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谢汉光:新婚9天与妻分离,潜伏台湾42年,70岁归来才知儿孙满堂

谢汉光:新婚9天与妻分离,潜伏台湾42年,70岁归来才知儿孙满堂

谢定文一家接受采访

今年3月,《梅州日报》的李国泰老先生采访了谢定文一家,谢定文的女儿激动地对李老先生说道:

“爷爷无时无刻不想着找到组织,找到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山自首,过上自由的生活。为了信仰,他愿意一直在台湾潜伏下去。”

她口中的爷爷,名叫谢汉光。曾经在台湾潜伏42年,并且大难不死平安返乡,同时也是我党在台潜伏时间最久的红色特工。

年少有为,结交良师益友

1921年在广东省丰顺县采芝楼的一农户家中,刚刚添了一名儿子,家里给这名男婴起名为谢汉光,家名称作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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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汉光

丰顺县出过不少人才俊杰,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宝初并称为“岭南四公子”的丁惠康,就是丰顺县人。人杰地灵外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谢汉光打小就被周围人觉得非常聪慧。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人说“诺大个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19岁的谢汉光成功考入“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给家里9个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

谢汉光的大学时光获益匪浅,“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李四光,都是他的老师。

除了名师,他的校友也不乏国之栋梁,陈仲豪、梁铮卿和张伯哲都与他关系颇深,四人在日后更是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在学校里他们跟着共产党学习理论知识,并且积极响应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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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哲

1942年,谢汉光毕业后回到老家,谢汉光的同学请他到桂林的黔桂铁路柳州农场工作。到农场工作的谢汉光,凭借出色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很快就当上了主任。

谢汉光除了农场的工作外,也在从事“兼职”。当时由于潮汕一带沦陷,不少共产党人都要躲避敌人抓捕、转移阵地。

这个时候的谢汉光还只是我党的“编外人员”,但他依旧冒着危险偷偷收留了不少共产党人,尽力帮助他们逃出生天。慢慢地,谢汉光所在的农场逐渐发展成了我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谢汉光跟着无数难民北上奔赴四川。一路上风餐露宿,谢汉光想找块像样的树皮都不容易,因为大家和他一样饿,好点的树皮草根早就被其他人吃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沿路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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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谢汉光一边采集所剩无几的食材,一边挨家挨户讨一口吃的,靠着顽强的意志终于抵达四川。

到了四川后,谢汉光找到了之前帮助过的我党人士。对方看着饿得身形枯槁的谢汉光,心里十分同情,连忙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让他在高县当一名老师。工资高低不说,关键能吃上像样点的饭,日子安逸。

为潜伏与妻儿分离

1945年10月25日,日军投降后台湾得以光复,谢汉光的一位老师接到任命,前往台湾出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的所长。

由于谢汉光在上学时和工作后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位老师就给谢汉光写信,随时欢迎谢汉光来做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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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老师来信的谢汉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立刻交接好工作,抵达香港准备乘坐客轮抵达台湾。

到了香港之后,谢汉光结识了一名善良貌美的女子,两人好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由于情投意合感情也很快升温。1946年年初,两人挑了一个良辰吉日,举办了结婚仪式。

当这对新人正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时,中共华南分局的香港负责人苏惠找到了谢汉光,希望他到了台湾之后,开展地下工作。她知道自己的出现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潜伏计划刻不容缓。

虽然才刚刚结婚,但谢汉光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份“新工作”。苏惠感到非常欣慰,微笑着对谢汉光安排了第一项任务:“你有一位校友也很快要到台湾,希望你为他安排一个职位,便于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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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惠

回到家的谢汉光,因为纪律不能让妻子知道潜伏任务,内心对妻子又愧疚又不舍。思来想去之后,他紧紧抱着妻子,哽咽着缓缓开口道:

“工作临时有变动,不能带你去台湾了,而且可能有段时间会联系不上我。你不必为我担心,照顾好自己。也不必等我,如果遇到更合适的人就嫁了吧。”

婚后第9天,谢汉光拎着行李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两人互相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对方,却沉默良久开不了口,仿佛想把爱人的模样铭刻在心中。良久,谢汉光终于忍不住对妻子说:“等我回来。”

两人还不知道,这一别,竟长达42年之久。而谢汉光更不知道,妻子此时已经怀有身孕。很幸运,他当了爸爸;很不幸,他没办法陪伴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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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抵达台湾一个月后,谢汉光见到了苏惠口中的那名校友,来人与他关系匪浅,正是他在大学结识的好朋友——张伯哲。按照组织安排,谢汉光把张伯哲安排进了莲花池分所,当一名普通科员。

没过多久,谢汉光的老师因为工作变动,推荐谢汉光接任了所长一职。这对于谢汉光和我党潜伏在台湾的地下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份意外大礼。

