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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 周小青:北京和平里的“黑帮楼”

 

作者简历
拾年 | 周小青:北京和平里的“黑帮楼”
本文作者
周小青,1953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年,1977年内蒙古大学化学系助教,1985年北京食品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加拿大貴湖食品学院MBA,2000年加拿大农业部食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3年北京同仁堂饮料公司总经理。

原题

北京和平里的“黑帮楼”

 

作者:周小青

 

1966年3月,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安排,父亲周仁山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起在昌都地区的八宿县白马乡蹲点调研。5月16号,中共中央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知,西藏的“文革”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在8月19日拉萨5万人庆祝“文革”的集会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号召支持革命造反派。1967年1月,张国华因病离职回北京住院休养,1月15号中央任命父亲代理第一书记。随即父亲受到了群众组织的激烈批斗,所谓的“一月风暴”席卷西藏拉萨,自治区党委机关和政府开始全面被群众组织夺权。
6月24日,自治区军管会正式成立,父亲所有党政职务遂被中止。伴随两派群众组织在夺权中矛盾一步步激化,各级领导频繁被揪斗。父亲不幸成为双方争相批斗的主要对象,在上百次的批斗中被侮辱,遭体罚,有几次还被打得头破血流,那时拉萨社会上武斗盛行,在轮番批斗与抄家后,父亲不得不住进拉萨总医院。
196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8月28日中共中央在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周仁山、王其梅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西藏的代理人。当年11月15日西藏自治区和军区的党代会上,又上报中央:把他们两人永远开除出党,这之前父亲已被监禁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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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9日,拉萨5万人集会上,张国华和周仁山
 
