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特科史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有公开战场的博弈,又有隐蔽战线的较量。公开战场和隐蔽战线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奏响了中国革命的一曲曲凯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的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危急关头,周恩来领导创建了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者和业务骨干,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作出了特殊贡献。这其中既有潘汉年这样的卓越干将,也有刘钊这样的忠勇战士。为纪念中央特科成立95周年,我们在此与您分享隐蔽战线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共同缅怀他们彪炳日月的伟大功勋。
中央特科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自己。中央特科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后调整为无线电通讯科)四个科,在这四个科中,行动科也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主要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营救被捕通知等事项,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始终处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根据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提出应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人的破坏,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于1927年建立。周恩来在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期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顾顺章叛变后,他果断指挥中央机关及人员安全疏散就是一例。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在武汉被捕,立即叛变投敌。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所幸国民党特务向南京请示的电报均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截获。25日深夜,钱壮飞立即派交通员连夜乘火车赶往上海,报告李克农转中央。由于当天不是约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只得先设法找到江苏省委,由省委找到陈赓,再向周恩来报告。此时,顾顺章已由专轮押往南京,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抢在敌人动手前安排机关转移和干部疏散已迫在眉睫。
此时,周恩来临危不惧,他以坚定沉着的态度,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作安排。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侦查、认识的,都作了调动;对一切顾顺章所熟识的,可能成为其侦查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
27日下午,顾顺章被押至南京。很快,国民党即出动大批军警在上海开始翻天覆地般的大搜捕。但中央机关均已转移,敌人处处扑空,企图将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的阴谋被粉碎。
在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不仅担当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而且不顾安危,亲自去通知一些同志转移。据当时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回忆,那天晚上,她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她,顾顺章叛变,要她立即转移,并和她商量如何保障她的爱人霍步青(中央军委工作人员)的安全。原来霍步青此时已乘船离沪赴武汉,而武汉的联络机关已遭破坏,必须设法把这个消息通知他。紧急关头,如何通知?据老党员黄玠然回忆,他们派交通员坐飞机赶往九江,终于在轮船停靠码头时通知霍步青赶紧中途下船,逃脱险境。
谋略过人的潘汉年
潘汉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需要,转入对敌斗争错综复杂的隐蔽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统治森严的地方,出生入死,胆识过人,屡建奇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进入特科后组织实施的对敌镇压行动,即是他隐蔽战线斗争生涯中的耀眼之笔。

为了消除顾顺章事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不利影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开展有效斗争,同时也为组织新的内线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特科决定在短期内组织一次突袭行动,公开镇压一名敌特机关的反共头面人物。
任务一经确定,首先要求潘汉年领导的特科二科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查选择一个合适的镇压对象,还要做好前期侦查准备,配合拟定周密的刺杀计划。这是潘汉年出任情报科长后接受的一个很重要、难度也很大的任务。但他凭着过人的谋略,与同事们很快就拟定了针对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的行刺计划。经仔细分析研究,潘汉年觉得不应该在王斌所住的里弄口动手。因为那里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岗警很多,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平时行人稀少,枪声一旦响起,周围岗警势必很快赶到,狙击手难以全身而退。而如果选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接之处的龙门路执行,则有很多便利。这里南通长浜路(属法租界),北通西藏路(属公共租界),街道短窄,来往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据以往经验,此处发生案件,双方租界岗警往往互相推诿。在此动手,行动之后更利于狙击手混入人群撤离现场。计划报经上级,迅速得到批准。
一天中午,龙门路上正是热闹又拥挤的时刻。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机动车的汽笛声,人力车夫的吆喝声,混成一片,显得十分嘈杂。一辆成色颇新,装饰考究的人力车,急匆匆地沿着狭窄喧嚣的街道,穿行在人群中。车上坐的正是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弄堂内跳出一个身着短装的年轻人。只见他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车子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场毙命。枪声骤起,街道顿时陷于一片混乱。执行任务的特科狙击手已悄然隐身于茫茫人海。
王斌被镇压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级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要员以及从南京派到上海专门破坏革命组织的叛徒、特务等,都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潘汉年进入特科后的初显身手,即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某种有利条件。
机智忠勇的特科战士刘钊
刘钊,1905年生于山东,青年时在山东老家教书,因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受到很大启发,1932年经中共沂水县地下组织领导人介绍入党,并在当地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1935年,刘钊被派往上海,加入位于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央特科机关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刘钊工作的上海警报站,设在公共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75号3楼的一个亭子间里,主要任务是截取敌特破坏我党机关的情报,并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让其迅速撤离。当时在警报站驻站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孟非,化名小张,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孩作掩护。

1935年11月18日下午4点,刘钊收到一份紧急情报,上面写着一连串地址,都是中共上海中央局18处下属机关的地址。敌人准备在当晚8点对这些机关进行大搜捕。刘钊看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旦机关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要尽快将情报传递出去,保护好自己的同志与党组织!现在只剩下4个小时了!”