谢汉光借助自己的人脉地位,为不少赴台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了工作,其中就包括大学时的三个知心朋友:

张伯哲升任为林业试验所的科长,梁铮卿成为了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的技术员,陈仲豪则进入基隆中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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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豪

1947年初,中共台湾省委经过长期以来的观察,通过了谢汉光的入党申请,他的介绍人就是好朋友张伯哲。

终于如愿以偿的谢汉光面向党旗,站得挺拔笔直,他一边攥紧拳头,一边对着党旗庄严地宣誓。从此以后,他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谢汉光等人的潜伏工作进行地也非常顺利,他们不光组建了严密且较为庞大的情报网,还通过刊发《光明报》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国民党为此头疼不已。

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

不过这种顺风顺水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对于中共台湾省委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8月,一个名叫王明德的地下党员被保密局抓走,因为他多次给女友邮寄《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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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报》

王明德被抓后,很快就把自己知道的我党情报全盘托出,导致我党的“成功中学支部”和“基隆中学支部”等组织被相继破坏,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7人牺牲,其余的人要么被关起来,要么投靠了敌人。

随着事态进一步恶化,两个月后地下党高雄市工委的李汾,在开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逮捕,接着他就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而陈泽民被捕后,直接把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供了出来。

1950年1月29日,我党在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蔡孝乾被抓,并在一周左右就供出了所有我党在台人员,导致直接导致400多人被捕,1800多人被牵连。其中代号为“密使一号”的吴石、陈宝仓、朱枫等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终都于台北马场町被国民党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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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

在这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灭顶之灾中,张伯哲和梁铮卿相继牺牲,陈仲豪下落不明,谢汉光是为数不多能够幸免于难的人了。而他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全靠张伯哲等人的帮助。

据谢汉光晚年回忆,3月的一天,张伯哲托人交给他一封信,里面还附带了30块钱。张伯哲在信中提醒谢汉光,组织已经暴露,他们都处在危险边缘,让他立即离开林业试验所,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谢汉年收到信后,对朋友和同志们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心,但时间刻不容缓,他马上动身躲进林业试验所的中埔分所。几天后,试验所的一名同事告诉他,当时有6名警察过去抓他,幸好他及时逃走,让敌人扑了个空。

见风头过去,忧心其他同志的谢汉光壮着胆子去台中畜牧场找梁铮卿,可是却被告知,梁铮卿前一天就被抓走了。接着他又到处寻找,却没有发现张伯哲在内的其他同志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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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无援的谢汉光,想起了张伯哲的那封信。信中张伯哲还为谢汉光安排了一个潜伏计划,让他去台中的南屯村,投奔之前的大学同学,再请老同学帮忙,把他护送到台东林场的林业改良站。

忠贞不二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当谢汉光即将到达台东林场的时候,碰到了当地的一位名叫汤溪伯的农民。对方看他神色匆匆,警惕地问他是干什么的。谢汉光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就说自己是国民党的逃兵。

由于国民党“拉壮丁”的恶名太大,不少百姓对于逃兵又理解又同情,这位淳朴的农民一听谢汉光是逃兵,执意把谢汉光领进家里。由于谢汉光“没有户口”,几天后汤溪伯又把他藏到了20里外的深山里。

在深山里,谢汉光仿佛回到了当初前往四川逃难的那段时光,在这个深山他不用担心饥饿,因为没那么多人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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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此时的他才会倍感孤独,他一闲下来就会忍不住思念:思念好友与同志们,思念远在大陆的妻子家人。

过了几天,汤溪伯带着村长过来找谢汉光。村长对谢汉光的处境感到非常同情,决定把谢汉光接回村里住。谢汉光被村长的善意打动,送给村长两枚金戒指。

这两枚金戒指对谢汉光来说意义重大,一枚是他父母传给他的,另一枚是他的结婚戒指,是他仅有的财物。哪怕没有饭吃,他也不舍得变卖。

村长一开始再三推辞,可谢汉光执意要表达自己的谢意,村长拗不过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表示先帮谢汉光保管着,谢汉光有需要可以随时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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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里后,村长不光给谢汉光安排了住处,还用一名早已失踪的村民名字,给他办了身份证和户籍。就这样,谢汉光用假身份在村子的林场里干活,以此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一段时间过后,村里看谢汉光老实能干,又形单影只,就准备给他商量一门亲事。可谢汉光心里一直放不下远在大陆的妻子,一直不肯再婚。