一.抄家搬家
1968年2月,当时我们家住北京北长街原十世班禅驻京办事处的后院,那段时间经常有学生在家门口红墙上贴大字报,连续数日不断地贴,不断地更换大字报,每天也有人在门口监视,查看。
6月17日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当我跑去打开的时候,为首的壮汉抓住我的脖领子说:“你是不是周仁山的孩子?”只有十五岁的我说不出话来,其他的人说:“一定是,一定是他。”壮汉当众给了我一拳,打在脸上,我应声倒地,一伙人急匆匆的从大门冲进院子里,他们手里拿着斧子,锤子,剪子。
当时我们全家都在家里,记得母亲平静地说:“你们是来抄家的吗?你们抄家有什么手续吗?”为首的藏族青年回答:“是XX政委批准的,我们来抄大汉奸周仁山的家!”然后,拿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仍给妈妈。就这样不容分说开始砸抄,他们把所有的箱子的锁都给砸了,翻箱倒柜,拿走了所有的照片和一些文件。文革初期的抄家对所谓出身不好的家庭是不幸的,而时至1968年夏,一伙人针对我们家的大字报围攻,抄家,打人,长期派人监视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则显得十分诡异。
没有几天,西藏驻京办事处通知我们马上搬家去朝阳区和平里,规定只能带七张单人床,三个桌子,七个板凳儿。我和海宁哥骑着自行车按照地址找到和平里1区5号楼。然后借了两个平板车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好装到车上,我们兄弟四个用两天时间,把生活用品和简单的家俱搬到和平里,艰难地从1楼搬到4楼那个小三居简易房,总面积大概40多平米,小小的厨房只有2平米左右,厕所在楼道里,从此我们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搬来的前后那段时间,同楼里已经陆续住了不少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家属。贺龙元帅家在一单元501号,据贺龙女儿贺晓明回忆,1967年11月中旬,总参管理局用一辆大卡车连人带箱子,将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拉到了和平里五号楼。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上将家在楼下101号,我们家住二单元401号。同层对面的单元403号,住着京剧大师马连良一家。马先生于1966年文革初期开始挨斗,几个月后病重却得不到医治,于12月13日含怨去世,其老伴和儿孙一家挤在不到30平米的两居室内。由于房间杂物多,她家把几件舍不得扔掉的旧家具挤挂在楼梯间的公共厕所里。这是一个很狭长的楼,东西方向有十二个单元,东面的十一单元501号住有副总理乌兰夫家,301号是副委员长林枫家。
那个时候,当权派都被打成黑帮,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不知去向,楼里基本上只有所谓的黑帮子女住在家里,而社会上不少无家可归的干部子女也经常来这里“刷夜”(过夜)和“蹭饭”(吃饭)。有一次,一伙社会青年到一单元吕正操家与吕的儿子吕彤欣打架,更是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注意,社会上流传的“黑帮楼”就是这个和平里一区五号楼,一时间名声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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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66/67年间,北京和平里一区五号楼
二.破碎的家
搬家以后,我们一家人是一片茫然,父亲不知在哪里也不知死活,我们的精神经受着剧烈的震荡,和平里简易楼里的家成了我们内心不安定的寄托。那时候,全家的生活费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当我们全家的户口迁到和平里后,开始领取粮票等各种票证,生活似乎正常的进行。我们家对门的马连良夫人碰面都是旧时的称呼“大少爷小少爷”的,有时缺个酱油少个醋的两家也相互借用。有一次梅兰芳的夫人来访,看到马老太太生活困难就把她接到梅家生活,家里只剩下儿媳夫妇和两个孙子。
由于是“黑帮楼”的关系,再加上我们刚搬过来,家里有四个男孩子,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就经常到家里来询问,检查。最可怕的是,他们经常半夜三更1点,2点以后来,突然急促敲门,进来以后检查每个人的情况,看屋里有没有其他人,查每一个角落和床下,问我们一些问题才离开。后来知道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等也经常到楼里住,为了查可疑分子,居委会的夜查就是借机警告和敲打我们这些所谓的黑帮子女。
一天傍晚,海宁哥在育才学校的同学王纪豪骑着自行车带着个青年在楼下喊叫要来家里“刷夜”,当时母亲在家,也怕有人发现没让他们上来。当晚警察和居委会就来敲门,我们没有开,他们继续又踢又砸,我们坚持不开,他们硬是把门踢破,门下面的三合板被踢了一个大洞,最后我们不得已把门打开。带头的警察小史,怒气冲冲问我们为什么不开门?是不是在搞什么鬼!进来之后,就开始翻东西,像抄家一样,果然发现了一个蓝色上衣服的扣子,是棕色的军用纽扣。他直接问我们:“衣服是哪来的?是不是偷来的?”还有一个旧的军装,也问是不是哪偷来的。我们不说话,他们找来剪子,把蓝制服上和军衣钮扣一个一个剪下来,这衣服就被毁不能再穿了。那个年代,半夜砸门,抄家,呵斥……我们都慢慢习以为常了,也真正开始体会了街道居委会大妈和地区派出所片警的厉害。
1968年入冬以后,海生哥先去了陕西黄陵插队,第二年南生哥到山西后转去青海插队,同生姐去山西后又转到内蒙古插队。海宁哥一直拖着不下乡,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天天找麻烦,母亲单位也施加压力最后去了山西杏花村插队,我是家里最后一个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仍然不知他的死活,母亲后来去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经多方打听,我们才得知父亲被关押在安定门外外馆斜街的交通部干校,是北京卫戍区的临时监狱,一些父亲曾经的老上级如副总理习仲勋和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也分别单独关押在里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仍然活着,通过不停的申请才得到父亲专案组的许可,我们开始给父亲写信,很多次去信后,终于收到回信,是用火柴燃后剩下的黑炭写在卷烟锡箔纸后面的。看着父亲的回信,带着恐惧又异常高兴,我们省吃俭用,给父亲陆续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父亲在监狱里也舍不得用,肥皂都硬化了,食物也放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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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和平里西街照相馆,没有父亲的全家照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北京进入各种的备战准备。我们在楼里经常听到防空演习警备喇叭的呼喊,有时是居委会大妈吹口哨让大家下楼,进行防空演习。有一次海宁和海生哥坚决不下楼,就在家里躲着,居委会和派出所的警察不知怎么认定他们就在家里,来家里砸门也不开。夜幕时分,居委会大妈和片警小史冲进家来,硬是把两个哥哥扭送到派出所。在那里体罚关押了一个晚上,写了检查,第二天让他们站在十一单元门口的水泥台子上批斗。楼里所谓其他黑帮子女也在前面站了一排,算是陪斗,其中有乌兰夫的女儿云杉和林枫的女儿林京京。大家都低着头,居委会大妈喊着口号,还让人撅着他们的胳膊,弯着腰斗他们。
从那以后,海生哥的精神受了刺激,情绪非常不好,不能上学读书也不能去当兵,最痛苦的是他每天都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家里的政治环境和生活所迫他甚至要经常控制自己的饥饿,不管是在陕西农村插队还是回到北京和平里的家中,也不想和人交流包括家里的人。我们几个孩子都因为政治审查的原因只能在农村,每个人自己养活自己,由于没有钱回不了北京,母亲被迫在五七干校期间家里经常没有人住,全家几年都没有见面,那真是一段黑帮楼里的黑暗日子。
1972年经过漫长的等待,几经周折终于接到通知,亲属可以和父亲见面了,这如遇到大赦一般,我们难掩心底的情绪和安慰。几个孩子从各地回到了北京,由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为了这珍贵的见面,我们把远在湖北五七干校的妈妈接回北京。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的马有才突然通知家属,西藏军区政委XX要求我们母亲不能去见父亲,说是“担心”他们两人串供。那一天我们几个孩子下楼往公交车站走,母亲就站在“黑帮楼”四楼的阳台上,一直望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从她的视线里消失。我们五个孩子清晰远去的背影,还有父亲那被批斗的最后一面影像……那一刻依然定格在母亲的脑海里,正是母亲身心那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三.父亲回家

