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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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构:开国将士后代联谊工作领导小组

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1949年4月,宋任穷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进行接管工作。

○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会师后,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乃是今后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是第一关键之工作。

○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全市原属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系统的一千多个单位的接收工作便大体完成了。

○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我奉命进入南京,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同年9月,我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现就我参加南京接管工作的情况作一回忆。

南京解放,军管会宣告成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我军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提出愿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我军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和充分的把握在不长的时间里全部消灭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但为了争取一切可能尽早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表示愿意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从4月1日起,国共两党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共同拟定了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当时,中央指示,如“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但着重强调“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一举渡江成功。”4月20日,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充分暴露了他们阻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动立场,也充分表明,他们当初提出和谈建议,只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妄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我各野战军奉命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即1949年的4月,我奉命协助刘伯承同志接管南京。在进南京前,我们为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入城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在学习中,强调了要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了使解放区干部了解南京的情况,我和张霖之、彭涛同志组织一些从南京来的地下党员编写一套介绍南京概况的资料。这些同志积极性很高,多方收集材料,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印出了介绍南京的土地、人口、风俗习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党派、社团、公共事业、工矿企业、手工业以及军、警、宪、特组织等情况的材料,供南下的同志们参考。

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4月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摧毁了敌人认为难以逾越的长江天险。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由下关经挹江门开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贺电说:“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解放全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4月25日至28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和我先后到达南京。

  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如下布告:

  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刘伯承为该会主任,宋任穷为该会副主任。”本会遵即于4月28日宣告成立,本主任并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特此布告周知。

此布

主 任 刘伯承

  副主任 宋任穷

  军管会委员共18人,除刘伯承和我,还有张际春、李达、陈士榘、陈修良、江渭清、柯庆施、张霖之、周兴、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黄华、陈同生、罗士高、孔从周、刘宠光。

与地下党会师

  南京地下党为迎接南京解放,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保护人民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和保证我军顺利渡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战火迫近南京时,地下党积极组织人民自卫队护厂、护校,英勇机智地防止和抵抗敌人撤退前的破坏,同时在各阶层群众中间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地下党还打入敌军警宪内部进行瓦解工作。由于地下党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军入宁后,水、电、通讯一日未停,学校始终未辍课,火车和市内公共交通很快恢复。

  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会师后,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乃是今后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是第一关键之工作。5月1日,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会师大会,来自9个不同解放区的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共3000余人参加了大会。邓小平、铙漱石、陈毅、刘伯承都讲了话。邓、陈、刘3位都没有讲话稿,只有饶漱石1人照稿宣读。他们都强调要互相学习,以对方的成绩来勉励自己,各自克服缺点。会议提出不仅要实现组织上的会师,还要真正做到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会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下苦功夫,花大力气,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洋溢着团结、热烈、欢乐的气氛。

  在会师大会上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榘、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远16人组成。刘伯承(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宋任穷(市委副书记)、张际春(宣传部长)、陈修良(组织部长)、陈士榘(南京警备区司令)5人为常委。此时,华东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皖北、皖南、赣东北3个区党委和芜湖市委的工作。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解放军南下干部同以胡明为首的地下党在皖南的会师是最成功的。

  南下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和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过一些不够协调的现象。南京市委常委会对此作了认真研究,并于5月7日为纠正这些不协调现象作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南下同志与地下党同志共同努力,真正做到从组织、政策和思想三方面会师。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毛主席看到此份报告后于当天电告华中局、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它工作中,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的关系有较大改善。

一个月完成接收工作

  三十五军入城后,即将全部物资严密看管起来。会师大会之前,我们即对重要部门进行接收,会师大会以后,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在市军管会统一领导下,大致分为军事、行政、财经、交通、文教等几个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警备司令部、外侨事务处等部门,分头进行。华东局专门派曾山同志来宁协助和指导南京的接管工作。

  南京市委在总结初期接收工作的基础上,于5月7日发出《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明确作出4项指示:一、接管原则是行政方式的,但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接管方式是自上而下,但必须结合群众,联系群众。二、建立军管、党委统一领导的组织系统。军管会各接管部门的党委、党组(由军事代表、工作组组长与支部书记3人组成)到党的支部,统一贯彻接管的原则和政策,及时总结经验,互通情报,互相学习,统一步调,并有系统地向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以求得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步骤上的一致。三、为加强党的领导,原地下党应做到大部公开,一般的做到公开70%。四、向全党说明,接是短期的,管是长期的。先要接好,接着要管好。为搞好接管工作,要加紧学习有关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以此为团结的基础。党员应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要发现人才,勿使物资流散和损失,以奠定生产、建设的基础,防止犯偏“左”和偏右的错误。