谢汉光不仅对家庭忠贞,对党和祖国也极其忠贞。潜伏的那些年,虽然日子过得孤寂清贫,他也未曾想过自首或者叛变,一直在想办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他曾激动地说:“我坚信能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谢汉光在村子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把在村子里好好活着这件事,作为一项“潜伏任务”。一眨眼,这项任务他坚持做了38年。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等待重返大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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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林场里忙碌一天之后,经常会爬到附近的高山上,然后面朝大陆方向遥望。他想看到家乡,他仿佛看到了家乡,他想家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坚守最终还是值得的,随着时局的转变,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坚冰逐渐被打碎,他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终有拨云见日时

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得知消息的谢汉光立刻去办理了申请。次年年底他的申请终于通过了,他用“叶依奎”这个假身份,从台湾坐船抵达香港,接着又从香港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老家。

回到家乡的谢汉光,四处打探妻子的消息。最后得知,妻子早已回娘家了。对家人强烈思念的谢汉光,顾不上舟车劳顿,立刻赶往妻子的娘家。在那里,失散42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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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当初的满头青丝早已被时间洗刷成银白色,谢汉光和妻子的脸上也长出许多皱纹。纵使容貌衰老,可两颗相爱的心却不曾改变。谢汉光的妻子和谢汉光一样,当初也有人劝她再找个丈夫,可是都被她一口回绝了。因为她相信,丈夫终有一日会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

当年谢汉光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了。如今与妻子重逢后,谢汉光发现自己不仅当了父亲,还是三个孩子的爷爷。42年弹指一挥间,人与事皆为沧海桑田。

谢汉光看着妻子和孩子,心里不是滋味。这42年,他虽然历经坎坷,但是身边一直有人相助。可妻子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要撑起一个家。其中酸楚,和谢汉光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此后妻子和家人不用在提心吊胆、神情憔悴了,因为他终于回家了。他紧紧拥抱着妻子与孩子,浑浊的泪水从满是沟壑的眼角缓缓落下。

当年他好像也是这么抱着妻子的,他还记得走的那天对妻子说:“等我回来。”,于是他像是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样,哽咽地对妻子说:“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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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是美好的,但月有阴晴圆缺。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和证据,谢汉光无法向国家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只能用“叶依奎”的身份,每个月领取当地政府为困难台胞发放的20元补助。

想当初,他虎口脱险躲过一劫,又隐姓埋名38年,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他四处奔波,打探之前朋友和同志们的消息。结果发现,张伯哲和梁铮卿等人没有回到大陆,因为他们早已牺牲。

柳暗花明的是,谢汉光找到了下落不明的陈仲豪,他的这位老朋友、老同志,此时正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原来,当年陈仲豪在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大陆,因此谢汉光在台湾才到处找不到他。

这对阔别近40年的老朋友,看到对方后都激动不已,在喜悦之外,还有一丝感伤。当初大学里的四个好兄弟,如今只剩下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他们思念对方,也思念已经牺牲了的张伯哲和梁铮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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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仲豪

心愿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陈仲豪与谢汉光重逢后,回去立即写了一封证明信,寄给了在天津市台办工作的徐懋德,请他帮谢汉光办理恢复党籍的手续。

当年徐懋德和他一起在台湾基隆中学教过书,回大陆后两人也经常联系。收到陈仲豪的信后,徐懋德又收集了一些,其他当年潜伏台湾的同志们所写的证明材料,整理完马上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

此事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专门派了一位司长级别的领导亲自落实情况。经过多年的调查核实,1994年,丰顺县委组织部交给谢汉光一份文件,文件里是这么说的:

“中央组织部决定……按一般干部(科员)办理离休。月标准工资按科员六档123元,科员九级164元,基础工资90元,工龄津贴49元,共计426元。办理离休后,离休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谢汉光看着这份文件,看着看着眼里就不自觉起了一层雾气,接着当场潸然泪下。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他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党和国家都记得。他是谢汉光,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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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以了的谢汉光,终于能踏踏实实地生活了。他托人把自己在台湾的财产变卖,又凑了一些钱,花3.1万元在县城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在家人的陪伴下享受天伦之乐,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1996年谢汉光在家中逝世,享年75岁。老人走得十分安详,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脸上仍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谢汉光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甚至九死一生,但最后所有的心愿都被满足,心中了无遗憾。

结语

作为谢汉光的老朋友,陈仲豪专门为谢汉光写了一篇,名为《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生》的文章,他在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

“我深深感到谢汉光的为人做事,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是一位纯挚、朴实、所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典型人物,其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可歌可泣,应该流芳史册。”

这段话,完美地概括了谢汉光的精神与品格。而这说的不仅仅是谢汉光,也是张伯哲、梁铮卿等烈士们。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在他们面前都如同棉花一般无力。

因为他们心中有理想、有信念,就像有颗炽热的太阳,让一切阴暗无所遁形,把一切恐惧都焚烧殆尽。

孤风婉史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冷冻的历史):谢汉光:新婚9天与妻分离,潜伏台湾42年,70岁归来才知儿孙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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