1975年春,专案组通知我们可以全家去看父亲,母亲高兴地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去和平里照相馆照了张没有父亲的全家照。这是七年来母亲第一次见父亲,在北京卫戍区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的接待室,当父亲步入接待室时,看到时隔七年的父亲成了一个脸色苍白、呆滞,弯腰驼背,行动迟缓的老人,母亲不禁泪流满面。那天,海宁哥拿照相机给父亲拍照片,受到了士兵和专案组的训斥,并粗暴地曝光了胶卷。由于他们在场,我们什么也不能问,大部分时间相对静坐着流泪,无语中传递着深情和悲伤。

当年7月6日中午,父亲从“监护地”突然被放回家,回到和平里家的时候,神情呆滞,举止缓慢,家里人惊讶之余不知所措又心疼至极。那时我们楼下,每天都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父亲在家里每天看书看报,很少和家人说话,我们心里都清楚,父亲从“监护地”出来实际是在家软禁,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外地插队,母亲还在五七干校,只有同生姐姐能够照顾爸爸的生活。
据了解,那时候楼里被关押的“黑帮”们,除了我父亲没有别人回到和平里的“黑帮楼”,父亲在家里只是等待最后的政治审查结论。离开监狱的囚禁回到家里的软禁期间,父亲不仅没有工资和生活费,也没有粮票和一切医疗保障。1976年唐山大地震,简易楼更加不安全,楼里的人都住在自建的地震棚里,父亲母亲和同生姐姐也和成百上千的人拥挤在地坛公园的古柏下,在地震棚中勉强度日。看大自然的感染力终于使父亲露出了无奈的笑容,父亲穿着跨栏背心看报的真实场面真是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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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北京地坛公园地震棚前,周仁山和黄静波
 
后来南生大哥也从青海回来帮助母亲,父亲年纪大了,没有医疗保障,海生哥有病无力顾及,多亏有南生哥的同学戴苏亚,她是和平里菜市场的售货员,有一小间自住的平房,就把父亲和母亲接到她的房子里去住。据小戴后来回忆,一次父亲和海生哥一起到菜市场排队买肉,父亲手里拿着只有二两的肉票,海生哥想多买些肉的可怜情景……
地震使得1976年北京的政治和生活处处充满了不确定,尽管家里的处境仍然十分窘迫,“四人帮”的倒台还是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直到1977年秋,为了生存,全家六口人还是分散在全国四五个地方,但和平里的“黑帮楼”仍然是我们心中思念的家,海生哥终因抑郁病离开了我们,而他的悲伤由于黑帮子女的烙印始终没有离他而去,也成为我们几个子女内心持久的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了不少的改观,和平里派出所的警察小史见到我们也流露出歉意,对不起当年“黑帮楼”的“黑帮”子女。而父亲在和平里三年的软禁生活中,一直不懈地和有关方面进行努力申述和抗争,尤其是在对自己的政治审查结论。1975年12月12日,父亲收到了专案组转来的西藏区党委第一次给他做的政治审查结论,主要内容是周仁山文革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历史上有严重的问题。1978年5月4日下午,专案组马有才回西藏前来和平里家中再一次谈对父亲的结论问题。
 
然而,在西藏党组织没有对父亲有政治审查结论,没有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时,经中央批准,5月19日我特意陪同父亲乘飞机赴乌鲁木齐。五天后,1978年5月24日中央批准周仁山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常务书记。
1979年1月和6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两次向中组部上报周仁山的审查结论,均遭到父亲的异议和申诉。1979年10月26日,区党委第三次上报周的审查结论,撤销了对周的所有错误决定,“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党组织生活,政治上彻底平了反。1980年3月15日,中央批复同意第三次上报结论。从1975年5月至1978年5月父亲一共写了五万多字的申诉材料,自1968年6月到1978年5月的十年的批斗、关押、软禁中父亲的抗争终于基本有了结果,父亲和我们全家每一个人也在这十年北京和平里“黑帮楼”的生活中留下人生最难忘的痛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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