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9日，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万人公祭。
任弼时主持祭礼，李克农宣读祭文。
仪式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等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去世的这位同志叫做林育英。
他与两位堂弟林育南、林彪（林育蓉）并称为“林氏三兄弟”。
林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
受堂弟林育南和恽代英的影响（二人为林育英的入党介绍人），他很早便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2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几年间，林育英从事了大量组织工人罢工、发展新党员和建立秘密联络站等工作。
期间还曾于1924~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专业培训。
由于长年从事白区地下工作，使得林育英拥有林仲丹、张植三、林春山等多个化名，当然流传最广的还是“张浩”。
在风声鹤唳的1927年，林育英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队长的对外身份开办秘密联络处，为多场起义提供了情报信息支持。
1928年初，武汉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转移上海途中，林育英为了躲避审查还一度到安徽出家为僧，法号明持。
之后他以大师的身份千里化缘到达上海，整个旅途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位于上海静安区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从1928年底开始，林育英在上海中央的指导下工作，与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相熟。
期间，他曾于1930年化名林仲丹赶赴东北，奉命组建了满洲省委并出任省委书记。
那个年代的东北多方势力复杂交织，林育英曾因叛徒告密被日本军警关入抚顺警察署监狱一段时间，1932年1月才被营救释放。
重新回到上海后，林育英发现，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一批人去了中央苏区，另一批人辗转去了苏联。
于是在1933年初，林育英由上海乘船经欧洲抵达苏联莫斯科，成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旅苏期间，他与上海时期的老同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先生（《鲁赤水》）等人一起工作。
直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及陈云的到来。
1934年10月，上海局的电台遭到国民党破坏，从此中央红军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便完全中断。
之后的湘江战役重大损失、遵义会议等关键信息，共产国际完全不知晓。
正因如此，在攻占泸定桥暂时摆脱危险的当晚，中央立即启动了《陈云的莫斯科之旅》。
陈云给莫斯科带来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
他详细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央和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介绍了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严重损失。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建立联络用的电码在上海不慎失落，此行并未建立起中央红军与莫斯科的联系。
为了恢复联络以及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经陈云、陈潭秋举荐，大家一致同意由林育英出马担此重任。
一方面因为他敌后经验极其丰富，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其声望较高（1930年与朱德、陈云同期增选为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人脉广泛，和周恩来、张闻天乃至张某焘等红军领导人均相熟。
为了防止暴露秘密，出行前，化名张浩的林育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枯燥单调的密码本内容反复背诵，铭记脑海。
路上不能携带一字一纸。
林彪、林育英与毛泽东
1935年9月，化名张浩的林育英从莫斯科出发，共产国际老大季米特洛夫亲自为他壮行。
张浩在莫斯科买好了皮大衣、箩筐和一峰骆驼，然后将一些生活用品装在箩筐里，乔装成一个皮货商人，和机要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经过缜密的判断，他们最终决定从外蒙古方向步行回国。
当时苏联回中国内地的路主要有三条——新疆线、蒙古线、东北线。
前者路途极为遥远，后者则是日军占领区。
中间的蒙古线尽管需要穿越茫茫沙漠，但相对来说已经是最为妥当的一条通道。
另外一层考量，可能是苏联情报部门综合陈云带来的消息以及中国国内的报道，大致判断出了中央红军可能的行军方位。
1935年11月，一路风餐露宿的张浩终于抵达陕甘宁边区定西县。
在与当地的赤卫队相遇后，他提出要见中央领导，于是被边区民兵捆绑着送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一见面才发现，所谓的“神秘皮货商人”张浩原来就是林育英。
瞬间紧紧拥抱了起来。
当年12月，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召开。
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林育英则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方针路线。
会上还成立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林育英任副书记，负责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
唯一遗憾的是林育英熟记的密码本并没能够建立起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陕甘宁边区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通讯要到1936年6月份了。
瓦窑堡会议旧址
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亲自找到了林育英，拜托他帮忙一件大事——劝张某人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众所周知，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处于分裂状态，张甚至另立了一套班子。
不过由于川西分兵的事件发生在陈云走之后，因此莫斯科方面对其中详情并不了解。
林育英回国前也没有被共产国际赋予调解红一红四分歧的重任。
尽管如此，在接到毛泽东的请求后，林育英当即出面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做张某人的工作。
先斩后奏。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南下分裂的张，要求其取消另行建立的中央，并给其台阶下：
“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之所以以“兄”相称，是因为林育英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二人早年一同从事过工人运动，共过患难，“（对林育英）极为看重”（张回忆录原话）。
1月17日，张向林育英复电：
“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紧接着，林育英再次致电提议：
“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和党内统一。”
经过几番较量，张在共产国际大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率军北上，同时取消其“中央”，改组为西南局。
1936年10月19日，林育英代表中央迎接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7年2月，在获知西路军情况危急后，中央以原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为主力成立援西军。
考虑到林育英特殊的身份，最有利于团结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因此决定由他出任援西军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司令。
而援西军，也就是后来129师的班底。
抗战初期，林育英以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兼任129师政委，与刘伯承一起建立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时间，八路军三个师中“林氏三兄弟”占了俩。
1938年1月，林育英因旧病复发返回延安，改派邓小平赴129师接替其职务。
之后几年间，他一边疗养，一边从事自己熟悉的工人运动工作。
1942年初，林育英的病情迅速恶化。
2月14日，刚刚回到延安的林彪到交际处看望了父亲林明卿后，连忙赶去堂哥林育英处，听候遗嘱。
3月6日凌晨，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病逝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其守灵。
值得一提的是，林育英对于抗战前期保护红四方面军将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坚持将张的错误政策与官兵们进行区别，拒绝用分裂事件来抹黑红四方面军的战绩。
正因如此，在一些原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回忆录中，时常会出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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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林育英往事