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核盾 ——追忆父亲赵敬璞（一）

1918年阴历除夕，我的父亲赵敬璞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镇。我家祖居徐州东南六十里房村镇北的小赵庄。村中多为赵姓。据奶奶说，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出发，移民于此的。徐州附近有多个赵庄，可见当年的移民规模。

父亲小时候，家庭原是中农。爷爷赵典章性格剽悍，年近二十岁外出投军，靠敢打敢拼，在军阀储玉璞部队中当上团长，并任储玉璞的副官，由此发家，回家乡买了土地二百余亩。1928年爷爷从部队退伍，带了一些骡马回乡，并且带了一些枪械做看家护院之用。爷爷常年住在徐州城里。父亲从少年时代就目睹爷爷与当时徐州城中的国民党官吏、帮会人物来往，抽大烟、吃吃喝喝的腐朽生活，很是反感。

父亲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随着年纪增长，他对黑暗的社会越来越痛恨，总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写作文时，父亲已表示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爷爷的朋友看了父亲的作文后，对爷爷说：“你对儿子希望越高，失望就越大。”父亲上高小时，深受武侠小说影响，曾想父母去世后，访问名师，成为侠客，扫尽人间不平事。为此，他还在腿上绑沙袋，练习“飞檐走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深， “九一八”之后，南来北往的抗日团体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经常在徐州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激发了父亲强烈的民族意识。父亲自此开始广泛地阅读各种左翼书籍，包括共产党的宣传品。从思想上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参加学生抗日游行后，回到家里，爷爷却让他去烟馆买大烟泡，供来家中的朋友抽。这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增加了他对家庭的鄙视。

“西安事变”爆发时，父亲在徐州新新中学上高中一年级。父亲在学校慷慨激昂地说：“蒋贼杀之无妨。”这些言论被反动学生汇报到校方，被迫退学。

1937年5月，父亲收到已是共产党员的同学顾永田发自太原的一封信。信中说，太原抗日气氛高涨，在徐州不可以公开说的，在太原可以说；在徐州不可以公开做的，在太原可以做。父亲拿了家里一些大洋，毅然出走太原。由顾永田介绍，考入薄一波等同志在太原开办的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同年6月，集体参加牺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七七事变”后，父亲参加了山西新军青年抗日决死队，编为决死一纵队三大队八连队员。1937年9月，决死队北上抗日，恰逢太原会战失利，部队撤到五台，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10月父亲被调回太原受训三天，即被派往长治县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

当时山西省处于阎锡山和我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两种力量、两种政权共存的政治形势下，父亲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的长治地区（五  专区），由阎锡山派的专员兼长治县长徐继川管辖。刚到不久，父亲就因为发动群众，执行“合理负担”等政策问题，和徐继川拍桌子大吵起来。群众发动起来后，徐继川害怕政权被共产党掌握，于是写信向阎锡山告状，在信中称父亲“以武汉时代赤色分子的工作方式，煽动群众，制造社会不安”。1938 年 2 月，阎锡山下令解除“共党分子赵敬璞”的职务。薄一波同志给他改了个名字，派回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工作。决死一纵队连以上指挥员全部是党秘密派遣的红军干部，营以上政治工作人员全部是老地下党员。父亲虽不是党员，但由于组织信任， 担任了一营一连指导员。

父亲任连指导员期间，工作积极，不怕牺牲。当时有些军事干部（当时决死队还有相当多的来自阎锡山部队的旧军人）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是 “卖狗皮膏药”。为了让这些人信服，父亲在1938年夏秋，部队出击同蒲铁路沿线时，凡本连有战斗任务，即使是班或排为单位，也亲带部队出发。一次与鬼子作战中，他率领十几个人，与大部队失散，藏在一座庙里，坚持至黑夜，突然甩出所有手榴弹，突出包围。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父亲获得了一定的战斗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党宗旨和政策的认识也日益深刻。营教导员傅雨田同志也把党的文件和书籍给父亲看（党尚处于秘密状态），耐心地从思想上帮助父亲。1938年10月，部队在寿阳作战时，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到1940年期间，父亲曾任团组织干事，代教导员。阎锡山发动攻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后，为充实部队，游击一团与决死三总队合并为25团，父亲任连指导员。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是稳定部队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政治工作者想尽了办法。父亲晚年，曾经给我唱了一首当时的歌：“报告指导员，老婆子不要脸，我要参军打日本，她就要离婚……”歌声苍劲， 把我带到了烽火连天的年代，也可见当时政治工作之艰难。

1940年 2月父亲调任太岳纵队青年知识分子训练队（简称青训队）任指导员。1940年秋青训队与太岳纵队教导大队合并，父亲任指导员、组织干事、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

教导大队边学习，边战斗。参与了严酷的反阎顽斗争，“百团大战”，反扫荡斗争。父亲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太岳根据地条件极端艰苦，平时部队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黑豆、小米等杂粮。打仗时，才能保证部队吃上有些菜的饭。反扫荡最残酷的时候父亲得了伤寒，由战士们抬着转战敌后两个多月，在没有得到任何医治的情况下，竟然死里逃生。