  在接收工作中,时有敌对分子进行抵制和破坏。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军管会于6月初发出布告,宣布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为非法的反动组织,中统、军统及其所属组织为法西斯特务组织,一律予以解散,其所有公产、档案一律没收,并警告一切反动组织之一切人员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军管会将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之政策,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定严惩不贷。布告震慑了敌人,分化瓦解了反动阵营,挽救了一批愿意悔罪、走自新道路的分子。同时,对于执迷不悟、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抵制和破坏接收工作的罪恶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和打击,保证了接收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南京的人民群众多年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之苦,初获解放,热情很高,积极协助我们搞接收,同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经各方共同努力,接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只用1个月的时间,全市原属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系统的1000多个单位的接收工作便大体完成了。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南京未遭受过多的破坏与损失,为新南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我们的工作便由接的阶段转向管的阶段,即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把南京管好,全力恢复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把消费城市建设成为属于人民的生产城市,这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

  南京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城市。这里拥有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遍布的衙门和公馆在全市房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横行无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城市,其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120万人口中产业工人只有2万人左右。我们接收下来为数不多的近代化企业,由于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员太多,无不亏损。私营企业800余家,除永利铔厂等几家外,其余均规模不大,且设备简陋,基础也相当薄弱,手工业生产更是破敝不堪。同时,我们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内外交流和城乡交流均受到极大限制,以致物价不时引起波动,大大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来要困难得多。我们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封锁与反封锁、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中进行的,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任务。

  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有一点我们很明确: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伯承同志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恳切谈心,并讲解党的路线、政策,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伯承同志5月9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这就是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

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南京解放之初,只有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最为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物价、复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才能稳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也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联系广大群众。当时金元券不断贬值,严重影响群众生活,我们决定迅速排除金元券,发行人民币。5月2日公布了人民币和金元券的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几天时间,即完成了排除金元券的工作。同时,为防止银元买卖波动物价,加强了对银元市场的管理,允许银元持有者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但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物价虽然有波动,但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南京的物价还略低于镇江和芜湖。大批失业失学人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体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建设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工资问题,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的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的工资标准。在新标准未确定之前,5月4日和17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月按新工资发给,稳定了广大职工的情绪。初步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

  伯承同志在一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提出要照顾到矛盾的8个方面。他讲:“公私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公,又要顾私;劳资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资方有利可图;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农村则供给城市的生活必需品;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既有对内的贸易,又要有对外的贸易。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伯承同志的论述,受到各界赞赏,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合理地兼顾城市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工人过高或过低的工资,适当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发展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同时,大力增强农村工作的力量,占领农村阵地,努力促进城乡交流,打破封建势力的封锁。解放初期上海曾一度缺粮、缺煤,为了使这座大城市不断粮、断煤,我们努力向上海提供一部分粮、煤,满足上海的需要。自己不够,再设法从山东、芜湖、淮南等地调进。

  伯承同志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他在一次报告中以安泰脱离大地母亲被人悬在空中扼死的神话,教育大家要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当他发现个别入城部队与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后,即于5月相继发出市军管会军字第一、二号布告,严令禁止上述行为,宣布除对违反者依法惩处外,给各部主管负责人以应得处分。伯承同志还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等现象,号召大家同这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积极进行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

  在解放前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报刊、电台等各种宣传工具以至学校的教科书,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向学生和群众灌输反动思想,散布各种毒素。因此,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宣传余毒,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艰巨任务,也是顺利进行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保证。

  伯承同志和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6月下旬,伯承同志亲自宴请路经南京赴北京开会的沪杭宁文艺界代表团,并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生产建设也要靠文化界在文化建设上与之协同动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向反动文化作斗争,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

  进城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为数不少的报纸(包括小报)起的作用很坏。为此,我们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并呈缴各该报纸解放前一年之合订本一份,解放后每日三份;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我们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了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同志主持报社工作。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伯承同志对报纸特别重视。他眼睛不好,指定我负责审阅《新华日报》的大样。每天清晨4时左右大样送到,对新华社发的消息我只看标题标得是否适当,对南京自己撰写的重要消息和文章我都过目,经我审定后才付印。为此,每天要花个把小时的时间。我后来视力不好,恐怕与这一时期的这项工作有关。