刘钊迅速抄写下一份名单,赶到警报站时已是下午4点半。他一进门,就从孟非手里接过孩子,并把情报交到她手上说:“赶紧通知同志们撤离!你每到一处,敲3下门,不管开门与否,暗号只讲一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能停留。”刘钊一再叮嘱孟非,到了晚上8点,无论情报是否送完,都必须停止行动。
孟非接过情报后,连忙换上旗袍,将小型马蹄表装入随身携带的手提袋内,冲出家门,叫了辆黄包车,一路紧赶着去通知。时间很快接近8点,孟非只剩最后一处没有通知,就是她三哥孟野星所在的甘世东路(今嘉善路)机关。当她赶到时,看见机关楼上的联络信号依然挂着,便不顾一切从后门冲上楼,让三哥立即拆除接头暗号。随后,兄妹俩急速下楼从后门撤离,挽着胳膊犹如一对情人,款款步出了弄堂。
与此同时,敌人的警车已呼啸着冲进弄堂,与他们擦肩而过。
孟非回来后,刘钊才离开警报站,赶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那里汇报情况。由于通知及时,中共上海中央局18处秘密机关的同志全被成功解救,无一人遇难,其中包括陈克寒、金树望、施月琴(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主任和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等。事后,当徐强与刘钊、孟非在一起谈论这段险情,都为当时的果敢而感到庆幸。
1944年8月,刘钊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在日军监狱里关押了24天,他经受了敌人的各种严刑拷打,始终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保护了很多一起工作的同志。妻子孙逸琴与刘钊里应外合,敌人无法在他们家里找到一丝线索,便释放了刘钊。其后,敌人对刘钊监视了半年之久。
顾顺章叛变后,龚昌荣成为“红队”队长
顾顺章曾担任“红队”的队长,不过,1931年,他被捕后叛变投敌。因为顾顺章掌握着很多机密,因此,他被捕后中央特科改组,一个名叫龚昌荣的人也成为继顾顺章之后的“红队”队长。那么,龚昌荣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他后来又过得如何呢?
龚昌荣出生于1903年,化名邝惠安,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庭贫困,龚昌荣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中学毕业之后,他返回家乡务农。不过,当时革命形势风云变幻,尤其是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之后,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广州也逐渐成为国内革命活动的中心。
在这种背景下,龚昌荣接触到新式思想,尤其是省港大罢工之后,他离开家乡,前往广州,加入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成为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也是在此期间,龚昌荣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在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我党。
次年,工人纠察队改编,龚昌荣主要负责队内的训练工作,这段时期,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射击训练,从而使得自己的枪法更上一层楼,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为以后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龚昌荣参加了广州反抗国民党的军事斗争活动,队伍遭遇挫折后,他随部转移到海陆丰一带,坚持游击战争。1930年,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期间,他主要执行搜集情报以及铲除叛徒等方面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动静太大”,龚昌荣奉命离开香港,转移到上海,继续为组织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顾顺章叛变,因为顾顺章极其了解中央特科以及上海的地下组织情况,为了防止顾顺章的蓄意破坏,我党将中央特科原先的绝大多数人员转移,龚昌荣过去长期在香港工作,顾顺章对他不熟悉,因此,龚昌荣也进入改组后的中央特科,担任了“红队”的队长,继续负责锄奸以及营救被捕同志。
龚昌荣在“红队”中执行严格的工作纪律,他把“红队”分成若干小组,小组之间互不联系,由龚昌荣一人同各个小组联系,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在顾顺章叛变之后,龚昌荣就是凭借这套工作方法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
在担任“红队”队长后两年,也就是1933年,此时大部分身处上海的干部都被转移到中央根据地,龚昌荣坚持留在上海,并担任了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可惜的是,1935年,在叛徒的出卖下,龚昌荣暴露身份,不幸被捕。
被捕之后,龚昌荣始终保持着一个党员的铮铮铁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非常欣赏龚昌荣,亲自到狱中劝降他,被龚昌荣义正言辞地拒绝。不久后,龚昌荣被杀害,年仅32岁。
中央特科铲除的最大叛徒26岁被击毙
白鑫,是我党早期的高级干部之一,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务。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白鑫却没能经受住考验,选择叛变投敌。那么,白鑫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白鑫出生于1903年,湖南常德人。1926年,白鑫前往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也是考入黄埔军校的这一年,白鑫加入了我党。不久之后,国民党誓师北伐,国内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白鑫也积极投身北伐战斗,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在大革命失败之际,白鑫前往南昌,参加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行动。队伍遭遇挫折之后,白鑫南下,到达广东海陆丰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客观来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两年时间内,虽然国内的革命活动陷入低潮,而且国民党反动派也大肆迫害进步人士,但白鑫并没有脱离革命队伍,而是不断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组织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在1929年提拔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自此之后,白鑫也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之一。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身居高位后的白鑫却腐化堕落,思想变质,并且心生胆怯,信念动摇,国民党中统特务范争波趁虚而入,成功策反了白鑫。白鑫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掌握组织的很多机密,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会人员等。