1943 年 3 月，父亲调任军分区巡视组长，1945年2月任太岳一分区 3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1945年10月上党战役作战结束，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太岳军区组成太岳支队（五个干部团）赴东北。父亲任干部团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出发，行军至洮南，遇到国民党地下军伏击。由于出关时把武器留给了老部队，只有一个警卫排有武器，全团干部被俘过半。父亲率团部在车站坚持一昼夜，得到白城子军分区和苏联红军的支援，始得脱险。被俘干部全部乘机脱险。“文化大革命”时，不断有造反派找父亲调查有关干部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父亲说：“这些同志表现都很好，没有一个投敌叛变！”

通过这次事件，父亲对东北地区地方武装发展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地方武装发展，有求量不求质的倾向。由于老的骨干部队少，使一些伪满军人、土匪甚至隐藏的国民党势力混入部队，部队又未经充分改造，随时可能叛变。12月到达嫩江后，他即向省委书记刘锡五汇报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要集中老的骨干，掌握部队下层，必要时老骨干可以降级使用， 以逐步建立拳头部队， 打开局面。省委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并任命父亲为警备二旅四团政委，带老部队五个整连， 形成二旅的主力。实践证明父亲的看法是正确的。由于部队扩充过快，混迹其中的土匪、 国民党反水、叛乱，攻打地方政权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父亲抓住了稳定部队基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安全保卫等工作要点，部队没有发生大问题。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龙江、景星、甘南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 剿灭土匪。先后任东北骑兵师二团、一团政委。父亲对这支部队很自豪，聊天时对我说：“骑兵团行军，马队有一里路长。我一人两匹马，穷追土匪，昼夜不停。土匪闻风丧胆。”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大股土匪，要求投降。

父亲带两个骑兵连前往受降。部队包围匪巢后，匪首表示，要和父亲见 上一面。父亲带了警卫员，闯入匪巢。匪首见到父亲后，表示要看看父亲的手枪。父亲把手枪给他看，同时也把他的手枪拿来看了看，扔到桌子上，并且说：“你这破枪，不行！你这破队伍挡得住骑兵团的马刀吗？”

匪首在我军气势威压下，率部投降。父亲这一事迹受到军区通报表扬，报纸上也进行了报道。匪首交地方政府后，却由于罪大恶极，被公审枪毙。这一事件，对其他准备投降的土匪产生了影响，大批土匪向内蒙古逃窜，增加了剿匪难度。

转入战略反攻后，父亲参加了收复四平、攻打天津等战役。1948 年 4 月父亲任四野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组织部干事。平津战役中，总攻天津开始前，父亲到前线巡视准备工作。后来并未返回总部，而是协 助指挥一线部队打入天津市内。后来据父亲回忆，天津市内的马路上血迹斑斑，牺牲了不少战士。四野打到广州，父亲任15兵团直属政治处主任。在广州与同在政治处的母亲李燕结婚。15兵团领导机构与13兵团对调，北上组成志愿军司令部。父亲任志愿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委、直属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22日入朝参战。

在志愿军司令部，父亲参与了一至五次战役的战役准备与保障；协助解方参谋长组织协调志愿军的作战、总结等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领导下，主持了司令部的历次政治教育、学习活动；司令部的“三反”“五反”运动；1953 年以“反登陆作战”为中心的业务学习；组织接待了祖国人民慰问团。父亲还负责管理司令部的警卫、卫生等工作。由于统一领导司令部的行政、党政工作，工作繁忙，杂乱，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努力工作，对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党政建设和保证志愿军司令部完成指挥任务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获得了彭德怀司令员的肯定与表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业务学习会上，彭总幽默地说：“这个赵某人要我在会议上发言，我不敢不来。”

当时，条件艰苦，但是志愿军司令部仍经常举办舞会。有些领导干部对跳舞颇为热心，彭总对此很不以为然。父亲一生从不跳舞，因此彭总对他很欣赏。有一次汇报完工作，彭总留他一起吃饭，感叹地对父亲说：“老赵啊， 咱俩一样，对跳舞都不感兴趣。军队老搞这些成什么样子！” 彭总曾有意让父亲给他当秘书，父亲认为文字工作非自己所长，没有答应。后来，彭总视察哈军工，接见领导干部，看到父亲时说：“这个我认识，志愿军的老同志。”

父亲于1956年5月回国，是志愿军总部处级干部中在朝鲜停留时间最长的。1957年8月，父亲从解放军高等政治学院学习完毕后，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4系（装甲兵系）任政委，兼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委。

1960年6月，父亲奉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核武器局）任党委书记。在父亲到任之前，九局由李觉将军兼任临时党委书记。父亲是九局第一任党委书记。在此之前，父亲的老领导王鹤峰想调他到黑龙江省任省委副书记，接到中央命令后，父亲毅然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从此为我国核工业与核武器的发展，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当时，我国核工业正面临严峻挑战，摊子刚刚铺开，苏联撤退专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221 厂（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和核武器研究所处于建设和研究的起步阶段，面临严峻抉择。

父亲早年照片

作者简介

赵英，1952年生于沈阳。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2年-1984年在《中国教育报》记者。1984年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政策研究室任新闻发言人。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赵群，1957年生于沈阳。1976年入伍，海军37822部队56分队1980年复员。1981年后在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