党指出,领导全国来纠正错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是先知先觉者。二类是后知后觉,他讲包括他自己在内,绝大多数人在毛主席指出以后,认识到了、并能按照中央指示来纠正错误,是后知后觉。第三类是不知不觉,少数人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出问题以后,仍坚持错误,执迷不悟,这叫不知不觉。对于纠正“共产风”、进行经济退赔的问题,陶铸态度坚决。他讲:“平调农民和生产队的财物,是不义之财,必须彻底清算,坚决退赔。就是贷款也要退赔,倾家荡产也要还债。不这样做,就不能取信于民。”副总理谭震林后来公开表示,“破产还债”是陶铸的发明,我们都要坚决执行这个办法。

整个会议严格保密。在会议间隙,有的领导秘书问陶铸秘书,是否可以进去听会,均被婉拒。作为这次会议唯一的速记员,我用宽格子速记专用稿纸记下了与会者的全部发言。会议一结束,领导就让我即刻将记录交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保存,后来也没有再让我做过整理。会议结束后,全体人员移师信阳,进行实地考察。

1961 年1 月19 日,毛泽东又派身边的秘书、翻译和警卫在内的13 名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了解情况。他们到郑州后,吴芝圃和赵文甫却突然通知他们,省委决定让他们改去许昌地区。(《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和《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等书,中央文献出版社等)

1 月25 日至2 月12 日,陶铸、王任重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露省委所犯的“左”倾错误。陶铸针对恐右病大声疾呼“:我不怕方向、道路错误。我怕水肿、饿死人!”会议的后期同时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吴芝圃代表省委做了检讨。2月3日,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由于第一书记没动,收效不大。

3 月下旬,朱德又来到河南荥阳县调查。4月10 日,习仲勋率工作组到河南长葛县蹲点。朱德、习仲勋都向中央写了报告。3 月25 日,刘少奇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关于河南省整风问题的反映》中,给陶铸、王任重、吴芝圃批示道:“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并且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这需要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细致复杂的工作。”(《刘少奇年谱》)

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

6 月15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最高领导下决心变更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毛泽东深夜在中南海召见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通知他到河南救灾。随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与刘建勋谈话。邓小平对他说:“建勋啊,你命苦,1957 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引自霍泛、李友九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复函,《刘建勋纪念文集》和《刘建勋陈舜英画传》)

会议结束后,刘建勋即单枪匹马赶赴河南主持工作。7 月22 日,党中央正式任命刘建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继续兼任省长。1962 年4 月,党中央免去吴芝圃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职务,同时免去史向生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北京农业大学任常务副书记、副校长。4 月以后,河南省委先后做出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平反的决定。

新的河南省委班子提出了“抗旱保收,生产度荒”的方针,1962 年5 月3 日,河南省委发出了《关于借地的通知》。“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省委决定,除原有自留地之外,生产队可借给每个社员2—3 分耕地,部分盐碱、沙荒及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可酌情借给每个社员1 亩左右的耕地。借地使用期为5 年。还实行宽松的小段包工和记工方法,采取了精减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恢复各级供销社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1964 年到1965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终于全面好转。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02期,作者千正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旧报刊剪辑):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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