  南京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大中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等近百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遵照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宣告:“人民政府本着严格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的政策,对于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和专家的工作,一定帮助其有更大的成就与进步。对于原有教职员,除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以外,则采取团结与教育的方针,帮助其学习,照顾其生活。希望真正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职员、学生来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来推进南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我们废除了学校的反动训导制度,取消了宣扬反动思想毒素的公民课,革除课本中的反动内容,努力把教育机关逐步变成培养有用人才的园地。伯承同志还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同专家学者们诚恳谈心,交换意见。他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专家、学者对南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伯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表示热诚欢迎。伯承同志在南京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讲形势,讲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市委负责同志还向知识界及学校师生做报告,当时把这种听众人数多的报告叫做“上大课”,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政治经济学,讲党的方针政策。尽管当时工作很忙,做报告的同志仍抽出时间进行认真的准备,报告的效果都很好。我也应邀到中央大学去做过一次报告。那天正下大雨,同时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获得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做报告时暗算我,建议取消这次报告。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准备长期潜伏的,不敢轻易在公开场合下手,我们不要放弃向青年学生做工作的好机会,决定还是去。听报告的学生坐满了大礼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讲学习问题,反映热烈,效果也不错。事实证明,不取消这次报告是对的。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但有些人对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优良作风,是否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存有疑虑。有一次,我陪同伯承同志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坚持20多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纪律和作风都很好,我们很佩服。但会不会像泡茶一样,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浓,很有味道,后来逐渐变了,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呢?我代表伯承同志回答说:这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共产党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向党员进行教育,必要时还要进行整风,如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不良作风,清除不良分子,并且按照党员条件吸收新鲜血液入党,我们党将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决不会像喝茶那样,越喝越没有味道。这点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登门拜访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上海解放前,陈毅同志在南京曾亲自到中央科学研究院拜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等专家,同他们谈心,向他们做工作。陈老总知识渊博,风度潇洒,谈笑风生,专家、学者们对他很钦佩。4月底,毛主席曾致电二野领导同志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熊子容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愿向我们靠拢,嘱将他的复电转交熊教授。伯承同志派我持毛主席致熊的复电去拜访熊先生,复电是:“南京中央大学熊子容先生大鉴:邵力子先生带来3月29日一信及卯有(即4月25日)来电均悉。兄有所见请与刘伯承市长、宋任穷副市长接洽为盼。弟毛泽东卯艳(即4月29日)”(当时我没有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是刘伯承,副市长是张霖之、柯庆施)。我转交了毛主席的复电后,熊先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意,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表示拥护和支持,并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向熊先生表示感谢,希望他今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拜访熊子容先生是不公开的,但第二天南京市的许多小报都发表了这个消息。

  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进城不久,市委发出内部通知,为了缅怀先烈,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严格规定外来干部必须首先到大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壮烈牺牲的雨花台瞻仰,然后再到其它名胜古迹参观。同志们目睹被反动派枪杀的无数烈士的遗骨,悲愤流泪,受到了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

  南京是各国大使、公使集中之地,涉外工作相当多。由于外事工作政策性极强,刘伯承同志除掌管全面外,亲自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特派外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的黄华同志任南京市外事处长,协助刘伯承同志处理具体涉外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第八条规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布告的规定,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一道向我军开炮,妄图阻止我军渡江,致使我军死伤252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被我击中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余3艘英舰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英国海军竟如此横行无忌,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各地,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也纷纷责备英政府,激烈抨击其错误。我党的原则立场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要求英方赔偿损失。英国当局曾派人与我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但采取狡猾态度,拒不承认错误。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的讲话中还造谣说,中国军队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当谈判尚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于7月30日夜趁我一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竟开炮射击,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紫石英号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犯我主权的霸权主义行径。处理紫石英号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现了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其它众多的涉外事件中,在中央的及时指示及伯承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处理得都很得体。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以及外事纪律的教育不够深入,在这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三十五军入城的第二天,发生了我军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事件。三十五军一0三师的一位营长带着一个通讯员,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司徒雷登住所,很快便退出。可是,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不久,又发生了南京电报局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的事件。中央对此类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十分重视,及时指示陈士榘、江渭清同志调查处理。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并批评说:“不但证明你们部队(三十五军)对如此事件不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而且证明关于外交问题你们对下级似乎事前毫无教育,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中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请示”,郑重指出“我党政军人员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国记者和外国人谈任何事情”,并要求“各级干部一体遵照”。针对外事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应当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要只靠开干部会口头讲。口头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文电指示,中央告诫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

  南京解放初期,我们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大家日以继夜地处理各条战线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是,同志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情绪十分高涨,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国民党军队不断被歼,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6月,中央开始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在南京、上海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西南服务团。6月下旬,伯承同志让我负责筹组,并任西南服务团团长。7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从事进军西南的准备。9月份,我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调离南京后,由粟裕同志接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唐亮同志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二副书记。


延伸阅读:

1949年接管政权前后: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估计:新解放区及各大城市共需干部5.3万人左右

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第一批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2000多人,于1948年12月组建了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益都县王岗村一带。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擘划的战略决策。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浙江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三四天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宁波地区、临安地区、金华地区、杭州市区和绍兴和萧山县。同时接收的还有台州地区、建德地区、嘉兴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渡江后除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和参加宁波地区接收外,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后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上海

上海当时拥有500万人口,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

接管南京城的各个局有军事、外交、财经、公交、学校、商业等等几十个专项接管局,正职由南下接管干部出任,副职由地下党干部出任。柯庆施、曹狄秋、段君毅、万里、黄华、张霖芝等等都是接管南京的金陵支队中的干部。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

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

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三支队部分干部也参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四支队接管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外,大多数是属于民族资本。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不少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开国将士后代):1949年: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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