于是白鑫与范争波约定,在1929年8月24日趁着中央军委的领导开会时,带领国民党军警包围会议地点,从而一举抓获参会人员。8月24日下午,按照计划,军委的领导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如期召开会议,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白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不久,一群国民党军警就冲进会议现场,带着早已拟好的名单抓人,为了掩人耳目,白鑫也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这次事件发生后,组织通过安插在国民党的眼线查明白鑫是叛徒,中央特科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安排人员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抓紧制裁白鑫,以绝后患。
白鑫也知道自己早晚都有暴露的一天,因此,他很快就深居简出,并且被国民党特务保护起来。一段时间后,白鑫还觉得不安全,于是决定前往海外学习,并购买了前往海外的船票。组织通过关系,查明了白鑫的乘船日期。
1929年11月11日下午,中央特科的红队安排人员埋伏在白鑫住处附近,深夜11点左右,白鑫悄悄出门,在一众保镖的保护下准备乘船前往海外。特科的红队及时出击,击毙了26岁的白鑫,同时,白鑫也是中央特科成功铲除的最大叛徒。
旷继勋在中央特科
旷继勋,1897年6月16日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思唐镇。1916年入川从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镇牛角沟率全旅4000余官兵举行蓬溪起义。1929年8月,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披云的护送下,旷继勋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被留在中央特科工作。
旷继勋(1897—1933)
加入中央特科“红队”
旷继勋来上海本是计划去苏联学习的,但当周恩来了解到其领导的蓬溪起义后,认为他是党迫切需要的军事人才,于是就留他在沪工作。周恩来握着旷继勋的手说:“中国有句俗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蓬溪起义,历时一个月,南征北战,干得不错,失败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已在四川乃至中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他们只为人民谋利益。”周恩来又告诉他,军委决定办一个训练班,为开展武装斗争培养干部,希望旷继勋先来学习,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听了周恩来一番话,旷继勋因起义失败存于心中的苦涩消散许多。
在培训班里,旷继勋多次听周恩来授课,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他经常和大家讨论问题,分享自己的实践体会,也提出疑惑来向大家请教,是最活跃的学员。学习结束后,旷继勋经周恩来提议进入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的同志,惩治叛徒。旷继勋加入特科下辖的行动科(又称“红队”)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处置叛徒白鑫和“青帮”头子黄金荣。
旷继勋故居
处置叛徒分子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任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
一时间,解救彭湃等人并铲除叛徒成为党组织当务之急。经过周密分析和部署,中央特科决定劫法场解救彭湃等人,但这场行动却因武器出问题而流产。
自从营救彭湃的计划失败后,旷继勋主动请缨去侦察叛徒白鑫的行踪。11月初,旷继勋侦察得知,一直躲藏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范争波公馆的白鑫,打算偷偷出国。他将情报上报之后,中央特科立即安排部署,要求击毙这个无耻的叛徒。
11月11日,范争波公馆里与往常不一样,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当天渐渐黑了下来的时候,躲在里面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出现在了范公馆门口。借着夜幕的掩护,白鑫在范争波及弟弟和几名保镖陪同下,悄悄地向汽车走去。护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车门刚刚拉开,白鑫正要俯身上车时,突然一声“不许动!”白鑫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只见七八个人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就开火了。一名保镖应声倒地,其余保镖惊慌逃窜。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企图拔枪抵抗。旷继勋眼疾手快,一枪击中白鑫。“红队”队员立即冲上前去,又是几发子弹,叛徒当场毙命。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均受伤倒地,范的弟弟也当场殒命。

旷继勋塑像
处置“青帮”头子黄金荣
完成了消灭叛徒白鑫的任务后,旷继勋就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对付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上。
黄金荣早年曾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后依靠帝国主义撑腰,广招门徒,发展势力,欺压百姓。1927年他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一同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经常参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共产党的活动。
为了摸清黄金荣的行动轨迹,旷继勋开始频繁出入舞厅与各种堂会。初冬的一个夜晚,黄浦滩头寒风刺骨,江水拍打着堤岸,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夜总会、酒吧、舞厅都已关门打烊,但在黄金荣居住的宅邸楼房里却还灯火通明。就在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已在窗外潜候多时的旷继勋终于等来机会,他扣动扳机,一枪打向黄金荣,一枪打灭客厅的莲花灯……可惜,这一枪并没有打到致命处,身壮如牛的黄金荣没有被击毙,只是受了重伤,但也足以让他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
两天后,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张啸林等几个门徒,对他们说:“我看清了的,那个耍双枪的一定是旷继勋,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然后就打灭了莲花灯,人家是要给我们点脸色看看。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写封信。”不久,中央特科收到黄金荣托人送来的信,信中说:“我们今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旷继勋用自己的双枪,沉重地打击了叛徒、特务和青帮流氓们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1930年1月,旷继勋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湖北洪湖地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1931年1月,他在鄂豫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10月,在鄂豫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在开辟和巩固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欧阳钦:中央特科第一科的科长,建国后担任黑龙江省省长
他担任过中央特科第一科,也就是总务科的科长。这个人就是欧阳钦,新中国成立后,欧阳钦长期在东北工作,担任了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务。那么,欧阳钦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欧阳钦出生于1900年,湖南宁乡人,早年时期,他曾在长沙长郡中学学习,后又进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为将来赴法勤工俭学做好了准备。1919年,欧阳钦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并在1924年光荣地加入了我党。
1925年,欧阳钦被派到苏联学习,次年,他返回国内。当时恰好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部队也誓师北伐,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在这种背景下,欧阳钦加入了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他留在武汉工作,担任了湖北省委军委秘书等职务。
1927年年初,欧阳钦被调到上海,担任了中组部秘书。也是这一年,大革命彻底失败,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为了应对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我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特科,那段时期,欧阳钦也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并担任了中央特科总务科,也就是第一科科长。
总务科的事务非常复杂,上到会务工作,下到牺牲人员遗体的收殓,都由总务科负责,欧阳钦也堪称中央特科的“管家”,为保障中央特科的运行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秋天,欧阳钦又被调到中央军事部,担任了组织科科长以及秘书等职务,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
1931年,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因为他掌握很多重要机密,所以顾顺章的叛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且上海的地下工作也到了几乎无法开展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欧阳钦被派到中央根据地,担任了中央局秘书长以及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在中央根据地期间,欧阳钦参与指挥了红军的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跟随红军主力部队参加了长征,顺利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阳钦主要留在西北地区,担任了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西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在干部培养、支援前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欧阳钦被派到东北,主要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在基层组织建立与恢复、剿匪反霸、支前参战等方面贡献颇多,是解放东北的功臣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欧阳钦留在东北工作,担任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务,在建设大庆油田的过程中,欧阳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包括“大庆”这个名字,就是欧阳钦想出来的。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之后,欧阳钦受到极大的冲击,不仅被暂停了工作,而且还被关押起来,受到造反派的批斗。虽然身处逆境,但欧阳钦始终保持着一个党员的铮铮铁骨,与造反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欧阳钦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官至副国级。1978年5月,欧阳钦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开国将士后代):特科往事:隐蔽战争中的精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